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无以故灭命"之"故"释义考辨

长期以来,学界对<庄子>"无以故灭命"之"故"主要释义为"造作"、"巧故"、"智巧"、"人为"、"分别之心"、"有心而为"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庄子>的主旨,却遮蔽了"故"之深蕴奥义,失去了文本原句应有之义.从训诂方面、篇章结构方面及<庄子>的哲学思想来分析,"故"应当释为"困苦"、"苦难"、"变故"、"意外的事变"、"不幸的灾祸"等,指遭遇的偶然现象,与不可知的、不可抗拒的绝对必然性"命"相对应."无以故灭命"即不要以一切困苦、苦难、意外的事变或不幸的灾祸等纯属偶然的现象,来否认自然之命的必然性,进而丧失了与道或命同体的状态,这种释义既表现了<秋水>篇的相对论观点和<庄子>"齐"原理,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庄子>哲学的顺命观.     

"理想之文"的寻求——《文心雕龙》"文之枢纽"新解

<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部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个单元,既相互独立又构成一个整体.相互独立指五个部分都有各自独特的角度,不能相互代替.互成整体指五个单元虽然立论角度不同,但是它们如众星拱月一样,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如何寻求"理想之文".     

论中国古代"杂文"的文体特征

杂文名称内涵复杂,这不但表现在杂文之"杂"上,而且杂文之"文"也义域广泛.杂文从文类泛称到文体专称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使得其命名方式和分类特征都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矛盾和困惑.作为文体专称意义上的杂文是在宋明总集的编纂过程中定型的,基础是以唐宋八大家为主的古文杂文创作,而编选体例和文类设置上则与<文选>和<文心雕龙>有很深的渊源.中唐以降,古文中杂文在内容功能、语言风格、表现方式以及题目篇幅上都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     

中国式"大片"的起点、拐点与落点

好莱坞大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卧虎藏龙>探寻出的一条中国电影国际化的出路,激发了中国电影界中国式"大片"的创作热情.自张艺谋的<英雄>开始,这类影片不断涌现也争议不断.纵观其发展历程,中国式"大片"经历了初创时视觉追求的偏颇和发展中内容至上的转型,并最终找到了符合中国时代精神、秉承民族传统文化、追求人文精神价值的落脚点.     

试论"颊谷之会"中的孔子形象

"颊谷之会"是<春秋>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左传>和<谷梁传>确立了故事的主要情节,其他典籍对故事进行了不断的创作.这些创作都旨在塑造出孔子作为政治家的形象. "颊谷之会"中呈现的孔子形象对于全面理解真实的孔子或有裨益.     

"寻根小说"中的"根"隐喻与侠文化

传统侠文化以"潜文本"的方式"隐潜"在"寻根小说"的部分文本中、侠的精神气质积淀在部分"寻根小说"作家的精神气度中.20世纪80年代部分"寻根小说"在小说叙事模式与人物模式上与侠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了创作主体在集体无意识中对侠文化的体认和传承.这在"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如<棋王>和<神鞭>中,分别表现为主人公所具备的"侠"精神及叙事上所采用的武侠模式,以及"寻根小说"的"根"与"侠"的融合.     

"天子之孝"与中国古代政治调节理论——以唐玄宗为中心的考察

从传统中国,"天子之孝"是专为帝王设置的臣子规范.唐玄宗是以帝王身份推崇并实践"天子之孝"的典型.他不仅亲注<孝经>,阐释"天子之孝"的基本内涵,并且身体力行,安定社稷,德治天下.他以"天子之孝"将自己装扮成为中华主流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继承者,论证了帝位的合法性,增强了"以孝治天下"的说服力和可能性.通观整个帝制时代,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调节理论,"天子之孝"是一种普遍的帝王意识,属于统治思想的范畴.它既是对王权的论证,也是对王权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对王权的制约作用.     

《洪堡的礼物》与欧洲的"梅尼普体"文学

综观有关<洪堡的礼物>的评论以及这部小说本身,<洪堡的礼物>具有欧洲"梅尼普体"文学的若干典型特征.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空达成内在的相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二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有相似之处:二是索尔·贝娄可能从他喜爱的梅尼普体小说中得到艺术的启示.     

