前修未密 后出转精——试论《文心雕龙·诠赋》的理论价值

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至汉代而特盛。据班固记载,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的进御之赋就有千余首。创作的繁荣促进了批评的兴盛和理论的拓展,汉魏以降,论赋之言日见其多。刘勰之前,已有不少论赋文字见诸文史典籍。但大都是零缣断简,片青只语,均有“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之弊。而求其能“弥纶群言”,“擘肌分理”者,当首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诠赋》集前人赋论之大成并加以发展,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篇全面探讨赋     

论汉赋文化机制的多元性

昔人称汉赋为“一代之文学”,其中包含两层意义:一、汉赋恢宏先秦文学,有使赋体文学定型之功绩;二、赋在汉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是任何一朝所没有的.前一种意义内含了赋体文学的渊源问题,后一种意义又标明赋体文学定型于汉代这一文学现象,表现了汉赋在汉代的特异性和包容性.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关于“词”的名称与定义的重新审视与界说

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后起的文学体裁,作为“一代文学”的典范形式,“词”和“宋词”的概念已在宋代以来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词学”和“词史”研究中被广泛运用。但是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有它发生、发展、繁盛、衰落的演变历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的体裁名称是变动不居的,它的内涵性质也是确定的。尤其是象“词”这种文学体裁,不仅是在中国古代诗歌长河中流淌了干余年后新分溢出的一个支流,而且更经历了一个由综合艺术中独立出来而回归诗歌长河的漫长而曲折的演变历程。与其它文学形式相比,“词”的名称尤其     

魏晋赋泛论

赋作为一种文体,兴起于战国,盛行于汉代.当五言诗在汉末成长起来的时候,魏晋的赋仍然十分流行.曹植兄弟、建安七子以及两晋的诗人,都写了不少的赋作.建安诗人分题赋篇,左思赋三都而洛阳为之纸贵.然而,在旧的文学价值观念的衡量之下,“劝百而讽一”的赋是被贬斥的.历代诗词文的评论著作汗牛充栋,而有关论赋的专著,却仅元人祝尧的《古赋辨体》、清人李调元的《赋话》等几种部头很小的东西,近几十年对于一代文学正宗的汉赋的研究也是不够的,对魏晋以下一个时代的赋体文学的研究就更不多见了.本文即想在这方面做点粗浅的探索,愿专家指正.     

曹操与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由群雄并起的东汉末年，经三国鼎立时期，直至“五马渡江”之后，仍微波尚传。它上承西汉，下开盛唐，独领风骚数十年。也正因为它的发展，打破了汉代几百年来文人诗坛的沉寂，开辟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新时代，成为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文学的一个新的高峰。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东汉末年文坛的领袖，他统治整个建安文坛，开创了一代诗风、文风，组织、保护了一代文人，给后世的文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位帝王作家，他的功绩是卓著的。一、曹操对改变汉代文…     

论李清照词的抒情艺术

词至宋蔚为大观,成为一代之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词有其自身的风格和特点。作为婉约派的代表词人李清照,特别强调词这一体裁的抒情功能,她在《词论》中首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查礼说:“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从李清照现     

文、赋相参乃为新

“以文为赋”和“以赋为文”,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中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系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成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以敏税的学术眼光,关注到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及其产生的必然性,并对其在文学史的创新意义,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一）文、赋相参是宋型文化的产物。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宋以前,它经历了古赋（包括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咏物小赋以及杂赋）、徘赋（即…     

“西塞山前”并非张志和所作

有名的“西塞山前白鹭飞”等五首《渔歌子》词,几百年来都认为是唐人张志和的作品。但实际上,它是颜真卿赠给张志和的词,作者不是张志和,而是颜真卿。 记载这一历史真相的是唐人朱景玄。他在《唐朝名画录》中说:“张志和或号烟波子,常渔钓于洞庭湖。初,颜鲁公典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即《渔歌子》,下同,笔者注)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     

探索王国维词学体系的另一个维度——《词录》与王国维“为学三变”的文献学取向

作为中国早期词学专科目录著作,《词录》是王国维迈入“文学时代”、顺利实现学术转型的第一批具体成果。这部词学目录与《人间词》、《人间词话》、《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等书产生“协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创作—理论—文献“三维一体”的词学体系,其学术价值集中体现在与《人间词》的词创作、《人间词话》的词学理论建构之间的互补上,真实反映了他对于“可爱”且“可信”的学术境界的追求与构拟,更凸现了其文化心态的转变。     

基于扎实的文献基础的学术力作——冷卫国《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评介

正赋作为中国古代韵文四大体裁(诗、词、曲、赋)之一,享有崇高的文学地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与诗、词、曲批评史的较为深入相比,赋学批评史则显得非常落后。冷卫国教授《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12月)的出版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快事。本书以系统完备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对汉魏六朝的赋学批评进行了客观而     

