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乡愁:当代台湾电影的日本想象

台湾电影的日本想象在"解严"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作为一个殖民帝国主义的负面形象,悄然变身为"殖民地怀旧"与"大众文化迷恋"的对象。"殖民世代"的"恋日情结"与"战后世代"的"文化哈日"在电影中混杂汇聚,共同形成了一个融铸"后殖民乡愁"和"国族身份狂想"于一体的影像奇观。重构"日本想象"是台湾社会进行主体历史再生产的重要内容,其不过证明了当下台湾社会的物质生活与文化想象,依然笼罩在殖民主义的无意识梦魇中,"去殖民"仍然是一个有待在未来完成的项目。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华语电影诗学的整体建构

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近30年的华语电影研究存在主体性和审美性的不足。因而,华语电影诗学应坚持以审美为中心,从美学、文化和产业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华语电影的独特类型、主题模式、文化传统、身份意识、审美传统、产业模式等进行总体的和整体的研究。因为存在迎合西方、片面追求票房和偏重散点运作等方面的问题,华语电影产业进军海外市场并不理想。我们应立足华语社群,重点发掘泛亚电影市场;积极培育产业链;成立“华语电影产业集群”。讨论李安等的武侠电影的成功之处,是一个关乎全球化时代华语电影发展的重要问题。《卧》等影片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叙事策略的转变。它们不再满足于刀光剑影生活的奇观化呈现,而是通过叙事主旨的“去江湖化”、叙事方式的个性化和叙事内容的人文化,策动了一场华语武侠电影叙事策略的变革。     

“比较电影”视野下华语电影融合汇流的历史进程分析

运用比较电影、电影文化学等方法,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三地电影融合汇流的历史进程,旨在为新世纪华语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研究的参照。结论认为,未来两岸三地的电影业应超越传统的合作模式,采取一种更高层次创新融合的发展策略,即在产业、文化的深度交融中保持各自原有的核心优势,积极适应新语境中观影群体审美趣味的变化,合力打造更具文化影响力的新华语电影。     

《安娜与国王》——后殖民时代好莱坞电影的一次表意实践

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化背景之下,以美国为中心的好莱坞电影改变叙事策略以期敲开华语电影市场之门,世纪之交的《安娜与国王》恰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导演借爱情讲述了一个基督教文化如何挽救非基督教世界的神话故事,借异教徒的他者之镜构建西方福音传播者的"自我"之像,借异教徒的他者之像重新构建美国电影的新蓝图。     

学术史视野下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成书始末及相关问题研究

由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和邢祖文共同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于1963年出版,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将《中国电影发展史》置于中国电影研究学术史的维度予以观照,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结合相关当事人的口述或回忆,通过对该书成书始末及相关问题的辨析和梳理,可以从一个侧面集中考察《中国电影发展史》。     

中国电影研究学术发展史纲

 有关中国电影的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中文和外文两个部分,其中中文是主体。中文发表的中国电影研究学术文献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些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零星的,之后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一直延续至今。由于政治、历史和工业的原因,三地的中国电影研究在一段时间内都以本地区作为重点,同时对其他地区选择感兴趣的主题加以研究。在方法上,大陆电影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主要切入点,到八九十年代则转向以美学、文化和工业为切入点;香港和台湾的电影研究以工业、历史和类型作为主要关注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岸三地的电影研究对彼此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关注和互动。在新世纪, “华语电影”这一超越政治边界、涵盖两岸三地中国电影的新概念为中国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以外文发表的中国电影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中在欧美以英文发表的成果居多。它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日益成熟,并对本土研究产生影响。今天,中国电影研究（或 “华语电影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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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影的现代性书写

在海峡两岸互动频繁的时代语境中,有必要重新审视台湾电影所映射的中华文化传统,揭示出蕴含其中之现代性的张力结构。台湾电影的现代性,首先体现在社会历史层面,即对民族认同、传统构建、文化想象等方面的叙事显影。而对现代性的反思之维,则表现为对国民性的反思继承,与集体理性的亲和疏离,个体生命的审美救赎以及流行话语的建构消解。     

试述费孝通民族社会学研究的视野

以民族社会学研究的视角,从学术简史的两条背景和线索,贯穿民族研究的关键词“社区、整体和文化”及贯穿其中的历史功能观,对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社会学研究视野进行分析和总结,希望借此丰厚中国本土民族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基础,推动中国民族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反思与启示

