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美社会学比较分析

比较法国的社会学传统与美国的社会学传统有什么不同,并不是什么创举和卓见,还应该根据这些不同来推动社会学的发展,使其不只限于进行散乱的、仓促的评论和分析。再说,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比较的,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和分歧,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同属一个学科,使用的是同一类语言。但是,它们互不往来,双方得到的情报都是片面     

说送礼

西方有人批评社会学,用的是一句俏皮话:『社会学是一门把人人都知道的东西变成人人都不懂的术语的学科。』也许这对于那些搬弄术语脱离实际的社会学作品多少是一针见血的。但人人都知道的东西毕竟包含着人人也许不懂或不十分明了的道理,这正需要社会学家加以揭明,使社会工作者和广大群众能更科学更自觉地处理这些看来都知道的事情。这次所选的四个问题:送礼、吸烟、流行音乐、玩麻将,人人都知道,但实际生活中却始终难以处理妥当,其中是否有一点社会学道理呢?四篇文章稍稍作了点分析,不知能否给大家一启点迪?不过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而己。     

社会学研究成果应注重实用性

社会学作为一门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是它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在这一点上,当前社会学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是引人注目的。在1991年第三期的《社会》杂志中,就涉及了人们目前普遍关心的:“社会公平问题”、“农业问题”、“拐卖妇女问题”,以及禁而不止的“六害问题”、“吃喝风问题”等等,但是,社会学对这些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就此所作的对策或建议却往往是“可望”而“难及”,其表现有两个方面: 一是理论与实践应用的脱节。社会学文章对问题的分析可谓精辟、全面,入木三分,但成果建议却表现出肤浅、苍白无力,理论上可以讲得通,对实际生活的指导价值、应用价值却很小。《社会》杂志上有篇《吃喝风屡禁不止探源》的文章,深刻而全面地对吃喝风作为一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作了探源诊断,“诊断的目的在于疗救”,该文从现实出发,从党和政府这些年狠刹吃喝风的经验教训出发提出三条对策。这三条对策,理论上完全可以得出,但实际上有多少可行性?且不说对吃喝风专门立法有无可能,就说对吃喝风立法的必要性又有多少呢?该文提出的对策表现出理论与实践应用上的脱节,操作性太小。     

编者的想法

我们在组稿和编稿的过程中,一直在自省着——向读者的承诺:逐步改革,期期出新,究竟做到了多少?当开始改版的时候,总会有一股热情,有一股干劲,这是可贵的。没有热情和朝气,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创造活动的。但是,如同巴尔扎克所说,具有创造的冲动和想象是不难的,但这还不是创造活动本身。创造,那是如同母亲哺乳养育孩子,要每日每夜地喂他弄他,全力以赴地做那些再琐碎不过的事,做那些简直毫无艺术气或创造味的事情。然而,我们又要在这无数必要的日常工作之中,保持锐意改革的势头,刻意锤炼自己的社会学眼光和能力,在千千万万读者的社会学创造中,寻找那可能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留下痕迹的东西,寻找那能够在社会学的“奥林匹克”会上升起     

不应以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说明知识分子劳动报酬

有些文章以复杂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过程需要较多的费用,而当前又不能象恩格斯说的那样全“由社会来负担”这些费用为理由来说明应给知识分子较高的报酬。我认为这是用马克思资本主义工资学说直接说明社会主义工资,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其中包括训练费用。社会主义劳动力不是商品,工资也不是劳动力价格而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形式。报酬多少完全取决于劳动数量和质量,根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多少无关。应该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论述:“现在怎样解决关于对复杂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     

社会学理论的最新发展

现代社会学中最有影响的一种倾向,就是人们所说的“新维贝尔范型”的思想方式。这种范型把不管什么样的社会现象都看作是集合个体行动的产物。由于这种范型的应用,新近产生了一些高明的理论,这些理论是符合在社会学领域中研究发展与现代化、社会流动与分层、社会运动与集体暴力和意识形态分析等现象的严格的科学要求的。这种思想方式既同“新迪尔凯姆范型”相对立,也同“解释社会学”范型相对立。由于社会学的产品名目繁多,所以社会学往往被看成是一门遵循特异规律的学科、被看成只是一种在社会哲学与科学问进行调解的思想方式时,才属于科学的方法论范畴的学科。尽管这种怀疑主义观点包含着某种真理,但我认为,对社会学的产品还是应该持批判的或者说现实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要鉴别和区别现在贴有“社会学”标签的各种主要类型的产品。     

