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论争述评

"两种<水浒>说"是张国光<水浒>研究中提出的主要观点,"两截<水浒>说"是张国光对罗尔纲<水浒传>研究主要观点的概括.所谓"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的论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不存在.双方(张国光与罗尔纲的捍卫者)真正的论争发生在新旧世纪之交.本文对这场论争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要述评,并对论争中所暴露出的学风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     

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贡献

林惠祥在其<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深入研究了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性质、对象和内容,对中国各民族从古代和现代进行了两重分类,提出了"华夏民族主干融合论"、"汉民族民族成分多元论"等学术观点,并将这些学术观点融入他对各民族的具体研究中,丰富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学科内容,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水浒学”源流考

<水浒传>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有近百年的历史,而"水浒"之成为一门专门之学却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水浒"之能成为一门专门之学,是在改革开放这一大背景下众多的水浒学专家共同推动的结果,同时也与著名水浒学专家张国光教授数十年如一日的水浒学学术探索以及三十多年的学会活动密不可分.张国光先生围绕<水浒>所作的种种"奇谈怪论"、所作的一系列理论斗争,以及他为湖北省<水浒>学会与中国<水浒>学会的组建包括会刊的创建所作的不懈努力,必将载入水浒学研究史册.     

阿英与小说目录学

阿英先生是近代研究中国小说的著名学者之一,尤致力于晚清小说的研究.他在小说目录学方面学术成绩斐然,突出体现为<晚清小说目>、<晚清小说史>、<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等经典性学术著作的问世.阿英先生对晚清小说书目的编定,使中国小说专科目录体系趋于完善,但他的研究工作亦存有一定的局限性.     

亦学亦趣——《中国古代小说仙道人物研究》评介

黄景春先生<中国古代小说仙道人物研究>一书篇制鸿大,分为绪论和上下两编.绪论以简要精炼的语言勾勒了道教的兴起发展,以及古代小说的文体演变,为后文叙述廓清了概念.     

一部意义深远的学术转型之作——读纪德君《在书场与案头之间》有感

阅读纪德君先生的新作《在书场与案头之间：民间说唱与古代通俗小说双向互动研究》是一件颇为愉快的事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笔者看来,这部专著的出版代表着一种意义深远的学术转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说乃至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研究的一些新变。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武侠小说发端于何时?

中国的武侠小说发端于何时这是武侠小说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学术界有"先秦说"、"两汉说"、"六朝说"、"唐代说"等多种观点.本文一一论析了这些看法,并在提出衡定武侠小说四条标准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发端可定为东汉末年,最早的武侠小说是<燕丹子>,并且申述了具体的理由,同时对<燕丹子>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它的思想、艺术、对后世小说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阐述.     

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

越南古代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其古代散文体小说基本上是"汉文小说",其发生、发展深受中国小说之影响.16世纪前期模仿和借鉴中国<剪灯新话>的短篇小说集<传奇漫录>的出现标志着越南古代短篇小说的起步,17世纪以后出现的<皇越春秋>等长篇小说则深受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生活史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小说史书写——熊明先生《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述评

自"小说界革命"以来,在现代学术立场下,学术界出现了众多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这些小说史著,因理念局限,几近千篇一律,实际上没有完整、准确地呈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熊明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论》,在生活史视阈下重写中国古代小说史,以重返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发展的历史现场为书写理念,以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殊品格的发生与演变为重心,通过多角度、多线索的立体考察与研究,书写出一部全新的中国古代小说史。     

现代性阐释烛照下的创新之思——评王晓初《中国现代文学的多重视野》

时隔两年,王晓初先生的第二本个人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的多重视野>由北京新星出版社于2006年3月出版.在历经2002年第一本个人专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和2004年与黄文贵先生合作撰写的<生命的呐喊--东西方小说中的人文精神>后,王晓初先生的该著作更显见了他宽广深厚的文学底蕴和厚积薄发的学术张力.在体例范式上,该书也在颇具前沿风范的"现代性"视野的切入下而卓现了其独到新颖的内部构架.本书由十九篇文章组成,围绕三个核心主题展开:中国现代文学的宏观透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透视、鲁迅透视.在这三个于现代性烛照下由宏观渐深入微的多维视角透视下,我们不难窥见著者用心良苦的文本布排和其间蕴籍的深颖学识向度与严谨学术风范.     

