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作品中的自然女性

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论题材人物的广阔性,沈从文应首屈一指。但他写得最成功的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意义的则是自然女性。 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历史性特征。新旧社会力量斗争构成的社会关系不仅成为新文学所表现的主体性内容,而且被认为是人物性格及环境典型化的主要尺度。这种倾向表现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则是几乎所有女性性格均被描写为某种社会力量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表者,她们的生存环境都     

男性世界的边缘人──陈映真小说里的女性形象

陈映真在自己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她们大都不是小说的主人公,只是构成陈映真小说写作模式或主人公的生活背景。在陈映真小说中,对立中的男女双方定位不同。男性常常扮演着一种理性的社会角色,女性扮演的则是一种感性的社会角色。她们善良、真诚、忍耐但有依赖性。作者对有独立倾向的女性不怎样喜欢。如此,女性永远受动于男性话语的支配,变成了男性世界的边缘人。     

论沈从文的“五四”观

作为五四后期作家,沈从文与五四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主张恢复新文学传统,弘扬"热情"、"天真"的五四精神,重构现代文学新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与五四人的交往构成了他五四观形成的重要中介,而作为编辑与读者的相互制约和创作与评论中的反思则促进了他五四观的形成与发展.     

论革命叙事视野下抗战小说的史观构建

抗战爆发后引发的新的政治结构变化,影响到了文史观念的塑造。发轫于抗战期间的抗战小说,自然也受到史学观念变化的影响。从抗战结束到"文革"之前,在唯物史观的逐步影响与支配下,革命叙事的写作理念成为主流,抗战小说呈现出革命至上的创作理念与英雄主义的人物塑造原则,至今还在影响着抗战题材小说的史观构建和审美风貌。     

性别角色的颠倒与道德越界——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男性化倾向

惊悚小说流行于英国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其中出现了许多与传统小说迥异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她们身上体现了明显的男性化特征。从性别理论上看,它是一种性别角色颠倒现象;从道德伦理上看,它是一种越界行为。这些女性人物的意义在于她们颠覆了维多利亚社会"家中天使"的形象,因而也向传统的男权社会观念、制度提出挑战。她们强悍的性格、大胆的行为、追求独立和争取法律平等的努力,表达了一种现代精神,从而使她们成为现代女性的先驱。     

冰心·丁玲·张爱玲——“五四”女性神话的终结

冰心·丁玲·张爱玲———“五四”女性神话的终结姚玳玫到了本世纪初，帝制的推翻使中国人渐渐悟到个人的价值，而女性觉醒作为个人觉醒的副产品也悄然临世。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脱颖之初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女性代言人的角色，她们有意无意地站在“五四”新文学的旗帜...     

从文言到白话:论小说文体对人物叙事的影响——以侠女形象的演化为例

以侠女形象作为探讨小说文体与人物叙事间相互影响的线索。侠女形象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人物类型,在文言和白话两种小说文体中经历了从虚构到写实的转化。文言小说以限制视角和片段化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剑侠形象;白话小说因限制视角难以贯彻,人物形象向褪去神性的凡俗女子转向。同一类型的人物在两种文体中受不同的叙事伦理支配,一种是文人理想的寄托,另一种反映了民间的情感立场。清代小说中两种人物模式出现了融合迹象,人物的行侠手段转向多维度的女性气质。蒲松龄写女性用身体践行不爱其躯的慷慨,体现了民间社会以宜子孙为最大道德的价值观。虽然在文言和白话小说中侠女形象都被纳入道德伦理的支撑力量,但其形象和意趣则受到叙事文体的内在限制。     

张恨水小说中的多重对话关系研究

张恨水小说文本中存在着多重对话关系,如在以市民社会为读者群的小说创作中,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对话：不同于新文学以知识分子及农民为主要表现对象,张恨水明确表示,其读者群是市民阶层,作品突显出了文学中的娱乐性与趣味性,作家始终自觉地让文学作品与大众站在同一阵线;在女性婚恋主题上经济与道德的对话,张恨水塑造的仍然是与时代俱进的女性,然而不同于新文学中强调女性“灵魂的提升”与对崇高生活的幢憬。张恨水注重描写在生存经济压力下的爱情,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始终处于选择与被选择的位置,着眼于市民社会中世俗的生存与爱欲的挣扎之中：人物活动空间的转化中,人物心理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话。张恨水小说文本所描绘的多数是大都市的图景,这些描述深深地打上了已经被都市化了的作者本人的精神烙印,而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无所归依,这正体现了作者内心深处对自己所来自的乡村无法摆脱的眷恋．而作者更为重点表现的是人物对城市的深沉的依赖和以城市作为自己最终归宿的选择。     

自传统至现代(下)——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次道道地地的革命,它不仅画出旧文学与新文学的明确分界,还初步确立了作为新文学主体的“新人”的本体精神.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构成“五四”文学革命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贡献,而这自然是要联系新文化运动的总体动向来看的.     

