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量刑监督制度刍议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履行刑事审判中的量刑监督职责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然而,司法实践中的检察量刑监督制度受到了来自我国现行立法、检察机关自身以及司法审判机关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严重削弱了量刑监督的法律效果。故检察机关有必要对现有的量刑监督制度予以改革并完善,以实现量刑公正的终极目的。     

浅议量刑辩论程序

公正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要保证我国量刑建议的进行,必须明确量刑辩论程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提出设置量刑辩论应当注意的问题;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公开、透明。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机制来确认和规范,即量刑辩论的案件范围、辩论内容、辩论顺利等必须明确化、制度化。     

论量刑公正下检察官量刑建议权

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二个重要内容,量刑公正也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应有之意.检察机关通过量刑建议即强化审判监督,又制约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同时通过程序实现控辩平等.     

论我国独立量刑程序的建构

量刑程序有英美法系的独立量刑程序和大陆法系的混合量刑程序之分。20世纪中叶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出现向独立量刑程序转变的趋势。独立量刑程序阻隔了纯粹的量刑证据对法官心证的不当影响,符合"先罪后刑"的诉讼逻辑,有助于正确评估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给予了控辩双方和被害人更多的参与量刑的权利和机会,因而更有利于量刑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随着我国对量刑公正的日益重视以及证据规则的逐步完善,有必要确立这一程序。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普通程序简易审、缓刑听证等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创设该程序的初步尝试。与定罪程序相比,独立量刑程序应具有程序简化、证据规则宽松、证明标准较低、法官积极主动等特点。     

AI辅助量刑制度建构的困局与纾解之道

AI辅助量刑系统是当前司法人工智能的典型运用场景之一。然而,在技术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AI辅助量刑还存在辅助对象与辅助方式不明两大制度建构困局。要破除困局,需要先在宏观制度层面明晰建设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应明确AI辅助量刑的统一式发展规划,采取需求式研发路径,并将使用利益主体作为接受度主体;在具体建构层面,我国AI辅助量刑系统应当以技术性正当程序为依托,明确以法院为主要对象,确立智能量刑辅助系统的监督本位,明晰预警为主参考为辅的辅助方式,并在技术开发路径上明确智能辅助量刑系统算法的透明性方向。     

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现实困境与展望——以量刑对象理论为视角

在刑法以犯罪和刑事责任为基石范畴的现代化下,量刑的概念也随之现代化。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应是指刑事责任的裁量,其蕴含着"量刑对象是犯罪人"这一量刑基本理念。量刑理论对量刑程序改革无疑具有指导意义,量刑程序之设计应当致力于量刑基本理念的实现。从量刑对象理论视角来看,它要求量刑程序应独立于定罪程序,刑事审判应先解决定罪问题、后解决量刑问题。然而,《量刑程序意见》所确立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并不完全符合如此量刑基本理念的要求,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当前的量刑程序改革陷入困境。鉴于此,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建立独立量刑程序模式,应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     

人工智能介入量刑机制：困境、定位与解构

司法人工智能分为常规型人工智能与专业型人工智能,前者是将通用领域已经发展成熟的人工智能直接移植至司法领域而无需专门的算法更新,主要目的是将审判人员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因而其也无法介入审判的核心内容;后者是诸如量刑辅助系统等专门为司法领域开发的介入审判实质内容的人工智能,其是司法人工智能的核心。当前司法人工智能的实践现状是常规型人工智能因其有坚实基础而卓有成效,但极为重要的专业型人工智能的开发与使用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法学研究对专业型人工智能的研发理论供给不足,具体表现为"抽象有余而具象不足",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法学专业知识与人工智能技术知识没有深度融合,即"懂技术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技术"。宏观层面,在智能爆炸不可预期的时空背景下,生命2.0阶段(文化阶段)或弱人工智能时代仍是当下及可预见未来所长期处于的阶段,故作为"工具"的量刑人工智能仍应定位于辅助量刑而非决定量刑,且基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价值内涵,应更进一步地定位于规范性辅助而非参考性辅助,二者的区别是智能系统给出的阶段性量刑结论对法官的约束力大小。在微观层面,智能量刑系统的算法构建应以量刑逻辑主导算法逻辑为原则,以诸如量刑基准、不法刑等具有"共性"属性的阶段性量刑为作用领域而非其能力之外的终局性量刑结论(宣告刑);此外,为防止算法黑箱、算法歧视以及相关关系代替因果关系,须做到量刑人工智能的算法公开和阶段性量刑结论的可解释性。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下的量刑程序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公诉有效化、庭审实质化的改革任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国现有刑事法律制度规定了定罪和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量刑成为定罪的附庸,没有体现其独立的价值和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从证据规则上讲,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有必要将证据予以区分。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本质延伸,同样体现着监督权的价值。法院的裁决在缺乏诉权制约的前提下,存在着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从宪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和诉讼阶段论出发,审查起诉作为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环节保障,应当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正确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对量刑程序的理论研究和制度构建,是改革的应然之举。为有效实现改革目标,充分贯彻落实宪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有必要赋予量刑程序相对独立的价值。     

