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与变

本文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变与化概念的内涵,揭示了和与变的辩证关系：和是变中之和,和在变中维持、变中达到。因此,古人提倡和坚持①居安思危、见微知著;②柔弱处下、知足不争;③革故鼎新、变以尽利等三种变中求和的方法和途径     

彭泽与甘肃之变

成化至嘉靖初年 ,明朝所面临的最严重的边疆危机是西北边疆地区的哈密危机 ,甘肃之变是该危机日益加剧的集中反映。彭泽举措失当与甘肃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正德末年和嘉靖初年 ,明廷就彭泽在甘肃之变中的责任问题发生了两度激烈的争论 ,最后皆以彭泽受惩处而告终。特别是嘉靖前期对彭泽等人责任的再讨论 ,是解决哈密危机的必要步骤。对彭泽等人的惩治为解决哈密危机和安定西北边疆扫清了障碍。     

语言变项中不同变式的确认

本文针对社会语言学界关于语言变项中不同变式类型的确认问题研究之不足,以江苏溧水"街上话"语音变异为例,就新旧式的确认、过渡武的存在与确认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提出构成语言变项的不同变式除旧式、新式外还存在着"过渡武"这一变式类型,并从整体音节和音节构成两个层面对"旧式、过渡式、新式"三种不同变式类型加以具体确认,充分证明在语言变异过程中在语言结构的不同层面中都存在着这三种不同变式类型.此研究无论对社会语言学研究还是对汉语方言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質变过程中有部分質变嗎?——兼与蔣捷夫同志商榷

質变問题在質量互变規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能否正确地掌握它是能否正确掌握質量互变規律的重要关键。因此,对这个問題进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和探討是十分必要的,它有着重要的理論意义和現实意义。本文試图就学术界正在展开討論的关于質变过程中是否存在部分質变的問题,談談个人的看法。《文史哲》1963年第5期发表了蔣捷夫同志《关于量变質变規律中的几个问題》一文,对質变过程中是否还有部分質变問題做了肯定的回答,我認为值得商榷。     

玄武门之变与贞观之治

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在玄武门弑兄诛弟,夺得皇位一事,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变的起因,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李建成阴谋作乱引起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为抢夺皇位继承权而发动的。李世民夺得皇位后,其处境十分孤立,为此,他采取与民休息,争取民心的策略,以致出现了“贞观之治”,所以,不能以李世民后来的业绩,掩盖他是玄武门之变的发动者的真相。现就此加以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变一变 销路广

卖水果、卖小食是常见的小生意。如今做这些生意的人多,不好做,若你推着与别的小贩同样的水果、小食品沿街贩卖,自然无人会抢着光顾。但若变一变,改用吸引眼球的销售方式,情形会大大不同。像已失传了几十年的"公鸡卖白榄"方法那样,设计一个人在四轮之中的手推框架,框外以轻塑制成五彩的外形似一只高头高尾羽的雄鸡,把小包装零食放框架内,人站在中间     

廖季平经学第四变及其哲学思想

廖季平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和思想家。他一生之中,学术思想经历了六次大的变化。细究诸变,我们认为,第四变在他的整个学术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第一,四变是他的学术思想发展的顶点。一变至三变的逻辑发展产生了四变,四变在更高的层次上包容了前三变。四变之后虽有五变、六变,但无更多新意,仅为四变的补充和完善。至四变,他的尊孔尊经的思想得到了最完全的体现;至四变,他的思想结构、体系及其规模已基本确定,以后再无大的变动。第二、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考察,他的哲学思想在四变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四变中的哲学思想最为丰富深刻。相形之下,其他诸变则大为逊色。因此,本文拟从廖季平的四变入手来分析他的哲学思想,以期有助于廖季     

切刻动词及其变式

选取莱文在English Verb and Alternations一书中收录的切刻类动词为语料,运用成分理论讨论动词及其变式的语义关系。在此研究了切刻类动词进入相应变式的准入条件,讨论了在概念框架下切刻类动词和其变式的语义联系,并且指出莱文对动词分类的不合理之处,提出了修改意见。     

我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一点看法

近十几年来,人们一直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以下简称“两变”)的提法,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一九七四年后,有同志还断定“两变”的提法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精辟概括和生动表述”。(张江明同志的哲学小册子《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以下简称《发展》)“‘两变’的命题,表述了辩证唯物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完满解决。”(梁琼芳:《“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可以理解为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科学的表述》,以下简称《表述》,载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学术研究》)这更远远超出了一个认识论命题的范围。然而,这种提法究竟是否科学,这种认识究竟是否正确,我认为都是很值得商榷的。     

“诗史”传统与晚明清初的乐府变运动

以王世贞《乐府变》组诗为肇端,从明嘉靖末年至清康熙初年,诗坛兴起过一次以新题乐府为体式、以讽咏今事为宗旨、以"诗史"学说为理论纲领的创作潮流。这场乐府变运动宗尚唐代杜甫等人的新题乐府创作,又因其自觉、独立、针对性极强的"诗史"书写意识,有别于唐代的新乐府运动,成为晚明大变局和明清王朝鼎革在诗歌创作中的一次现实反映。这是晚明文学中亟待挖掘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清初"梅村体"的诗学渊源及晚近传统,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变风变雅与“礼崩乐坏”

