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徽州易学

明清时期的徽州易学,源于徽州地方性教育的繁荣、学人传习易学活动的自觉与家族易学氛围的熏染,是在维护程朱理学、阐扬阳明心学、回归元典、重申图学等学术生态中培育出来的奇葩。作为明清时期徽州学术的风向标,徽州易学研究样貌的差异与每一次转向,虽然仍烙有理学或朴学的印记,但是已不完全囿于理学或朴学的反哺,而是融入了徽州学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学术生态下的一种积极思考,是徽州学人体悟人生与认识事物在易学上的折射。从地域性易学的本身而言,徽州易学有一个多途自我发展的过程;从易学的内容而言,徽州易学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而形成了徽州地区新的易学传统,堪称徽州学术除理学与朴学以外的又一个学术主轴。     

文化冲突与湘学的近代转型

鸦片战争前后激烈的文化冲突促使湘学向近代转型。从其转型的历史过程来看,首先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内部的文化冲突,体现为湘学中的今文经学、理学和实学对传统文化内部各派别特别是乾嘉汉学、陆王心学的批判,这是推动湘学转型的内在因素。然后是西方文化冲突下湘学人物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应对,这是推动湘学转型的外在因素。转型后的湘学获得了与传统湘学截然不同的思想形态和历史使命,并开始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梁启超与近代湘学的兴起

梁启超是最早提出“湘学”概念并进一步研究湘学的学者。湘学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为民主政治;二为学理精神。梁启超肯定了船山思想是湘学在近代得以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湘军、维新变法运动是湘学复兴的外缘推动力。梁启超的湘学观有助于我们了解湘学在近代复兴的客观情形,对于今天的湘学研究的开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诗经》诠释之“兴起”说浅论

兴起是朱熹诗经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兴起本质上是理解主体与理解客体不断交融的意义生成过程,它作为一种有效的诠释机制和策略,使朱熹的以义理说《诗》合法性成为可能,为其通过《诗经》而更好地阐发理学思想做了基础性的铺垫,在《诗经》汉学向《诗经》宋学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与桥梁作用,其地位不容忽视。     

读《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兼评八十年代关于理学与反理学的讨论

理学是滥觞于中唐、兴起于北宋的理性主义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的产生对于当时及后来的中国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徐洪兴博士的《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以下简称《转型》）一书,是专门研究理学思潮产生过程的一部较有份量的著作。既然是研究理学思潮产生过程的专著,首先就必须对“理学”概念的内涵、外延及特性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转型》一书对此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新观点。《转型》一书认为,理学之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学就是“脱出训沽“的“义理之学”…     

也谈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人对事物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人对概念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虚概念同真实概念的不同就在于 ,虚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及其特有属性 (或本质属性 )在客观世界中是不存在的。虚概念 ,作为概念家庭中的一员 ,它理所当然的具备概念的两个逻辑特性 ,即虚概念也有其内涵和外延。正确理解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仅使我们对虚概念的认识比较完满。同时也更加准确地去掌握和运用虚概念     

湘学的内涵与范围

“湘学”是指在湖南地区产生和传承并对湖南地区发生了影响的以哲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湘学”与“湖湘学”以及“湖湘文化”有区别。湘学概念的范围上限应断自周敦颐,而其下限则应确定在清末民初,内容包括濂溪学、湖湘学、船山学以及近代湘学。     

论晚清咸同时期湖南人才群体的学术思想

理学和经世学分别代表儒学中"内圣"、"外王"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向,两者在儒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完美地结合。理学还因其奢谈"义理",时遭世人诟病,长期以来被视为空疏无用之学,但在晚清时期,由于湖南一批"中兴名臣"的弘扬与发展,理学曾一度受到热捧。咸、同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人才群体,尽管在学术上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但由于当时空前的社会危机,使他们在潜心理学之余,不得不重视经世之学,以应对当时的危急形势。理学与经世学的结合,不仅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推动了理学的再一次复兴。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

