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百年来冰心文学在台湾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冰心作品在台湾广为传播,对台湾文学产生深远影响,也映射出不同时段台湾文学的发展状况。20—40年代,借助泰戈尔访华热、仓石武四郎的翻译和《新新》刊物的引介,冰心文学对形塑台湾青年反殖民意识和东方文明主体意识起到重要作用。50—60年代,受冰心影响较大的林海音、琦君、王鼎钧、“创世纪”诗人群在参与台湾文化重建过程中,丰富了母爱主题散文、社会问题小说、“冰心体”小诗等创作,以文本模拟互文的关系,助力台湾文学发展。60—80年代,苏雪林、夏志清、余光中等学者对冰心抒情性诗文的讨论,成为透视台湾“西化”风潮下“反传统”和“反西化”问题的重要维度。90年代以来,即便在台湾“本土化”的氛围下,很多台湾作家、学者仍认同冰心是“文坛祖母”,冰心作品被编入台湾教科书,持续影响着台湾的小读者。大量第一手报刊资料和台湾作家的口述访谈表明,百年间冰心文学在台湾的影响赓续未断,并由此推动了台湾文人创造出新的文学境界。冰心文学的价值意涵及其话语延伸空间的互构关系,奠定了其在两岸文学谱系中的重要地位。     

“台湾文学史”书写的两岸互看——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谈起

20世纪20年代张我军等台湾作家提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缘于日本殖民者将台湾文学排斥于其文学史之外而引起的反弹,台湾作家认为当时台湾落后于祖国大陆而欲向大陆寻求"现代""文明",以及台湾文学的固有根柢乃中国文化却与日本文化格格不入等。这个命题在1990年前后为大陆的"台湾文学史"著作广为引用,实在因为它代表着历史的事实和真相,但却遭到了"台独"派的猛烈抨击,加之以"统战""霸权""意识形态作祟"等"罪名"。在台湾自身的"台湾文学史"书写中,1985年后叶石涛等抹去或篡改了此前沿用的"一支流说",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2011)更从史明"台独史观"脱胎出"战后再殖民论",试图以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取代固有的"中华民族主义",如以"台湾心灵"来概括70年代乡土文学的主要精神,从而将具有"中华民族主义"性质的"回归传统"取向消音、抹杀和遮蔽。这种史观、论调助长了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认同偏向,应引起学界的高度警惕并加以必要的批判。     

从《人民文学》看“先锋小说”的政治性

1987年《人民文学》和《收获》集束刊登了先锋小说,这预示着先锋小说在当代大陆文学中有了一席之地。从梳理和分析《人民文学》的刊登动机入手,揭示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意识形态性：它们是作为“多元化”的“一元”被纳入的,同时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地位的象征。     

当代台湾乡土文学发展异变探析

1980年代以来,传承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台湾乡土文学因受“本土论”思潮的影响而被“台湾文学论”取代.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异变既是全球化语境中台湾本土文化的自觉应对,也和它与生俱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息息相关.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异变并没有隔断中国新文学传统,所谓的“台湾文学”并不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文学形态,而是“文化台独”在文学上的反映,并非台湾文学自身运动的发展.     

从乡土文学看新疆当代文学

百年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乡土文学,小说写作的主流也是以乡土小说为主。 “五四”以来至1979年,农村小说所构建的形象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界对包括世界文学在内的文学经典,有一个再确认的过程,曾经被否定的世界文学经典重新被认同。90年代以来,先后发表的《白鹿原》、《受活》、《白豆》、《秦腔》、《空山》等长篇小说,     

王蒙意识流小说创作成因探析

意识流小说不是王蒙的独创,它是＂舶来品＂。在西方文坛上,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初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威廉·福克纳等一批意识流作家创作出了《尤利西斯》、《到灯塔去》、《喧哗与骚动》等经典的意识流作品,并且开创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意识流文学。意识流文学不仅对西方而且对东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接续承传

为研究生活书店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的生产、传播所做的巨大贡献,从《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的源流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活书店以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文化理想深深地介入《小说月报》、《文学》月刊等文学研究会刊物的深层运作,不仅吸纳、团结了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大批作家,而且接续承传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并制约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风貌。     

