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的役田、义田与宗族

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为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近代江南乡村的族产分配与家庭伦理

近代江南的功能性宗族组织和族田义庄并不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发达。地方志中的大量资料表明,江南地区的宗族组织近代以来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族产的不甚明确的权属关系,是与“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密切相关的。家族伦理既是一种道德观念,又是一种多元的族群关系网络,族产与家产在族人财产观念上的相对化,也是族群关系结构中“公”、“私”相对化的具体表现。族只是家的扩大,只要族群关系的基本结构不改变,族产的性质就脱不出家族共财制之窠臼。     

倡导、激励和保护:清政府的族田政策

清政府在继承明代有关定制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了富有特色的族田政策体系,通过树立典型、强化宣传等方式倡导建置族田,虽也有废除参与械斗宗族的族田之举,但不否定其倡导的一贯政策;实行旌表、议叙等政策激励族田发展,对族田实行多项不同于一般民田的优待措施;建成了以法律保护为主的多措施并举的族田保护网,为族田的安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保障。清代族田政策具有鲜明特色,即在积极围绕族田支持的基础上,其政策走向法律化和近代化,义庄、义田地位逐渐提高,清政府支持族田的政策促成了清代族田高潮迭起的持续发展局面,但却给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提供了条件。     

曹氏学田记

曹拱臣先生。历官湖北施南府知府。国变后弃官归里。既十有五年。岁在丙寅。乃承祖父道南公遗训。捐置归德九都水田百亩于西亭曹氏宗祠。而与族人约。别于祠产。择族中之贤主管之。时其出纳而储其息。岁疏学童七岁以上至十二。贫而失学者。资之令就所居地学。其年逾十二未登十六。习艺徒者。给如所需之数息无虚糜。     

略论后期禅让制及其残余观念的作用

按司马迁及孔、孟之说,中国古代确实存在着禅让制,而且直到原始社会末期的舜、禹也都是靠禅让制取得大酋长位的.但《竹书纪年》却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韩非更加武断地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据《竹书纪年》及韩非之议,禅让制到尧、舜、禹时代已经名存实亡,舜的最高领导权就是以强力夺取来的.当前史学界持此看法者较多,其根据为:舜在高阳氏之族号称“八恺”及高辛氏之族号称“八元”的十六族的支持之下,以武力打击了所谓“四凶族”,即压服了共工氏和崇伯鲧等强大反对势力,才巩固了统治权的.所以认为,武力对舜践大酋长位起决定性作用.笔者对此见解有所异议.     

《岳阳楼记》的政治文化内涵

庆历六年 (10 4 6年 ) ,范仲淹在邓州 (今河南邓县 )任上 ,应老友滕宗谅之约 ,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文中无论对“岳阳楼之大观”的描写 ,还是其“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抒怀 ,都足以使此文彪炳文学史册 ,激励百世人心。如果注意到 ,此文以“庆历四年”为起始 ,以“时 (庆历 )六年九月十五日”为结句 ,而此期间正是范仲淹从其一生事业的顶峰跌落到晚年的遭谤毁、受贬谪之时 ,那么 ,此文所内涵的政治文化意义就更为重要了。一范仲淹在文中说 :“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 ,退亦忧。”这里的…     

“补王政所穷”：范氏义庄与宗法制帝国修复机制

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古代王朝修复机制的核心机理,而唐宋之际宗法家族制却面临倾颓之虞,以范氏义庄为代表的新型宗族,以共有族产整合族人,兴办义学培养官员,克服了科举制下官僚身份的一次性和家产均分制下财富日益稀薄化的难题,成功实现了官僚士大夫的累世再生产和宗法家族的长存不堕,修复并强化了作为中华帝国根基的宗法一体化机制,使得宗族稳固地成为帝国秩序生产的载体和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并最终型塑了古代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论秦穆公

秦穆公,名任好,成公弟,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在位,是我国奴隶社会末期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 两千多年来,人们对秦穆公的评价很不一致。唐人皮日休写过一篇《秦穆谥缪论》,是对秦穆公持否定意见的代表。这篇论文援引晋献公死后秦穆公不先立“贤公子”重耳,却立“不仁”的夷吾为惠公的事实而大发议论说:“圣人务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见其仁也,不先用不德以见其德焉。苟如是,是见危者已坠而欲援,观斗者将死而方救。”把夷吾回到晋国之后“背内外之赂,诛本立之臣,蒸先父之室,故生民兴诵,     