新时期文学漫议

“新时期文学”的回顾和未来文学的展望,是难做的题目。“回顾”应该多少看出点儿门道来,“展望”应该经得起未来事实的考评。“理智”不要我写这种文章,因为对“新时期文学”说不上有研究,说话很可能不着边际,更怕被将来的实际打嘴巴。然而,有一种什么情绪使我提起笔来。这情绪的背后似乎也含一点儿“理智”,就是认为大家关于这题目的讨论,也许成为“文学”这个系统“自动控制”的一种因素,我说的即使错了,即使将来因此脸红,现在也可以使行家们在批评我的错误时思考一些问题,可以使将来的文艺思想家知道八十年代后期曾有我的这种胡涂观念,而引为教训。第一,我认为中国“新时期文学”仍然与政治有很密切的关系,近十年来,仍然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的历史。如果没有结束所谓“文革”,就产生不出“伤痕文学”,“伤痕”只能在身上和心里,不会有人(或极少有人)把它变成文学。“反思文学”呢,也是随着对所谓“文革”政治总结、随着政治上对“十七年”的反思而出现的。“开放”政策的酝酿、确定和实行,更是文学“开放”,广泛容纳世界文学新艺,发生“中国的现代主义文     

从哲学视角看大学生素质教育

综观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或侧重于生理、心理学,或侧重于教育、社会学,或侧重于人类学等。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从具体学科的角度来研究素质教育的。诚然这种研究能从某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准确把握素质教育的部分内容,但不能从整体上把握素质教育的本质。人们对素质教育内涵的揭示有两种不科学的倾向:一种是过宽的倾向,以为素质教育是“全能教育”;一种是过窄的倾向,以为素质教育是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教育。只有从哲学的角度,从人的成长和发展这一更为广阔、更为根本的视野中,辩证地、唯物地、历史地、系统地整合各门具体学科的研究成果,才能从整体上科学地把握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本质。     

由“挖人”而引起的特大盗窃案

“由‘挖人’而引起的特大盗窃案”、“从社会学角度看琛圳,珠海特区的犯罪问题”两篇文章是对改革中发生的一些问题进行的初步分析。目前,在我国城乡广泛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正以汹涌澎湃之势向前发展推进,它的成效,现在已明显看到,并将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但是,正如滚滚东流去的大江里有时也有回流和旋涡一样,改革中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例如经验不足、有关人员的素质不好等等。及时地提出这些问题加以分析,引起各界的注意和纠正,以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正是发挥社会学的考察功能和预测功能之所在。     

文艺社会学系列讲座在沪举办

上海社联教科文智力发展公司、《社会报》编辑部、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上海电视台社教部等单位于前不久联合举办两期文艺社会学系列讲座。讲题内容有:“美学、文艺学和文艺社会学”、“世界社区文化与文艺”、“东西     

论新编地方志的改革

因为改革之年,地方志的编纂也要照例进行改革吗?不是。改革对地方志来说,是普遍的命题,是本身的要求。新编地方志现在已大体定型,改革是不是要另起炉灶,动大手术,进行彻底改造呢?也不是。志书的改革决不是使它不姓“志”,变成另外什么东西。动大手术不宜,小手术则是少不了的。创新才能继承前人曾说修志“贵因不贵创”。“贵因”,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前人修志成功的经验,合理的体例,正确的理论和方法等都是应该继承的。但是,“不贵创”则不能苟同。今天,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前进,许多新事物不断涌现,不少科学的方法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所有这些都应该适当地引进到修志工作中来,封闭式地修志显然是非常不够了,因此“贵因”更要“贵创”。其实,我国的修志所以能够源远流长,连绵不断,历代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修志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改革旧的形式。从“四方之志”、     

