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人尚钟看钟氏的由来

古人每每将钟鼎并称对举。在周朝,钟是音乐的表率,鼎是王权的象征。在楚国,钟既是音乐的表率,又同鼎一样是王权的象征,尚钟之风,于楚为烈。其证甚多,择举如次。(一)从出土文物看。楚之王公贵族,以随葬钟乐来显示自己的显赫声势和文化素养。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传世和零星出土之楚钟主要有楚公钟(吴大徵《(?)斋集古录》卷二),楚王媵邛仲(?)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65页),楚公逆钟(同上),楚王领钟(同上),楚惠王钟(《七国考》卷七引赵明诚《金石录》)等。出土成套编钟的墓,主要有楚令尹子庚墓、信阳长台关大墓、临澧一号墓、楚幽王墓等。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     

从"宣王伐鲁"看嫡长子继承制

本文通过分析西周“宣王伐鲁”事件之原委 ,揭示“天子立君”与嫡长子继承制之间的冲突 ,从而从一个方面探析嫡长子继承制存在着有碍西周政权统治的不合理性 ,同时又得出“宣王伐鲁”这一事件的历史合理性 ,并期望从制度层面提出西周社会转型到春秋与战国的一种解释的可能     

齐桓公伐楚的历史见证 --读《海阳嘴子前》

海阳嘴子前春秋墓出土了一件典型的河南淮阳陈国铜器。 70年代以来 ,豫南、鄂北诸国铜器不断在山东出土 ,而山东铜器又在湖北有所发现。这些铜器的传播与嫁女、迁徙和馈赠都没有关联 ,根据铜器年代和出土地点可以判定是齐桓公伐楚造成了这种同一时期铜器双向流动的现象。海阳嘴子前属于莱国墓地 ,文献中没有莱国参加伐楚的记载 ,应据考古发现补充经籍阙佚。     

湖北省楚史研究会一九八五年年会简介

湖北省楚史研究会1985年年会,于10月14日至17日在曾侯乙基编钟出土所在地随州市召开。参加会议代表80余人,收到论文50篇。河南、湖南、安徽、贵州等兄弟省市的学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围绕曾、随、楚方面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曾侯乙墓的国属问题。1978年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及其大型编钟发掘出土后,名震中外,这一座大型战国墓究竟是楚墓还是其他诸侯墓,许多学者曾撰文进行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称“曾国之谜”。这次会议对地处古代楚国腹地的曾侯乙墓的国属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入讨论。有的同志从曾侯乙基出土的文物数量     

司马子期的国别与“楚伐中山”的真伪——兼与天平、王晋同志商榷

战国时期的中山,地在赵、齐、燕三国之间,楚国则在韩、魏、宋三国以南。两国一北一南,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可言。但在《战国策》中,有的记述似乎也牵涉到楚与中山的某种关系,甚至出现了楚伐中山的说法。近年来,有的文章更明确提出楚曾伐灭中山,其中尤以天平、王晋的《试论楚伐中山与司马子期》(以下简称《试论》)一文最具代表性。由于这涉及到楚与中山的某些史实的真伪,故本文拟提出一些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周宣王杀鲁懿公辨

《中国史稿》第一册(1976年版)第292页说:周。宣王还伐鲁国,杀死鲁懿公,强立其弟孝公,从而同姓诸侯也就出现了不和的现象。”宣王杀鲁懿公之说,误。《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懿公九年     

嬭加编钟铭文新释及相关问题考辨

通过分析嬭加编钟铭文,首先对嬭加的身份、时代进行考辨,指出铭文"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是嬭加自述,"余"为嬭加自称,"文王"并非周文王而是楚文王,"穆"亦非曾穆侯,而是楚穆王,并判定嬭加编钟的时代为公元前614年之后不久.同时,可论定嬭加之丈夫曾侯宝应属春秋中期中段之人,不应早至春秋早期晚段.此外,亦可将随仲嬭加鼎的年代范围确定,其应制作于楚穆王在位时期(上限为前625年,下限为前614年)."加嬭簋"应是加嬭嫁至曾国后所作,年代与"嬭加编钟"接近或同时.在曾、随关系问题上,至迟在春秋中期的楚穆王时代,曾国就已称"随".     

屈原的对内政策及同旧贵族的斗争

屈原诞生之时(前353年,周显王十六年,楚宣王十七年,秦孝公九年),秦国已进行变法三年,到屈原四岁之时,秦国商勒又开始第二次变法,进一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改革.秦国的强大对少年时代屈原的思想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的.这不仅由于秦国实行变法而很快强大起来,还因为秦国的强大直接威胁到楚国的安全,甚至可以说,商秧变法使楚国由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南方江汉流域国家一下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史记·楚世家》楚宣王三十年:     

兮甲盘铭汇释

宋代出土的兮甲盘,是周宣王时器,铭文中涉及到周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犭严)狁的战争,与南方淮夷的经济关系,以及周朝对周族人和淮夷人程度不同的贸易控制和管理.王国维说"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鼎之上."对此器许多文字学家都有过考释文字,本文参考各家说法加以汇释,又将铭文涉及的史实与古书对照,讨论一下盘铭所反映的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及兮甲盘的历史价值.     

编钟“堵”“肆”问题新探

先秦编钟以“堵”与“肆”为组列之名,确无疑问,传世文献和铜器铭文中都多次提到,但它们各自所指的数目与相互关系,一直成为学者们力图弄清又聚讼不决的难题。最近几年出土了好几批套数完整的编钟,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下面我们结合文献、铭文以及实物的出土情况,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