《文通》界说中一个标点的辨正

《马氏文通》界说十六后,界说十七论述“次”前,有一段承上启下的论述: “前论名代诸字与动静诸字,所有相涉之义,已立有起词、语词、止词、表词诸色名目,今复以名代诸字位、诸句读,相其孰先孰后之序而更立名称,凡以便於论说而已。”现有《马氏文通》、《马氏文通校注》、《马氏文通读本》均是如上标点。读到“今复以名代诸字位、诸句读,相其孰先孰后之序而更立名称”一句,感到前后不一致,没法理解。仔细读来,我认为这里标点有误。从整个意义上来看,“以名代诸字位,诸句读”中顿号应该删去,改成“今复以名代诸字位诸句读,相其孰先孰后之序而更立名称。”前一个“诸”字是代词,为“字”的定语;后一个“诸”为兼词,“之于”讲,作“位”的补语;“位”为动词谓语。这样全句才能与“前论名代诸字与动静诸字,所有相涉之义,已立有起词、语词、止词、表词诸色名目”相承,又与后边“凡名代诸字在句读中所序之位,曰次”“凡名代诸字为句读之起词者,其所处位曰主次”“凡名代诸字为止词者,其所处位曰宾次”等定义论述一致。前后讲的都是“名代诸字”。     

中原——福建——台湾人口迁徙之探索

福建地处祖国东南边隅,在古代社会里虽交通不发达,经济开发较迟,但社会比较安定,中原地区人口因战乱频繁出现,有的迁到福建,转徙台湾等地居住,具有中原与闽台的血缘关系。本文仅从两汉、孙吴、两晋、南朝、唐、五代时期中原人口迁闽及转徙台湾居住情况作初步探索。一、汉至南朝时期中原人口迁闽春秋时期在福建土地上就有“七闽”之称,“楚熊渠之后叔熊其子孙分为七种,谓之七闽”,七闽地分为福、建、泉三州。秦于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于福建置闽中     

广东瑶官·瑶兵·瑶田考

<正> 历代封建王朝,对于蛮族地区,均设官管理,同时其族内亦有长帅,管理其内部事务,然皆纳贡献,授以官爵,使自镇抚.《宋书·蛮夷传》卷九十七载:“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宋因晋)荆州置南蛮、雍州置宁蛮校尉以领之.……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蛮帅石宁等一百二十三人,诣阙上献.”唐代实行羁縻政策,以少数民族首领治理其地.宋沿袭唐羁縻政策,以瑶族地区为羁縻溪峒.宋太祖时,以辰州瑶人秦再雄智勇双全,而熟悉当地情况,在瑶族中有威信,擢为辰州刺史,“自辟吏属,予一州之赋.”后又升为辰州团练使.其所管辖的地区数千里,国家不增一兵,不费帑庚,终太祖之世,边境无患.(见《宋史·蛮夷列传》卷四九四)后来在北江二十州置刺史,以溪州的彭氏为溪州刺史兼部都誓主,“州将承袭”,“州有押案副使,听自补置.”(同上)     

300年前的国防力著--[明]沈铁“请建澎湖重镇书”

公元l624年 ,沈铁向福建巡抚提出《请建澎湖城堡置将屯兵永为重镇书》 ,堪称我国首篇专论澎湖地区国防建设之重要文献。沈铁的上书 ,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寓兵于民”、“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与明政府的消极“海禁”政策 ,形成鲜明对照。     

范仲淹在宋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范仲淹,已为人们所熟知,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之千古名句,尽人皆知,已成为中华民族士林中一切正直之人的行为准则和精神资源。但作为思想家和儒学家的范仲淹,特别是作为理学先驱者的范仲淹,还不被人们所广泛了解。清孙奇逢作《理学宗传》,未曾提及范仲淹,到黄宗羲作《宋元学案》深入探论宋元学术,才追溯到道学产生之前的范仲淹、胡瑗、石介、孙复、李觏、欧阳修等人,并为范仲淹专门立了《高     

元代泉州八次设省与蒲寿庚任泉州行省平章政事考

宋元鼎革之际,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主市舶蒲寿庚以泉州城降元,加速南宋政权的覆亡。蒲寿庚降元后,元世祖授他“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又授“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表明元廷十分重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元世祖征日本、占城、缅甸、爪畦和元成宗的“觇琉求”等军事行动,泉州港都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此     