文学启蒙与性别困境——对十七年文学女性形象的背景分析

肇始于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文学对女性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相对独异的时期,它一方面担负着某种“无性化”的指责,另一方面则以众多的革命女性形象塑造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传统,使一种“新社会意识”真正走向广大农村。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在“革命”文化的背景上来考察“五四”启蒙主义与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启蒙的关系,因为当革命话语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信念时,反而使性别问题更见突出。一女性成为革命作家的叙述中心并不是从十七年文学开始的,它在４０年代的战争文学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表露。钱理群在《“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     

土改中的身体叙事——解读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电影《暴风骤雨》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暴风骤雨》重构了土改的发生过程与意义,它一方面强化了小说原著的翻身主题,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弱化了原著中主要人物的日常性生活内容。男性身体既是发动土改的动力之源,也是土改运动的执行者与献祭者;女性身体是土改的拯救对象。他/她们共同参与了革命经典叙事的建构,成为承载革命意识形态的化身。     

郁达夫《迟桂花》给予《边城》的启迪

沈从文早期小说受到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影响。《边城》的产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不是突兀的现象,同样得到《迟桂花》的深刻启迪,沈从文始终关注着郁达夫的创作,并抱着不变的钦服之情。郁达夫和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艺术嬗变,也具有着某种相似的面貌。另外,《边城》人物的塑造,也有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的影响。但是,《边城》依然是一部超拔之作。     

论五四文学道德意识的现代转型

新旧道德转化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化课题,也是新文学表现的一个核心。五四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敏锐地发现,是吃人的“忠、孝、节”儒教三纲支配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他们一方面激烈地批判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三纲五常,意欲彻底铲除家族道德伦理的根基;一方面积极地吸纳西方现代意识,重新构建“以个人为本位”的新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以“平等、自由、独立”为“大原”,以“幼者、女性和人”为本位。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对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一"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之下,在我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运动,同时也是一次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毛主席曾经满意地肯定"五四"运动的业绩说:"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那时候,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遗憾的是这个运动的     

试论人的信息化

社会的信息化是信息时代必然导致的一个过程或结果,是信息革命、信息经济、信息社会在社会的一般层面上所引出的某种综合效应。在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人本身的信息化同样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曾经把人的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看作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看作是人类自身解放的伟大事业,而信息社会较为成熟的发展则可能成为人的自由自觉全面发展的崭新历史的现实性开端。1．个人支配时间的自由化在以往的人类历史阶段上,人们承受着来自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双事压迫。在渔猎时代和农业时代,人们受制于狭隘地域空间的局限,…     

茅盾小说人物塑造模式论

如果说30年代是中国新文学艺术模式的创立期,那么,作为左翼文艺的代表作家茅盾则是小说领域模式的主要创立者。他在人物塑造方面所体现的新型范式,集中标志着新文学整体价值取向的变更,不仅与“五四”文学相区别,而且为后来文学的人物塑造的某些基本原则奠定了“原型”。 （一） 着眼于启蒙的“五四”新文学,极其重视人的觉醒,把人的伦理之觉悟视为“最后觉悟之觉悟”,这使它一开始就将眼光投向人自身:返顾人生既往的历史,正视人被异化的现实,探索冲突人生困境的出路,企盼充满“爱”与“美”的人生未来,正是回荡在“五四”文学中的主旋律。此时作家们为了人而写人,“人”成了“五四”文学的中心。“五四”文学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人的文学”。 然而,“五四”个性解放退潮后,人们反而感到梦醒了无路可走时所缺乏的相与感、安全感及日趋严重的孤独感,似乎比沉睡之中更其难受。特别大     

新时期小说人物的文化学考察

小说人物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类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过程中的形象投射,因而在小说人物身上必然烙下人类文化的痕迹。我们凭借小说人物可以对自身及文化进行反思,基于这样的认识,对新时期小说人物进行文化学的考察,其意义在于,通过对构成了一种为生产形式或生命活动形式所制约的生命表现形式的文化的体认,获得深刻的对该社会经济、政治的理解,还在于通过文化反思获得对民族心理,性格的文化层次上的理解,达到重构民族精神的自觉意识。     

由梦之心理系统探究中国小说怪诞性的古今演变——以《聊斋志异》、沈从文小说为例

梦之心理系统由人物心理矛盾、心理流程和性格系统的变动契机共同构成人物心理流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文学作品中人物在梦境中的心理在这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令文本呈现出怪诞的艺术风貌。《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志异小说的佳作,对于中国小说的发展,尤其是文本以梦呈现怪诞性的书写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沈从文的创作在此方面亦对传统文学有所借鉴。以《聊斋志异》、沈从文小说中涉及梦之心理系统的篇目为例,探究中国小说怪诞性的古今演变,并由此可以窥探到中国小说在古今演变中的新变特质。     

五四以来“乡土小说”的阈定与蜕变

当20世纪的新文学叩开了中国封闭的文学之门后,“五四”先驱者们从“铁屋子”外面吸纳了大量的新鲜空气,他们大量地翻译和介绍了西方的文明与文化。各种思潮,包括认知方式的汹涌而来,给小说革命带来了生机。然而,人们对于“乡土小说”的认识是从感性到理性,又从理性到感性,再上升到理性的二度循环。我们不能忽视梁启超等人的“小说革命”给“五四”新文学带来的影响。鲁迅的前期小说作为乡土小说审美感性的实验也     

文化自觉: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视角和心态——以《边城》的再解读为例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进入一种自觉的新的尝试。他试图以文学改造社会、重建民族道德,希望通过表现优美人性来濡化读者心田,从而完成“人性的治疗者”的使命。在写作取向上,沈从文并非向传统汲取力量,而是向边地寻求中华民族精神的再生力量,有一种“礼失而求诸野”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