赋学批评方法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兴于战国,盛于两汉,经晋唐以来千年衍递,自成统绪.近人刘咸炘《文学述林·文变论》云:“赋之为诗,诗之为词,词之为曲,其变也,乃移也,非代也.盖诗虽兴而赋体自在也.铺陈物色固有宜赋,不宜诗者矣.”此说甚明赋体“自在”的意义.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待“赋”体的独立,昔人或     

汉大赋与汉儒学

<正> 两汉文坛,先后涌现出许多骚体赋、骋辞大赋和抒情小赋的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了汉代文学的正宗;他们的创作实践,预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而在这些赋体文学中,作为一代独立文学样式的骋辞大赋,即通常所称的汉大赋,则更以其崭新的面貌,运用华丽端庄的辞藻,囊括万物的格局,显示出汉帝国如日中天的宏伟气魄,张扬了汉帝国的赫赫威仪,因此受到了统治者的鼓励和提倡,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汉赋闲谈

要给赋这种文体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不很容易的。它象诗,却不是诗;象“骚”,却不是“骚”;象散文,却不是散文。它象诗一样要求押韵,象“骚”一样体制宏大,象散文一样采取长短不齐、富于变化的句式。从本质上看,它最突出的特点是“铺采(扌离)文,体物写志”。赋在有汉一代极盛,体制大备,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然赋之盛非赋之源也。 赋是由诗发展而来的。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自诗出。”他们都指出了赋的渊源所自,为我们考察赋的由来     

论汉代骚体赋对楚辞文体的接受

骚体赋和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两种最重要体式,在汉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乐府五言诗又交互影响、互相浸染,形成骚散相兼体赋。汉代骚体赋摒除其祭祀意味,继承其幽愤情怀,以悼念屈原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慨为主,在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赋与道家精神的结合,在深层次上实现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曲胜。      

枚乘、枚皋父子小传

枚乘(前?—前140年)与其子枚皋均为西汉重要辞赋家。淮阴(今属江苏清江市)人。枚乘,字叔。曾在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的宫廷做过郎中和文学侍从。辞赋《七发》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汉代大赋的前驱。该赋对“公子王孙”骄奢淫逸的放荡生活作了真实的暴露和深刻的描写。文词伟丽,洋洋洒洒。它奠定了新体赋的形式,促进了汉代辞赋的发展。引起后代许多作家的模仿,形成了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号为“七体”。据统计,唐以前仿枚乘之作者有四十家之多,汉武帝登位,派遣使者以“安车蒲轮”(以蒲草裹住车轮,使车子安稳)接枚乘来长安,因他年     

汉代小说略论

汉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肇始时期,“小说”一词在汉代也成为专用名词。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秘府图书时,对当时存在的“小说”进行了校录。汉人小说,至今或佚或残,已无完秩。今传所谓的汉人小说若干种,如《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等,皆为伪托之作。     

从一个新角度看张惠言与王国维二家说词的两种方式(续《灵谿词说》之五)

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常常喜欢用政治和道德的尺寸来衡量文学作品。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一种文学体式从兴起时就突破了这个规范,它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完全是一个例外。这种文学体式就是唐五代的令词。 词,就是歌词。它本来流行于市井里巷之间。文士们觉得它的曲调很美但文词不美,于是就自己下手来填词。后来有人把他们的词编选了一个集子,这就是我国最早的词集——《花间集》。西方把这本词集的名字译为“在花丛里唱的歌”。这名字很美,而且名副其     

论“楚辞体”的演变——兼谈屈原作品的文体

“楚辞体”(即“骚体”)以强烈、鲜明的民族、地方特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楚辞体”文学前承“诗三百”,后启汉赋,成为“一代之文学”。它在“风雅寝声”两百多年后,“奇文郁起”,继承了《诗经》的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和文风,加以发扬光大,成为后世“赋”体文学形成和发展的胚胎;而其自身的演变也体现着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因为存在着对“楚辞体”自身的演变过程以及其和前后文体的启承关系的模糊认     

“卓絕汉代”的司馬相如的賦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前117年)是西汉最为杰出的辞赋家,他对汉赋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意义,历来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或以它寓有讽谏成分,因誉它为“古诗之流”(班固语);或以它“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音”,因嗤之为“雕虫篆刻”,声称是“壮夫不为”(杨雄语)。两者无非是各取它的一个表面,并按照儒家诗教的要求加以褒贬,谁也没有越过这个界限。一直到现在,大多数的文学史家,评论家,也还是用儒家诗教的观点评价司马相如的赋,称它为“宫廷文学”,认为司马相如是一个标准的“御用文人”。只有鲁迅一反上述的观点。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以反诗教的精神,指出司马相如的赋“不师故辙,自攄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给予很不相同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