图象之学的史学地位

史书立表,肇自司马迁《史记》,其仿《周谱》而作表,后世史家,逐沿用不废。表是按照年代次序罗列历史事件的表格,其“旁行斜上”,“事增文省”,给人以脉络清晰之感。具有“执简驭繁”之效。然司马迁创纪体有表而无图,立谱学而不立图学,历代史家陈陈相因,无能出其范围,逐使以往之形状名象无由考稽。表、图互为表里,皆为书志列传之要删,“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犹可补缀于文     

围绕明代徽州一宗族的纠纷与同族统合(续)

三、纷争与同族结合的展开(1)嘉靖初年与长丰朱氏的坟地诉讼案与茗洲吴氏有关的最大规模纠纷之一,便是发生于嘉靖二———三年(一五二三———四)与长丰朱氏围绕江潭坟地发生的诉讼案。《社会记》嘉靖三年八月条中仅有如下的一段文字记载:“龙江监察辅公墓被长丰朱氏侵没,龙江会我族及诸族告复之。”但《家记》卷十二《杂记》中收录了有关这一诉论的记录及文书一件。Ａ、《龙江诸族合剂约》(嘉靖三年五月二十日),与朱氏的诉论过程,龙江系吴氏各派共立的义约。Ｂ、《竹溪逸人记》(嘉靖三年八月)。茗洲派族人吴槐所记的与朱氏诉讼之来龙去脉。…     

廖季平“天人 学”探原

一、廖平的经学与哲学廖平之经学,前后凡六变。其一变“平分今古”,(以《今古学考》为纲要),最为人所称道。但这只是廖平经学之“起点站”,是“下里巴人”,故和者甚众。而其四变至六变(“天人学”),则是其经学之造极处,是“阳春白雪”,故曲高而和寡,知音甚少。廖平在世时,门人中只有乐山黄镕(经华),尚能登堂入室,得其精义,其余则即以随侍几十年之长孙廖次山(宗泽),亦未能窥其门墙,而仅知其仿佛,因之,廖平晚年已有“吾道甚孤”之叹。廖平“天人学”之真谛已被埋没几十年,可称之为“绝学”了。廖平之学,素“以善变称”。所谓“变”,实即其学之逐级发展之谓。廖平经学之“变”,又表现为“立——破——立”之过程。往往前一变为“立”;后一变破前一变,又为立。于是表现为:先立后破,破后又立,立后又破又立之发展过程。但是他的破与立皆时入迷途。他的天人学产生在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的以变图存的特点正是该时代的反映,但常是颠倒的反映。他死死抱住经学,以时代的各种新知识解经,以违背常识的方法尊孔。这使得他的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也包在了封建的老古董之中,增     

“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略论王船山依人建极的天人观

依人建极是王船山哲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他提出从人的立场来建构世界,但也主张遵循客观规律,即天道.王船山从“太和絪缊”以立天道;“天道之本然是命,在人之天道是性”天人合性以立人道;尽人合天,依人建极等方面阐释了其“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依人建极的天人关系论.王船山依人建极的天人论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对于我们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也不失理论和实践意义.     

福州历史若干问题释疑

（一）福州是闽越汉三族的结合作福建在周朝称“七闽”,最古的名称叫做“闽”,其先民。闽族大致分布在闽江下游,临水而居,文化发展相对缓慢。但是,闽族生活的地方北山面海,气候优越,四季如春,有着生息繁衍的好环境。又因闽地处东南沿海,历史上有几个较为安定的时期,因而战国后期越族,晋朝和五代时期中原汉族大量南迁入闽。越族人的八闽当从战国中期开始。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楚灭越,“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海上……”。到了秦末,勾践的后高无话,带越国王…     

“钱氏家难”考索——《柳如是别传》新证(选段)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末附“钱氏家难”,略说:牧斋(即钱谦盖)逝世后,由于族人逼债,柳夫人缢死荣木楼,得以保钱氏一门不致倾家荡产,颇为时论所推许。顾苓《河东君传》,“宗伯(指钱谦益,下同)薨,族孙钱曾等为君求全(采按:此句有语病。应云“向君求全”),要挟蜂起,以六月二十八日自经死,……呜呼!今而后宗伯之语黄门,为信而有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