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

以生态美学的视角审视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表现了对理想生态环境的审美追求及与天地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生态景观,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生态美学资源,对当代的生态美学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论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叙事

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最先源自以《左传》《国语》等为代表的史学叙事中的梦预,继而在谶纬神学、神仙思潮、佛教信仰的多重影响下,呈现出复杂多样、相融相摄的特色。预叙叙事对志怪小说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世代累积和文学演绎,形成“预验休咎”的故事类型,它既凸显出“神道设教”的传统内涵,又展示出佛道“自神其教”的叙事策略;而从根本意义上看,它表达出了人们探知命运和前途的生命渴望。     

西方叙事理论观照下的中国六朝志怪小说

“丛残小语”、“尺寸短书”以及小说雏形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认识,迄今事实上仍然束缚、限制着人们从叙事艺术的角度对中国六朝志怪小说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西方叙事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我们发现,六朝志怪小说在客观性叙事、重复叙事、叙事时距等层面同样具有耐人寻味、值得一书的叙述意味,同样具有骄人的不可忽视的叙事艺术成就。     

略论六朝志怪小说的两大叙事特征

作为丛残小语的六朝志怪小说 ,虽然处在中国小说的雏形期 ,但它却蕴涵着成为后来中国小说一系列叙事范式的胚芽。限知性叙事和客观性叙事就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两种叙事范式。前者的出现与运用 ,不仅是观察点易换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叙述策略的展示 ,其本质暗含着对传统“实录”原则某种程度的挑战与颠覆。后者则充分显示出被现代西方小说美学极为推崇的客观性叙事的创作理念 ,在中国小说发展之初就已初露端倪。     

论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叙事风范

汉魏六朝是中国叙事传统发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基本事实是:由子、史传统衍生出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轶事小说),即笔记小说,表现出一系列与正史和辞赋有所不同的叙事风范.在注重文笔之辨的时代风气中,伴随着"谈助的名士化"和"传记的见闻化",笔记小说的叙述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不注重人物生平的完整性;大量采用限知叙事和存疑语气;风格简淡,有别于史家的庄重和辞赋的绚烂;而粗陈梗概,.删削细节,则意在回避现场感,与辞赋之致力于强化现场感迥异,也与并不完全排斥现场感的史家有所不同.     

传承与新变：论六朝志怪小说的“自觉”

六朝志怪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既延续了史书的叙事传统,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总体上看,志怪小说内容虚实混同,其"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以为虚的"虚构",二是有意的虚构。志怪小说的"虚构"与后世小说的区别在于其更多情况下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虚构",非有意为小说"是其基本特征。但即便如此,作者参与故事、干预故事甚至是杜撰故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文生事"的作品已经出现,这刺激了"文学虚构"的产生,加速了小说与史传的分离,体现了小说文体的"自觉"。另外,抛开小说家"实录"的叙述姿态,站在后人的角度审视六朝志怪小说,其中一些故事内容、结构手法、叙述视角几乎与后世小说无异。     

论六朝志怪小说角色设计的悲剧性

六朝志怪小说的角色设计带有悲剧性的特点,其主要内涵包括无奈退却、被迫离散和从容赴死三个层面。这种角色设计通过完整的悲剧构架散发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浓重的生命意识,其成因应归结为六朝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社会角色的扮演、长期积淀成的悲剧文化氛围以及文人以悲为美的审美心理。     

论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魏晋风度

六朝时期,政治局势风摇雨动“,名士少有全者”,焦虑之绪宛如乌云般笼罩。此时,名教已然摇摇欲坠,再加之祸福难料“,人的觉醒”便豁然摇曳而出,人们开始挣脱礼教束缚,转而自觉地关注起个体之本身,其思想解放之程度令古叹而今震。时势所致,魏晋玄风炽热席卷,一代“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魏晋风度由此发轫,不仅通过诸文学作品展呈以现,亦被六朝的志怪小说折射而显。察之,六朝志怪小说不仅数量丰富、内容奇谲,并且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且观,就在此些光怪陆离的玄奇故事里,人物的外貌美、人情的真挚美、人性的超越美与世风的玄味美皆于笔端尽露,光芒闪耀,璀璨夺目。由此,魏晋风度芬芳发散,令人一往情深,而沉醉不已。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与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世说》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后世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本文论述了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特征、来历、发展、成就和影响。     