胡安国与程门弟子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它既关系到程氏之学的流传,又关系到湖湘学派的思想来源,澄清这一问题是有重要的学理意义的。胡安国不仅与谢良佐、杨时、游酢、侯仲良、王萍等关系非常密切,同时又与他们的弟子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们互相切磋,互相勉励,不仅对南宋理学的兴盛,而且对推进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王船山——从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关键人物

船山在湘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突出表现是使在元、明两代沉寂了数百年的湖湘学得以继承、发扬和复盛 ,并一直影响到近代湘学 ,因此说 ,船山是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关键人物。这具体还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论证 :一是船山继承和传递了湘学性理哲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内圣外王并重的精神特质和学风 ;二是船山在湘学发展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是船山将湘学中深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传统发挥到极致     

论湖湘教育思想与精神

湖湘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其有着独特的思想与精神。古代湖湘教育既重视思想的传承,以礼教的拓展为中心;又重视思想的创新,形成了完善的理学教育理论体系。湖湘教育人才的培养,强调以立志作为根本,涌现了大批投身教育的理论家与实践者,展现了湖湘教育的精神与魅力。     

湖湘哲学的基本观念与精神

湖湘哲学自宋代定型之后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并自具特色的理学思路,坚持整个世界和每一个人的存在"实事"都是一个非现成性的大全整体结构:既自具根据又自我实现,既不断变化又自我调整,既有争有斗又相倚互成,虽偏而未全却可不断完善。湖湘哲学由此阐发了一系列基本观念,并形成了务实尚通、重异贵全的基本精神。其具体表现则是全面承认、根本信任的现实精神,接受分殊、重视差异的开放精神,因势尽理、能变能安的通变精神,高瞻远瞩、循序渐进的条理精神,建立仁政、尽显仁心的制度精神,德才并重、道艺不二的人才精神,各有专精、交济互成的协作精神以及工夫十足、务求实成的实践精神。中国近代史已表明,根据这种思路和精神,儒家思想完全可以接受、促进和反思现代文明。     

保巴的哲学思想与元代理学的发展

保巴是元代理学正传以外有影响的蒙古族哲学家、思想家，其天道观、心性论直承两宋，又有所发挥，为理学的传播和复兴，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保巴的哲学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透视到：元代理学为了适应其自身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发展，为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论新安理学家程大昌的理学思想

程大昌是南宋新安理学开创性代表人物。他在易学上以解决当时学界的分歧为目的而发挥易学,在太极观上以"接着讲"的模式推进理学的研究。尤其心性论在继承朱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融合佛学的修养体系。探究其与程朱理学之间的关系,可理清整个新安理学初期发展的脉络,从而揭示被朱子学说所遮蔽的南宋理学真实的思想境遇。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试析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兼评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当代新儒家的"新外王学"的存在已经是一个理论事实,李明辉的新著《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可被看作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存在和延续的又一佐证。但是,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乃是一种抽象观念的排列组合的结果,是以对"现实"的思想过滤或者将"现实"排除在其视野之外为前提和特征的。反过来,这也决定了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从根本上丧失了面对"现实"的维度和内在理论能力,换言之,在"儒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观念性嫁接和融通中,真正的政治哲学思考尚未开始。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意识彩态批判

现代新儒学思潮自产生以来,共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成为当代三大社会思潮之一。现代新儒学力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复兴民族文明。它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作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思潮,大陆新儒学在历史观、文化观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时期,要有鉴别地加以审视现代新儒学思潮,使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有利资源。     

理学的当代性思考

在对传统理学的批判中,我们不应该忽视甚至抛弃其中的精萃。理学尤其是湖湘理学的经世致用、践履实干之精神依然是我们今天所急需的。在对当代社会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理学仍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     

20世纪的理学与元代文学之关系研究述评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由于"文学"概念正经历着由广义到狭义的转变,而理学研究又饱受冲击,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得到开展.50至70年代末,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成果寥寥.80年代至20世纪末,随着元代理学研究的长足进步和元代诗文、元代文学批评研究等的进展,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进入一个较为自觉和相对兴盛的时期.学者们主要围绕理学与文学思潮、理学与文学创作、理学与文学批评、理学与文学接受等方面的内容展开研究,虽然还存在种种不足,但所取得的成绩仍然相当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