从"新民"小说到"人的文学"——清末到"五四"域外小说输入研究

清末到"五四"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不少学者从多种角度描述了这一转型的过程和特征,但对推动转型的动因没有给予充分观照.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民性改造对文学格局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中的"新民"小说到"人的文学"的演变,带来了域外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变化,最终推动了中国文学格局的转型.     

儒家经典"庶人之议"的本质属性和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关注"庶人之议"的政治功能.在儒家经典及其注疏中,有一批涉及平民百姓之议的思想材料,诸如<洪范>的"谋及庶人"与<论语>的"庶人不议"等.从君主制度的一般规定性和理想化的政治决策模式的角度,系统考察这类思想材料的宗旨、内涵和逻辑及其对帝制的影响,有助于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儒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本质属性、基础框架和历史价值.     

中国人"命"即命运观念的形成

中国"命"即命运观念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大致如下:首先,其起源于原始社会,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是有实物资料可以证明的中国"命"观念的发生时期.继而,这样一种观念延续至三代,并且此时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极其丰富的资料.最初始的"命"观念资料来自占卜活动,它在发展中有骨卜、龟卜和筮占的不同形式.相比之下,语词所直接表达的"命"观念要在殷商以后开始出现.无论是占卜所体现的"命"观念,还是语词表达的"命"观念,都可以区分出两条线索:国家命运的线索和个人命运的线索.一般而言,正式文献记载如<尚书>、<诗经>中的<颂>、<雅>部分、<左传>和<国语>的主要部分反映了"命"观念的逐渐下移过程,即总体上是从商周时期的"国家命运",到春秋初年的"诸侯命运",再到春秋后期的"普通人命运".但我们切不可为官方的记录系统所"迷惑".事实上,更为"私密"的占卜手册<易经>就向我们显示或证明了这种状况.此外,诸如<左传>、<国语>中的一些记载也向我们呈现了不少有关"个人命运"观念的消息.中国人命运观中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在殷周时期已经完全定型,西周末年出现了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否定形式,必然与偶然观念则在春秋时期也已经初具雏形.而我们在春秋晚期所看到的"命"观念实际上已经与儒家和道家的"命"观念完全相同了.     

"兰亭学"论稿

<兰亭序>虽书写于东晋,而"兰亭学"却产生于唐代.唐太宗推崇<兰亭序>,推崇王羲之,实质是发动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借<兰亭序>推进唐代精神文化的建设.<兰亭序>的真伪之争,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问题需要重新检视,也透视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兰亭学"的主题是中国书学."兰亭学"的延展,涉及文学、哲学、民俗学、美学等诸多方面.<兰亭序>作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一,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某种文化形态的标志,它不仅是晋代精神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侧面.     

《国学》该举什么旗

<国学>杂志与近年来的"国学"热潮中,有重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一面,却也有一种尊孔的倾向.他们在强调东西文化差别的同时,往往混淆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根本性区别;因而否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近百年来中国的种种进步和伟大成就,不曾举什么尊孔的旗帜,而是举民主科学的旗帜,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胜利;这也是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呼喊与应答——余华早、中期小说面貌的相异性和主体根源的相同性

余华早期小说创作是指包括其1991年发表的<在细雨中呼喊>之前的小说创作,它们以先锋小说为主.共同体现为一种在潮湿、阴郁、空旷、黑暗的世界里呼喊、叩问的面貌;中期主要以1992年发表的<活着>及其后的<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所谓"回归传统"的长篇小说为代表,它们共同体现为一种在温暖、明朗、充沛的人问气息中对苦难人生的安慰与救赎的面貌,是对其早期呼喊、叩问的一种应答.这种文本面貌由呼喊到应答的变化,是与余华这一创作主体与现实关系由紧张、矛盾到放松、和谐的变化紧密相关的.但无论紧张、矛盾还是放松和谐,就其为创作提供了强劲的内驱力来说是一致的.     