睡虎地秦简《诘》篇与六朝志怪小说渊源关系

睡虎地秦简《诘》篇是志怪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渊源性文献。作为巫术之书,其中志怪因素较多,不少条目已具有志怪故事的雏形。特别是其中的鬼怪形象、驱邪巫术及部分条目中体现出的叙事结构、人与鬼怪的交通模式等皆深刻影响了六朝志怪小说;其中的一个条目或片段在六朝志怪小说中已经形成一种类型化、规模化的书写。《诘》篇与志怪小说同属于巫文化,这是两者发生联系的重要原因;巫术的生活化特性和民间传播的特性也促进了巫术的故事化,促成了志怪因素向志怪故事的转化。     

论明清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传播的关系——以识语、凡例作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是通俗小说创作及传播的高峰期,探究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及其演变特征,小说读者是我们对此进行考察的一个重要视角。明清时期通俗小说插图非常盛行,附着于小说文本的插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适应读者的阅读需要而设置的。通俗小说的注释是为满足下层读者阅读服务的;而评点则是沟通小说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至于续书的产生也与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读者与小说续书的编刊目的和动机关系较为密切;续书编刊者在对原作人物进行修改、补充或续写时,常常会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基础和阅读习惯;续书在情节结构的改造、安排诸方面,也有读者因素渗透的结果。     

论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之方式

唐人小说文本中承载大量诗歌的现象,可称为小说对诗歌的接受。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主要有三种方式:小说作者或人物创作诗歌、引用其他人的诗歌进入小说、描写同一对象的小说与诗歌相互搭配。这三种方式的特征及作用相异,但它们共同印证了唐人小说与诗歌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对小说(也包括诗歌)的创作、流传以及不同文体的融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神仙道教的形成过程中,神仙观念从一种文人的理想王国或理想人格,变而为文人对自身现实利益和欲望的反观和指认,从而呈现出士人思想观念与精神人格形成的社会化轨迹。     

从"君臣之义"到"君臣道合"——论唐宋时期君臣观念的发展

语汇是思想的表现,语汇的变化也是思想观念变化的反映。从先秦时期既已广泛使用的君臣之义,到隋唐之际开始出现的君臣道合,虽然二者的内涵有相通之处,但无论是语境还是语汇所折射出的政治意义都不能简单地等量齐观。这一语汇上的变化所揭示的是唐宋时期君臣双方对二者关系的一种新认识。     

春秋聘问考

聘问是春秋时期列国邦交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的礼仪，各诸侯之间聘任使往来频繁，仅见与《春秋》所记的聘问就达139次。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考证，可以加深我们对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礼制及邦交等的认识。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下)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上)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     

盛唐休闲风气与诗人的别业创作生态

盛唐是一个体闲的时代,休闲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别业山庄的普遍化.而别业的兴盛,别业的周边环境,别业里的闲逸生活内容和状态,改变了士人的隐居方式和生活态度,协调了人与自然、政治与自然的关系,优化了他们的心理环境,形成了高雅的皋壤之趣.别业的创作环境,使盛唐山水诗的内容、主题和格调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美化环境、闲化心态的诗美主流.这些"非常境"的山水田园诗之逸品,正是诗人感悟自然真谛、享受山水外物生命愉悦的休闲产物.     

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考察

清朝统治者出于对汉人的猜忌、防范心理及维护满洲贵族统治的狭隘目的,对汉人与任何外来势力的交往保持高度戒备,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清廷基于这种心理制定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必定是周密、严谨而又严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