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的问责制改革

香港特区政府于2002年7月开始实行主要官员问责制改革。这项旨在适应社会和市民对政府的问责性要求和提高政府能力的改革措施的推行,构建了一种在非责任政府体制下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实施两年来,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改革的路向是正确的。它在香港政治发展的历史上首次彰明,政府及其主要官员要以民意为依归,要向民意负责。     

论“官员问责制”与建立“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是我国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行政追求的目标,要将官员的职位与责任直接挂钩的"官员问责制"推行、贯彻到底,就必须以古为鉴,将"官员问责制"有效提升到建立"责任政府"这一制度化层面;同时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党纪和国法关系,健全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制度体系,大众的参与也有利于促成"责任政府"的建立.     

公共责任与官员问责制

源于西方政治的问责制(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如今在中国已成为现实,正在推行.为了理解官员问责制的内涵,对于英文"accountability"初始涵义,以及"责任"、"公共责任"等相关概念的考察就成为必要.本文在分析了这些概念之后认为,公开、民主、公平和效率是当前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所追求的目标;而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内涵有:政府官员应对其已履行的责任向人民汇报说明;对没能履行的责任要接受民众的问责;来自政府系统内部的问责;来自法律法规的问责及来自自身的问责.显然,把握问责制的这些内涵,对于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成功推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态文明制度视阈中的政府生态问责制探析

政府生态问责制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当前的政府生态问责制起步阶段的生态责任难以判断、执行阶段的生态法律缺失、处理阶段的生态问责不到位,从而使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陷入困境。因此,转变政府生态问责方式、加强执法力度、建立官员退出机制成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     

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问责制研究

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问责制作为行政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行政责任体系。它的出现和施行,集中体现了香港社会转型时期对反映当代公共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的公务员制度及其改革的社会需求。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上深入研究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问责制,对促进香港体制转型、促进特区政府公务员制度改革和发展,以及促进我国行政问责体系建设和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有机协调的运行机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兴起、问题与对策

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开端的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初步建立,表明“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已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推行。本文在回顾我国近年官员问责制兴起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认为要优化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规范。     

政府责任管理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直接或间接承担的责任在种类上时有调整，在数量上不断增多，影响力日益提高。因此，如何改革政府的责任机制，进行有效责任管理，提高政府官员的责任心和履行责任的能力，成为各国政府改革关注的重点。就实际情况而言，要建立一个制度化、程序化的责任管理模式，仍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本文将在阐明责任管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对官员问责制的论述，分析国内责任问题现状，从其现行障碍、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阐述。     

“责任风暴”、“治庸计划”：建设责任政府与创新政府体制的深圳实验

在创新政府体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全球化趋势下,近年来我国也积极探索,责任政府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在此过程中,深圳实施"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制度设计与操作实施有机地结合,呈现出系统性设计和整体化推进的特点,成为责任政府建设与政府体制创新的"深圳实验"。为进一步推进责任政府建设和政府体制创新,有必要借鉴香港高官问责制的实践与探索。     

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塑造的途径

行政问责制所蕴涵的义务、责任与权力平衡理念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前提.行政问责制所建构的理性规范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基础.行政问责制所确立的全程监督和全方位监督问责机制是塑造责任政府的保障.     

建构问责制政府:我国政府创新必由之路

建构政府问责制是基于民主授权关系和社会基准价值所形成的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之必然要求。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而且必须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 ,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部门和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显示 ,我国推进政府问责制之新政已然发轫。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 ,推进政府问责制之重要性和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 ,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从问责制的推行看责任政府的重塑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责任政府。建立责任政府必须推行问责制,从观念、法律规范、制度等方面实行问责制将有助于重塑责任政府。     

政府问责制建设的探索

政府问责制是实现责任型政府的重要方式.我国的政府问责制首先出现于2003年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并逐步地被一些地方政府尝试实施.但在实践的过程中,政府问责制却存在着问责对象设定狭窄、问责体制不健全、政务信息公开不规范等问题;可以通过明确政府职能边界,合理界定政府的责任;扩大包括人大、新闻媒体等异体问责的范围,建立全面的问责体系等措施,促进责任型政府的实现.     

论责任政府建设中的政府问责制建设

论文为了能够有效地运行政府问责制,通过对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中存在的异体问责发展缓慢、问责对象模糊和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的缺陷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健全政府问责制要强化异体问责、明确问责对象、拓宽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和强化政府责任立法等措施。     

论行政问责制

针对我国行政责任制度不完备,普遍存在重权力轻责任的弊端,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责任、无风险运行的状态,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实施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突出了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一致的原则,是政府实现其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我控制,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官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也将着力强化“无功便是过”的新为官之道。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必将大大拉近市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大大提升政府形象,加快推进塑造出一个高效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     

让问责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宿命

现代民主政治理论认为,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下的政府自然应该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建设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努力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与实践肇始于"非典"时期的高官问责风暴,到2008年8、9月份,问责风暴再次刮起,一时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笔者拟对行政问责的内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     

论中国官员问责制的困境与出路

官员问责制是一项响彻中国政坛的重大体制改革措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文章主要分析了当前推行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障碍,主要有:官员思想认识不够,责任意识淡薄;道德素质不高,伦理失范;职责模糊,权责不对等;问责主客体不明,范围狭窄等,并指出要想推动问责制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思想和体制上的束缚。     

我国实行政府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由于政府责任界分的模糊、问责主体权力的冲突、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缺失、公民参与问责的匮乏以及公共行政文化变迁的滞后等因素的存在,政府问责制在实施中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必须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克服政府问责制所面临的困境,发挥其预期的功效.     

节能减排问责制的软法进路分析及其完善

节能减排问题凸显了伴随中国风险社会来临的环境风险压力,政府在风险规制中的双重风险地位使对政府的节能减排问责在硬法上呈现出责任两难,而法多元主义下的软法则为风险规制中的政府责任提供了新路径,因应了风险社会的法律制度需求。软法进路下的节能减排问责制是中国风险社会中风险规制的客观需求,是硬法与软法混合控制宏观调控的制度创新。不过,现行节能减排问责制也存在诸多不足,要从多方面加以完善,社会团体在克服政府失灵方面的优势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团体问责的兴起表明,社会团体问责应是节能减排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高政府执行力关键在于加强督查

加强督查,健全问责制,是提高政府执行力、树立政府公信力的关键所在。构建督查制的路径选择是强化督查职能、完善督查网络、打造责任链条等。     

政府问责制:提高执政能力的制度化建设

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行政生态环境的优化是政府问责制有效实施的基础,现代行政公开制度的建立是政府问责制有效实施的前提,政府问责法律制度的构建是政府问责制有效实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