从"鸳派"小说看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民族性

本文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决非完全是西方文化"横向移植"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基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根据.从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渊源来看,大多都受过传统思想的浓重影响,尤其是陆王心学给他们的启蒙精神带来了必要的思想灵感.民初时期知识分子阶层一度出现的"反西返古"现象,其更重要的动力在于一种对西方文化失望并进而转向于国学谋求新出路的考虑,而非以"文化保守主义"所能概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出现及兴盛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现代性的市民意识的发达正是晚明以来"以情抗理"人学思潮发展的一个结果或一种呼应,是一种在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现代性追求.     

《老子》其书的主题是什么--析"导"德经

孔子倡"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郭店楚筒老子>则没有类似的话,只是说"以正之(临)国","道恒无为","道恒无名",希望侯王不生事扰民,不争名,克服自私之为,好静、寡欲.如果说楚简老子代表老聃的政治思想,那么这里可以看出他有别于和深于孔子的地方,但是到了帛本类<老子>,则可以看到"导之以德"已经发展、深化、系统为一本名副其实的、完整的<"导"德经>了.由此再看<老子>的主题是什么,而且再看<老子>非出自老聃一人之手,也就清楚多了.     

封建文化子孙的毁灭与梦幻——曹禺剧作人物系列研究

曹禺代表性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他们一起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瑰丽的人物风景.从他们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先天血脉联系的角度进行比照分析,可以将其归结为:封建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封建传统文化的异化类女性、封建传统文化的同化类女性、封建传统文化的产物--"多余人"、封建传统文化的反叛者--梦幻者等五大人物形象系列,这是曹禺对现代中国的一个基本认识.     

论"浙商"从边缘到主流——基于"世界之中国"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和大规模地开启了“世界之中国”的经济之旅,“浙商”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和一个商人群体,存在和需要经历一种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浙商”起始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影响和现代经济文化的边缘,而目标是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商业群体。“浙商”的“个众”人文特性既依存又丰富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促使“世界之中国”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塑造“世界之中国”和“主流之浙商”一致的主体结构。“浙商”要实现“主流之浙商”的目标,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其核心和关键是循着和超越自然历史发展。     

空间政治、边缘叙述与现代化的中国想象——察析农民工题材电影的文化症候

农民工是近年来文学创作中"底层叙事"和影像书写中边缘叙述的重要对象,表征着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文化症侯.从空间文化批评视角切入对<泥鳅也是鱼>、<落叶归根>等农民工题材电影的症候式分析,发现:作为流动和边缘群体的农民工在都市空问中居于主体暧昧和被看的位置;乡村/城市、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交织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农民工影像负栽着深刻的空间政治寓意.电影以边缘叙述和"苦难叙事"的手法凸显农民工在都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危机;同时,电影借助于精心编码的"大爱"形象和消费主义神话,成功地挪移和遮蔽了农民工的真实位置,也勾连着"现代化的中国想象"对于阶层分化与重组的新的国族叙述.     

作为文本的"甜蜜宝贝"——对棉棉《糖》的文化分析

世纪之交,棉棉的<糖>引起了理论界的兴趣,不过,对它的过度阐释,则夸大了物欲、冲动、"残酷青春"、"身体性"、"行为性"等在革新意义上的能量效果.<糖>没有离开道德理想主义的基本框架,它的诸多"故事",均被作者胡乱拉扯上了类如"是非"、"好坏"的道德判断,它所张扬的透支消费、感官爆炸、不讲控制的纵情享乐,也被仿真的"忏悔"悲情所笼罩.棉棉说教的象征物是"崭新"的,犹似刷新了观念,借助"反抗压抑"的乌托邦幻象,"宝贝"示范了如何靡费、浪荡和浪漫,并用意识形态新梦,图解了金钱在今天是如何让人"心跳"的.以享乐为特征的"新新人类"绝对不是一个有真实生命基础的文化类别,而金钱打制的"宝贝",也只能是个别的,理论不该用遮蔽现实的虚假泡沫去乱视听之真.一些评论对"身体性"等概念灌入了过多的价值意义,推助了"快感的身体"被克隆、复制,致使尔后的文坛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单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