格奥尔格·齐美尔专辑评介

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著作常被英语国家归为正统社会学范畴,J.伍德在其社会学百科全书中这样评价齐美尔:“他是‘正统’社会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们认为齐美尔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为分析诸如“双重事物、三重事物和多重事物”,“吝啬鬼、陌生人和穷人”,“竞争,友善和冲突”这些社会形态奠定了基础,这种观念一直主宰着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齐美尔观点及著作的接受。除极少数以外,英美国家的社会学教科书对齐美尔的著作只当作一般的参考书或作为介绍冲     

听!小说家在向社会学呼吁

陈卓乾的小说《避雷针》(见《小说月报》1984年第8期)以敏锐的观察力、细腻的笔法,揭示了普通的家庭纠纷,提出了对社会学家的呼吁:“……为什么他在研究武汉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就不应该研究一下家庭的发展战略呢?费孝通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之后,不是有很多人开始研究社会学了么?社会学家就应该统计一下,全市有多少对夫妇,     

苏联的应用社会学研究

苏联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把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苏联社会学是由一般社会学理论和应用社会学(又称具体社会学研究)两部分组成的。应用社会学主要是研究社会现实,即研究社会面临的“迫切问题”。二十年来,苏联的应用社会学研究发展迅速,研究领域十分广阔,现在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其规模今天已可与美国相匹敌。苏联学术界对应用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评价很高,他们认为,“社会学家的结论和建议应当成为党和国家机关以及我国全体劳动人民工作中的实际指南。”     

对社会学应用研究商品化现象的思考

自从1979年我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就一直把社会学的应用性或应用研究作为重点,摆到了突出地位。这种应用性,就是通过调查研究,找出问题所在,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城市家庭、人口问题、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研究,分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六·五”、“七·五”规划,鲜明地反映了我国社会学应用性的性质。     

社会学视野中的网络社区

“网络社区”或“虚拟社区”的提法最近越来越多了 ,在我看来 ,虚拟只是假象或表象 ,网络赋予社会或社会成员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再真实不过的了。“社区”这一概念在社会学领域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界定。中文的“社区”是从英文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翻译过来 ,原意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通常我们在社区研究中 ,指的是一种区域性社会。从这样的意义上讲 ,网络社区只能是虚拟存在 ,因为它不具备物理空间上的地域特征。基于此 ,从人文区位意义上 ,讨论人口的空间分布（区位）也十分勉强。但一定的人口及其互动关系 ,以及由此带来的情…     

论文化的职能——方法论方面

苏联哲学著作中存在两种主要的文化观点。第一种观点把文化看成是人的存在的个人方面,是社会的东西和个人的东西相符合而和谐化的过程,是人的能力的发挥。这种观念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创造”、“精神财富”这些概念而具体化的。这些概念提出价值的标尺,可以使我们“衡量”具体历史的人接近文化理想的程度。这就叫做文化的     

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

涂尔干认为道德的要素有三——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的依恋以及自主或自决，在儿童身上可以培育这些道德思想。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现了涂尔干一以贯之的社会学思想。同时对道德教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后人影响甚大，通过从社会学和教育学两个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     

作为虚假历史的后现代主义

在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的大力推动下,历史与文化的特性问题最近又回到了社会学讨论的前沿。在本文中我要考察的是,我们周围发生的真正的、戏剧性的文化变迁究竟有多少背离了先前的文化变迁趋势,也就是指背离的程度,文化变迁是不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这一社会变革是使现代性已经死亡或正在伤亡这一论点得以成立的充足基础。总体而言,我反对后现代     

评波普的科学方法论

波普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提出了“经验证伪原则”,即认为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事实只能证明一个理论是假,却不能证明一个理论是真。“证伪原则”也是他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在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他还认为猜测与反驳是重要的科学方法。他还主张对待科学应该提倡批判精神和敢于犯错误的精神。波普的上述思想既有合理的值得肯定的东西,也有错误的、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对其加以借鉴或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