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发展与“一国两制”法治实践

澳门特区成立十年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都较好地展示出新体新制、新人新事、新作风新思维,较好地展示出＂一国两制＂载体功能。体现＂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已成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特别行政区的法治是＂一国两制＂新型法治。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居民都是＂一国两制＂法治的载体。面对全新形势、全新时代,倡导＂一国两制＂文明、构建责任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维护共同性,维护大方向、大原则与有效发挥特殊性和灵活性是一致的,把＂一国两制＂载体的功能充分加以发挥,是新时代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土司制度下的“准”法律制度

土司制度具有准封建性、准法律性，对封建中央王朝负有一定义务。它确认了民族风俗习惯、禁忌、族规、家训的合法有效，是封建统治王朝最终找到的统治少数民族地区最好、行之有效的政治、法律手段     

“一国两制”与顺利实现香港回归

“一国两制”构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完成统一大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国策,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文分析了“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历史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重点论述了“一国两制”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     

“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的法律冲突

在“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域，由不同性质的法制和不同传统的法系并存的多法域格局成为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国法制的一大特色。与联邦制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相比，我国区际法律冲突更具复杂性。由各法域类推适用国际法律冲突的基本原则，是目前我国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可行办法。香港基本法是确立我国区际法律冲突原则的基本依据     

“一国两制”与澳门问题的和平解决

１９９９ 年１２ 月２０ 日,我国政府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是继香港回归祖国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澳门问题是中葡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实现澳门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将使“一国两制”理论的成果更加丰硕。澳门顺利回归,洗刷了中国人民的百年耻辱,这对于保持澳门的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振兴中华,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国两制”与新型国家模本的构建

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从根本上突破了迄今为止的一切国家学说和国家建制，创设了具有世界政治意义的全新国家模本，成为当代世界政治学文库中不可多得的篇章     

“一国两制”———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

“一国两制”是解决祖国统一的基本方针，但是，在法律系统中它是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它使两种在性质上有差别的法律制度结合在一起，构成统一的法律制度，并保证着将来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这方面立法的协调，保证和引导特别行政区在处理区际法律冲突时正确作出选择。认识“一国两制”作为法律原则的地位，对于正确处理我国法律系统中统一与差别的关系，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论“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依据

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依据,国内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本文针对这些见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依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切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植根于物质生产和民族文化的丰厚沃土;与世界历史发展总进程中的特殊规律相契合。     

论“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依据

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依据，国内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本文针对这些见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依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切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植根于物质生产和民族文化的丰厚沃土；与世界历史发展总进程中的特殊规律相契合。     

一国两制与制度创新

“一国两制”是一种制度创新。它是制度成长与制度选择的有机结合，是制度创新方式中的一个特例，属于“帕累托最优”型创新     

“一国两制”与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比较研究

“一国两制”不同于联邦制,是适应祖国和平统一的需要而提出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突破传统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一国两制”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香港回归祖国的实践证明其伟大的生命力     

论“一国两制”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基因

“一国两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文化基因,如爱国主义的价值观、辩证法、和合原则及思维模式等,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的重要思想材料。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脉渊源基础上,邓小平以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精华,解决了现实政治的难题,勾画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大思路。     

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渊源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方针。它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谋求祖国统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其思想渊源却要上溯到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和探索。新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曲折历程清楚地展现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渊源     

“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及意义

“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决非一蹴而就。早在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八字方针”及“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思想;周恩来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五条方针”及“三个不变”的思想、八十年代初,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要思想,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政治智慧,提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伟大构想。这个构想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增添了新的内容,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世界和中国大格局中的“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的精义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范围内同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这两种制度的同源性、斗争性、并存性和现代性,都必然要求我们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两种制度的起源、异同、脉络与趋势,了解了这一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对中国"一国两制"战略决策的出台以及该方针政策的实施,才会有更加坚实的理据和自信。     

一国两制的法律意蕴及其意义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伟大构想."一国两制"逻辑地蕴涵了"一国两法",它不仅本身具有法律的属性,而且,它主要体现在法律规范所确认的制度中."一国两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历史源流初探

在"一国两制"的指引下,香港顺利回归并保持持续繁荣稳定,但也产生了种种困扰"一国两制"的问题,反映出把一个"文明中国"的政治内容装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容器中所面临的难题,也说明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本文试图通过探究"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历史源流,揭示当年制度设计中关于"一国"的深层次考量,对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一国两制”的政治文化渊源

“一国两制”是当代中国倡导的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选择。它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 ,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生了强烈的共鸣 :建构中华大文化的理念与传统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本质高度结合 ;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文化意愿与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产生共震效应 ;对一国四地全体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怀 ,与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合理内质相互贯通。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政党制度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的政党制度和代议民主制的发展存在着独特性,其愿景也与传统的政党政治显著不同.政党地位及参政议政的方式受行政主导政制的制约,既没有执政党也没有在野党.中央政府的态度、多元文化背景和经济社会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直接影响到政治组织的走向,需要在法律规制下循序渐进才能确保香港政党制度的健康发展.     

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兼批李登辉的“两国论”

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为祖国统一设置障碍,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伟大创举。“一国两制”是实事求是的产物,“一国两制”的内涵、“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