再论台湾文学“乡愁”的叙事类型

台湾20世纪50年代后,文学“乡愁”强烈地显现出“遗民”内生性“故乡原型”的原始驱动力和顽强的中国民族意识。台湾文学的“乡愁”演绎着对中国文化之“根”的追寻和民族国家认同之思。分析台湾“乡愁文学”中的遗民情结,并由此影响两蒋时期在台湾岛内外社会政治因素关照下的“故乡原型”意象在文学“乡愁”中的独特存在,揭示台湾“乡愁文学”叙事中,“战斗文学”面具下“怀乡”的“乡愁”叙事、“女性文学”凄美牵魂的“乡愁”叙事和“无根”文学在原乡时空叙事下“乡愁”的国家认同。     

关于我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本文对作者写出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一书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概要的说明,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今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三类台湾专题文学史探析

浦忠成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注意原住民文学的特点,处处让人感受到与汉人殊异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模式。三本“台语文学史”将方言文学看成是台湾的特有文化现象,将台湾文学研究扩大到很少人问津的领域,但认为只有母语文学才是台湾文学,这就有排他性。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台湾区域文学史编写,以人文地理或历史地理为标尺,文学史在名称上多用“县”或“市”而少用“地区”,这便受到视野的局限。     

"第二个十年"新文学出版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个十年"的新文学出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左翼文学出版基本上还是承续五四新文学出版的传统;"杂志年"现象的形成与新文学的多元发展互为推动;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则表明新文学终于由先锋性、革命性走向了常态的文学主流的大众化。这种阶段性特征昭示出,新文学只有作为现代出版体制下文学生产的积极因素,从而为出版业带来一定物质动力的时候,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才算真正取得了胜利和成功。     

早期南洋华文新文学借鉴西方文学特点小议

海外华文文学的第一个文学实体———南洋地区华文新文学,既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国境之外的第一个文学分支,又开始具备自己独特的人文品格和文学特点;既吸收继承了其母体的文学与文化传统,又及时积极地学习借鉴了西方文学的先进经验与艺术手法。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具有意识流手法雏形的作品,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从课本到课堂：1930年代的新文学研究生态

1930年代的“新文学”教学一方面通过学院内的经典化学术生产体制,不断反思与总结新文学的既成格局;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此课程与大学校园内正成为风潮的新文学写作热潮达成呼应,通过课堂发掘并培养新文学人才,从另一向量促成新文学的进一步长成。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学课堂讲稿与其课程设置之间实际存在着某种张力,讲稿的系统化实际上要求着密集地传递知识;课程设置中大量出现的习作则彰显出一种活泼泼介入当时文学生态的意图,这实际上是对传统中文教育国学传统范式的某种颠覆。将新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并能够得到各大高校的容忍或说是接受,这本身就是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这一突破性成绩的进一步延伸。     

丁玲与延安文艺

对于丁玲来说,生命的辉煌与劫难都与延安文艺时代密不可分,延安文艺时代成就了丁玲,也为其以后的劫难埋下了伏笔。通过丁玲与延安文艺的建构、碰撞、融合关系的梳理,不难看出丁玲为延安文艺的建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由于丁玲自身个性主义与政治意识的纠结也在无意间对延安文艺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阻滞。     

近十年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综述

作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左翼相对立的文学思潮——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可是,长期以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一直没能很好地进行。新时期以来,到90年代以前,逐渐有研究者涉足这个领域,但仍然没能形成很大的气候。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近十年。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巨大,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还有赖于学术界继续探讨。     

大陆“寻根文学”与台湾“乡土文学”比较

中国大陆新时期“寻根文学”思潮与当代台湾的“乡土文学”思潮在主导的创作思想中都具有注重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坚持文学“民族性”和“观照民间”等近似的理论视角。并且,二者各自的代表作中人性主题、国民性主题和现代性主题均呈现出人文关怀与国民性探索等两岸新文学共有的精神流脉的传承,以及两岸迥异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文学文本中现代性元素的多种耐人寻味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