中国刑事量刑程序制度变革：背景、程序模式与结构

中国量刑制度改革有实体与程序两种路径。传统刑事司法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现象,在量刑制度领域同样如此,有必要就量刑程序问题深入探讨。量刑程序制度改革在量刑规范化和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背景下展开,并融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实施。量刑程序包括定罪量刑一体化、量刑独立化和相对独立化几种模式,中国量刑程序模式经历了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变。相较于法官职权主导量刑程序构造,吸收对抗制因素并保留一定法官职权调查职能的量刑程序构造更符合我国国情。量刑程序多元化、量刑程序构造科学化和制度综合化成为量刑程序制度改革未来发展趋势。     

量刑监督视域下量刑实体规则构建研究

量刑实体规则是衡量量刑是否公正的一把标尺。法检协力总结量刑经验、细化量刑思维步骤从而定型量刑实体规则,是确保量刑公正和强化监督的关键所在。作为对应某一罪名常见形态的刑量参数的量刑基准被称为标尺的刻度,在量刑实体规则中居于基础地位;在众多事实中分类择取和评定量刑情节,进而调整刑罚幅度是量刑实体规则的核心内容;运用数据统计的方式类型化归纳个案的量刑经验,是定型量刑实体规则的发展趋势,借助于指导性案例的采集渠道无疑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基于制度视角的代建制监督体系研究

针对我国代建制的现状和监督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代建制的特征,提出加强代建制监督体系应从完善政府监督体系、市场监督体系、项目监督体系和社会监督体系4个方面着手：完善政府监督体系主要是明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任务,完善市场监督体系包括完善代建单位市场准入制度、招投标监督体系、代建人绩效评价以及清除机制等,完善项目监督体系主要是分清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监理单位的监督职责,完善社会监督体系主要是发动社会群众对代建项目进行监督。     

对干部监督制度建设的思考

从健全干部监督制度,完善干部监督体系,确保监督有效进行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加强干部监督制度建设必须着重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     

党内监督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建设路径

党内监督制度是党员、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在党内生活中相互监督的制度,是党内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党90年来,党内监督制度经历了一个创立、发展、曲折、恢复与发展的过程。在制度建设视角下,健全与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的路径包括：健全党代会的监督制度,发挥党代会对党委会的监督职能;健全党委会的监督制度,发挥全委会对常委会的监...     

公路施工期环境监理研究

为有效推进公路施工期环境监理规范化和科学化,建立环境量化指标控制体系。通过试点研究与理论分析,提出了公路施工期环境监理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提出了生态、声、大气、水环境监理量化控制指标,其中生态量化指标包括挖填平衡率及植被破坏程度,声环境控制施工作业时间及环境噪声影响指数,大气环境量化控制便道洒水量及临时场地硬化率,水环境量化控制临时驻地污水处理率、施工废水处理率;提出了专职式、兼职式和专、兼职式环境监理模式,阐述了各自的组织机构。分析认为,专、兼职式监理效果最优。     

FIDIC合同条件下工程师公正性的变化及对我国监理制度的启示

监理工程师的公正性一直是FIDIC的基石之一,但在最新版FIDIC合同条件下,工程师的公正性丧失了其重要地位。文章评述了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指出这是FIDIC适应当前国际施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认为这一变化对我国建设监理制度中监理工程师的定位及监理的本质属性的理解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德里达：解构与理性

德里达因为解构而闻名于世,也因为解构而常常遭到误解。解构不同于批判,也并非是对在西方传统中教养形成的价值和思维方式进行极端而粗暴的摧毁(destruction)。相反,解构应被视作一种狡黠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结果就是在哲学思想所赖以建立的地面之上无限度地滑动。并非作为某种非理性主义者,也并非简单的“理性的批判”,德里达力图扰乱理性的活动,使之名誉扫地,使之浸入“书写”之中,也就是说浸入虚构、滑稽模仿之中。解构首先是一种复杂化、进行普遍追问的实践。通过返回到文本、表达式、语言行动,解构所追求的是一种实用类型的认识。这样,解构丰富了我们的概念,丰富了我们的理性实践。     

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与管理实施研究

相比发达国家，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较为严峻。如何在现有科技水平条件下，依据科技手段提高食品安全等级，降低各类食品安全事件发生频次，这不仅是安全研究领域的课题，也是科技管理与科技应用领域的课题。文章采用理论论证形式，构建了多维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并确定了有效实现该体系的八项原则。在该安全监管体系中，通过事前、事中与事后监管，将创新科技与创新管理应用其中，实现了食品安全的预警式分析与食品安全的定位式分析。在此基础上，以西部地区两个大型城市综合体为例，通过近两年的实证研究，将理论研究中提出的预警式分析与定位式分析得以实现，且基于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实证对象的食品安全水平已得到有效提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探究，从科技进步与科技对策角度出发，提出了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六大具体对策。     

群众监督: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的基础

群众监督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属性,是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的基础.目前,我国在群众监督意识、政府信息公开性、群众监督法律法规的完善、群众所反映问题的处理等方面,存在一些制约群众监督的因素.加强群众监督,要从强化群众监督意识,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与群众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对群众监督所反映问题的处理力度等方面入手.     

关于我国工程建设监理业务范围的思考

有关我国工程建设监理业务范围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文章从我国对建设监理的定义出发,结合我国建设监理实践,认为将监理定位在施工阶段,既着重历史,又符合现实,还可以澄清一些易混淆的概念,并且有利于各方关系的协调;我国的建设监理范围宜小不宜大,定位于施工阶段最为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