 在台湾电影发展史上,20世纪80年代初掀起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与同一时期先后发生的香港新电影运动和大陆新电影运动交相辉映,汇聚成了中国电影创作发展的新浪潮。在此期间,相继出现了一批创新意识和个性风格较鲜明,艺术质量和美学品位颇高的优秀影片,既让世界影坛刮目相看,也让更多的域外观众了解和领略了中国电影的美学风貌。虽然当下台湾电影和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在生态环境及创作、产业和市场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当年新电影运动所体现的艺术创新精神,以及电影艺术家对社会现实和近现代历史的关注与批判精神等,仍然值得积极倡导和大力弘扬。因此,重新回顾、反思这一艺术创新运动,探讨其意义和价值,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并从中获得一些新的启示,无论是对推动中国电影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健康有序的发展,还是对重写中国电影发展史,都是十分重要和非常必要的。       

“第三极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电影美学

第三极文化理论对中国电影美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在第三极理论的视野下,对中国电影的美学渊源、美学精神、美学内涵进行重新观照,有助于解释或解答许多困惑性的问题,尤其对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从都市到乡村:当下台湾电影的空间政治学

台湾电影在极度惨淡后终于迎来新生,不断刷新票房纪录,成为近年来华语电影的亮点。它以都市危机为切入点,反思与省籍意识相关的岛内空间的布局与规划。"地方感"在电影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借助"观光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再规划"中获得了自身的地位。这种经济的"量变"积累逐渐产生了政治影响,促使地方政治的变局。但是,受限于岛内政治现实,台湾电影始终未能真正成为表达"政治异见"的"小媒介"。     

清前期平民领照渡台的范围探析——兼议限制渡台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

清前期的领照渡台制度,初期仅以防止奸民渡台为目的,家眷渡台可能还未被严厉禁止.康熙五十年前后,由于担心渡台人口增长过快,提出限制无产业无家室的单身民人渡台,清廷对于领照开始有更明确要求.雍正二年前后开始严格禁止偷渡,领照内容更加细化.此后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几乎禁止新的民人渡台.清廷严禁民人渡台的原因,一是担心台湾人口超过其所能承受的限度;二是怀疑冒险渡台的闽粤穷苦民人品行非良,人数过多将致无穷之害.朱一贵起义更加重这一判断.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福康安等人的实地调查让清廷比较客观地认识台湾与民人渡台问题,重新允许单身无业民人渡台,并允许搬眷.至此,领照渡台制度的内容基本稳定下来,直到牡丹社事件后被放弃.     

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台方针政策的基本特点

通过对建国后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台方针政策的历史分析 ,指出我们党对台方针政策 ,尽管由于时代和历史背景的不同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调整 ,但是在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基本立足点和对台工作的战略考虑上 ,是一脉相承的 ,充分展示了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台方针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     

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研究——一个历史的视角

美国因素是制约台湾问题历史、现状和最终解决的根本性国际因素。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是指美国控制台湾并阻挠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立场、政策与行动。文章从历史视角考察了美国因素存在和演变特征,得出的结论是:(1)美国控制台湾的政策目标一贯而恒定。(2)美国因素发展和演变的根据是其全球安全战略。     

从台湾抗日运动诠释台湾民族主义--评介《民族主义与台湾抗日运动》

<民族主义与台湾抗日运动>从近代台湾历史演进的视角,全方位地诠释了台湾民族主义.该书有两大贡献:一是对台湾抗战史作了填充空白式的研究;二是通过对台湾抗战史的梳理,彰显了台湾民族主义根之所在.该书指出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主义同一血脉,特别指出后来成为台独的所谓台湾意识,是在台湾遭受日本侵略中产生的,而在台湾抗日运动中产生的台湾民族主义恰恰是认同一个中国的思想基础.     

台湾问题解决的国际法思考——兼论《反分裂国家法》的国际法依据

2005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开始有效地遏制了岛内分裂势力的进一步猖獗。这部法律之所以取得重大的成效,主要在于我们首次运用法律手段来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特别是在熟练运用国际法手段解决带有复杂国际因素的国内问题,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开启了崭新的思路。     

小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演变与特点

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核心的问题,小布什执政后对台政策的演变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并制定对策,本文基于这一认识,做了一些粗浅的分析。     

回归前后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变迁及其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

国家认同是国民对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产生的归属感。在客观环境和主观操纵的双重作用下,“国家认同”逐渐成为港台两地同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问题。考察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现状,不仅能够检视“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效果,而且由于港台两地存在的诸多相似性,有助于我们了解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状况并预测其发展方向。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对美国电影的态度

尽管美国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大城市市民喜爱美国电影,但是从进步知识界和电影界的普遍文化立场看,中国电影人对绝大多数美国商业电影采取了抵制和批判的态度,这反映了中国电影知识分子在明确的民族情感下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本土立场和清醒的文化理性精神。通过舆论这种民族情感和本土立场也在广大民众中逐渐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