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革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下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雍容典重的雅、颂诗篇,到直抒胸臆、讽喻时政的变风变雅诗。在“变风变雅”的一些诗篇中,诗人以激愤的怨恨之情对天呼号。《诗经》再也不是传统风、雅中对现实半真实、半理想主义的讴歌了,而是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变风变雅”可以说是一个更进步、更活跃、人类意识更加觉醒的时代的序曲。     

略论法变之要义

从根本上说,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法变不过是以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理念将传统颠覆且替换的过程.传统的转换,亦即是"传统活化石"即民众的转变.就此意义而言,法变成功的目的在于将民众从传统之中置换出来,使其建构新的法治意识.法变层面上的主体不仅仅为作为法变主导者的政治主体,还在于作为回应体的民众主体(社会).法变的成功在于两者之间的相互辉映.就此而言,主体乃是政治与社会抑或说民众.     

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与“不变”

以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新媒体改变了人们创造信息、接收信息、传播信息的模式,建构起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信息环境。传播环境变迁,话语场域切换,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主体、言语语境、表达特色也随之而变。但“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初心”,其育人导向、话语属性、叙事主线不变也不能改变。“变”为“不变”提供挑战与机遇,“不变”为“变”提供基础与遵循。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在“变”与“不变”的内在张力中立主导、谋发展,需要在把握话语主体变化中增强育人实效、在适应复杂语境变化中坚守话语底色、在缕析表达特色变化中强化价值引领。     

《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新解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提出“会通适变”说。对于《通变》篇的主旨,前人提出了“复古”说、“常变”说和“继承革新”说等。本文按照《易传》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穷”、“变”、“通”、“久”的顺序来阐明“会通适变”的文论内涵,并提出了“运动”说,认为“变”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横向运动,“通”是会通古典作品的纵向运动。“通变”的关键不是“博览以精阅”,而是“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     

论邓小平不变与变的辩证思想

邓小平理论深深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沃土之中，并到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邓小平曾说：“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①“要照辩证法办事。”②他在一生的工作及思想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和发展。其中邓小平的不变与变的辩证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一、邓小平不变与变的辩证思想内涵邓小平不变与变的辩证思想，主要是针对在历史转折的重大时刻，国内外一些人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的种种疑虑和议论而提出来并展开论述的。它有明确的科…     

近古诗学的“变”与“复”

古人言:"诗道不出乎变复。变谓变古,复谓复古。"近古诗学的历史,既表现为"变"与"复"的消长,又呈现"变"与"弊"的交替。以这一独特视角梳理近古诗学的演变,审视其诗论主张,有利于我们清晰认识和把握近古诗学的历史,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发。元明清三代,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思维特点。宋人在拟古中求新变,至宋末诗弊已极。元人倡导"不二古今"救宋人之失。明人"复"与"变"各走极端,形成"诗必盛唐"与"各极其变"的对立,但"变""复"同是困境思维,在困境中寻求诗歌发展的出路,同样都不成功。清人惩明人之失,抛弃极端思维,以为变与复"非二道",走向"变"与"复"之融通,且强调"神而明之",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近代诗学和现代诗学也都可以看作是这一探讨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不管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还是"用新精神作旧体诗",都体现了"变"与"复"的思维与精神。这对当下诗歌之路的探索,具有借鉴意义。     

烃类蒸汽转化制氢有无中变的比较

将烃类蒸汽转化制氢中有中温变换炉和无中温变换炉两种工艺在能耗和投资情况方面作了比较,通过对两种工艺单位氢气的天然气消耗量及自产蒸汽的数量进行比较,有中变工艺能耗比无中变工艺能耗少,但脱盐水及冷却水消耗高,无中变工艺设备投资比有中变工艺设备投资高.从而得出有中变的工艺比无中变的工艺更具有优势。     

中国政治的变与常：长时段的历史透视

中国具有悠久、复杂而独特的政治传统，长时段的历史透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渊源和特质。3000年、200年、100年三个时间坐标，彰显了中国政治的变与常。“殷周之变”和“周秦之变”后，大一统、中央集权、官僚君主制、儒法兼用的政治形态形成并长期延续和发展，这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的底色。19世纪以降，为实现独立、统一、富强、民主和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近代启蒙传统得以融入中国政治体系。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三千年来，中国政治在制度和观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演变为一种现代政治文明，但一元主义和民本主义的政治传统得以长期延续，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独特逻辑。     

序变规律探要

通常,人们把序变纳入度变,作为量变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现代科学知识和人类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表明,序变和量变虽有密切关系,但在二者间帮不能划等号。序变是有独特特征的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规律。肯定这一点,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主观世界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毛泽东反腐防变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执政党如何反腐防变(反对腐败防止蜕化变质),继续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曾经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探索,无论其正误得失,都给我们以启迪。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毛泽东反腐防变的理论与实践,是十分有必要和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