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比较及意义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体现的法治实质上是人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陆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并不断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落实,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比较及意义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体现的法治实质上是人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陆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并不断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落实,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走向一个实质法治概念

"法治中国"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其提出本身有着学术上的基础和脉络。通过对一元普适主义的西方法治观的反思和批判,法治中国话语的兴起,就构成了"法治中国"概念的思想基础和学理脉络。其中,邓正来的"理想图景论"与其他法治中国话语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在反对一元普适法治观的同时,主张一个实质法治的概念,代表了中国法治话语的一种实质转向。其主张的实质性"法治中国"概念,又跨越了实质法治概念可能面临的两大陷阱,得以避免实质法治概念存在的"反法治"悖论,即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路径,拒斥提供一种同质化与整全性的实质法治理论;通过主张一种对话的普遍主义,从而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避免由于否定法治的规范性内涵而成为一种特殊主义的法治观。     

认真对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命题的提出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的意义概括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命题的提出,最早出现于胡锦涛同志2005年底在中央政法委一份报告所作的修改中,他把报告中的"现代法治理念"修改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作出指示,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谐”与“法治”密不可分,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要构建一个法治社会,而构建法治社会之前提则又在于培育法治精神,因为没有法治精神的法治社会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法制社会,根本没有和谐可言。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为民"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首先要树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本文论述了法治理念的概念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司法为民”理念的内涵及其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对如何实现“司法为民”理念进行了探讨。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法理意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主张,它既关系到我国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之后的法治发展战略问题,更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具体道路以及相关的法治保障问题。法治与现代化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和政策依据。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指引下,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今后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     

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

文章提出了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问题的存在,分析了法治建设中"政府悖论"问题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传统文化、路径依赖和政府失灵等因素,指出了"政府悖论"问题的必然性、复杂性、长期性,认为解决"政府悖论"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法治观念的全面提升.     

论地方法治的可能性--以"法治浙江"战略为例

“法治江苏”和“法治浙江”等战略的提出,使得地方法治日益成为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本文结合对“法治浙江”战略的分析,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论证了地方法治的可能性问题,认为:法治的渐进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必要性;法治的具体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必然性;地方的能动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现实性。本文同时认为,尽管实现地方法治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其实现进程又在总体上受制于国家法治化的进程。     

论"法治广西"的构造

"法治广西"是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的重要内容,但不是法治的行政区域化,也不是"依法治水"、"依法治林"等的集合."法治广西"集中体现在广西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在法治国家实现过程中结合区情进行的制度创新,只是这种创新必须以国家制定法框架为界,遵循保障人权等一些公认的普适价值.建设"法治广西"要走自上而下推进与自下而上全面参与相结合之路.     

论法治政府的内涵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确定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意味着我国政府实现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这标志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的一个巨大变革。     

论法治与习俗--以社会行为为线索的一条社会学进路

鉴于人们在追求法治的进程中对道德与法律的过分关注,作者采用不同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框架,以行为与秩序之间的调节介质作为视角,以社会行为作为分析线索,详细考察道德、法律、习俗这三种介质对行为与秩序的作用机理。指出:与道德和法律对于行为所起的条件刺激作用相比,习俗的重大意义常常被人遗忘。在某种程度上说,习俗为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和秩序形成提供着“程序”。以此作为立论依据,进而揭示其对法治建设的积极意义。     

法治迟缓对法治国家建设的消极影响

法治迟缓表现为立法缓慢、执法不力、司法延误、守法观念淡薄等多种形式。法治迟缓阻碍了法治精神要件、实体要件及形式要件的形成和贯彻,致使法治主体丧失法治信念,法治客体得以无限制的膨胀和扩张,法治的标准难以有效确立、深入人心。法治国家建设由此变得遥不可及。     

诚信失范与诚信法治的建构

社会失信已泛化为普遍现象,法治化的进程也难脱离此种困局。在法治型构的过程中,理论阐释的学理分析存在从外部探究竟的嫌疑,要理清法治化过程中的真实样态,从内部看世界才是科学的方法进路。选取典型案例作为切入点,从法律制度、法律机制、法律裁决等多重维度入手,考察法治型构中的失信问题,并总结描述现行的诚信生成机理。这对于归结法治化进程中失信的内在症结,存在科学性与规律性的启示,是树立诚信法治观念与进行诚信法治实践的重要前提。     

科学发展观与法治精神

科学发展观与法治精神在以人为本、维护人性尊严等方面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改造传统法律文化,将法治精神本土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拥有悠久的法制史,但始终未能从内部孕育出法治的精神,是值得深思的。追溯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源,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一个系统的法治再造工程,是目前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论秦始皇的法治主义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倡“法治主义”的政治家。那么,他所提倡的“法治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在当时和历史上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了解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的司法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综合评价模型探讨

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方面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综合评价模型(SNCEM)。     

农民政治认同的逻辑——以社会主义为对象分析

政治认同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上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农民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了以生存伦理为认同的逻辑起点、以公正平等为最大的心理诉求、以自身的弱势地位为认同的主要障碍等为内容的认同体系。农民作为俄国和中国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认同与否,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认清农民特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及其政治认同的逻辑,才能增进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使他们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新月社作家与民国前期的人权与法治运动

1920年代末,以留美博士胡适、罗隆基为代表,新月社作家发动了一次人权与法治运动。他们痛感在黑暗的旧中国人民没有法律保障的苦楚,批判国民党政权的倒行逆施和法西斯专政,积极传播现代社会的人权意识与法治精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