两个层次 两种导师--湛江师院人文学院导师制的理论与实践

导师制是以个别老师指导少数学生为主要形式,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单向传授的"教师制"相互补充的一种教育教学模式."两个层次,两种导师"制根据本科学生的层次及学习要求不同,在大学一、二年级实施"学习导师"制,在大学三、四年级实施"学术导师"制.这种模式的导师制具有学风建设、教风建设、知识整理、个性发展、求异创新、思想情感、教育管理等实践功能.同时克服了现行导师制的不足,是符合我国大学本科教育教学现状和发展要求的有效管理机制.     

两种哲学,两种语言观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和“主体性形而上学” ,在语言观方面认为语言不过是说话人 (主体 )的活动 ,要求语言的意义直指感性的对象 (变动不居的在场物 )或抽象的概念 (恒常的在场物 )。现当代哲学反对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 ,反对抽象的概念哲学 ,主张在场物与不在场物都在现实世界之内 ,二者的相通相融是哲学的追求目标。这种哲学在语言观方面认为语言的意义主要源于在场与不在场的结合为一 ,不一定要求感性对象的出场或符合抽象概念 ,甚至不要求说话者 (主体 )的出场 ,诗的语言尤具这种特点     

两种价值论与两种分配原则

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有着必然的联系,劳动价值论必然导致按劳分配,"生产要素价值论"必然导致按生产要素分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也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     

“两难”与“双名”

当前,学术期刊界特别是学报界在生存与发展、改革与创新上,面临重重矛盾。作者针对此集中讨论了两个话题,即“两难”症———“稿患”与“稿荒”,和“双名”热———“名刊”与“名栏”热,认为对“两难”症,我们不能消极回避,而只能积极适应,“对症下药”;对“双名”热,我们也不应盲目追逐,而应理性对待,因“刊”制宜。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学报的可持续发展。     

但丁的双重二元论

但丁《神曲》中有奥古斯丁两城说的痕迹,但又有所修正,这是但丁研究界长期以来的共识.但丁思想中其实有两组二元,因而其政治哲学中有并行的四座城.善恶二元论与心物二元论,是西方思想传统中既有关联又不完全相同的两种二元论.《神曲》中天堂(含炼狱)与地狱的二元区分,是善恶二元论的体现,代表着心灵秩序中的二分.然而,在尘世政治中,还有罗马帝国与堕落的尘世政治的区分,后者以古代的忒拜和当时的佛罗伦萨为代表,这是世界历史中的二分.两种二分之间的差异,即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心物二元.并行的两组二城之分有交叉,但并不完全相同.通过对但丁这四座城的分析,可以对西方思想中这两组二元论有更深入的理解.     

道之两种状态与物之两种形态——兼及道物关系

孙以楷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的道论完全源于现实,不应把道玄虚化、神秘化。老子开辟了中国人寻求天地万物本原本体的致思方向,提供了本体论理论、体系架构和范畴。李霞认为老子是中国生命哲学之父。老子以深具生命意蕴的“道”作为核心范畴,以生命崇拜意识为根本观念,建立了一个以生命本源论、生命机制论、生命本质论、生命价值论、生命存在论、生命修养论以及生命境界论为主要内容的生命哲学体系,对中国传统哲学、宗教乃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陆建华认为老子的道具有有物与无物两种状态,老子之物亦有道中之物与道外之物两种形态。所谓道物关系表现为道之“有物”状态、有物之道与道中之物、道外之物的关系。徐小跃认为分析和挖掘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其任务就是看这一思想在何种程序上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出人性的本质、社会的本性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老子思想的价值正是体现在他对人的存在方式给出了符合人性的解释,而人也只有在与自然合一的状态才能完成关系双方各自的价值和性命之情,老子以“返本还原”的回归意识给人类指明了方向。     

部门哲学的两种可能研究层面与两条生成道路

部门哲学是以具体时象和具体学科作为前缀的哲学领域。作为反思的哲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与思维对象有关的反思,一个是对对象思维的思考。因而同一个部门哲学就有两种可能的研究层面。部门哲学的发展由本体论层面转入认识论层面的研究,由思维对象的反思到对象思维自身的反思。部门哲学作为一般哲学原理与具体科学的中介,有两条生成道路。一务是由具体科学提升、抽引到部门哲学,一条是由一般哲学原理运用、结合到具体科学而形成的部门哲学。第一条道路对发展哲学形式起着重要作用,第二条道路对哲学理论联系实际有着重大意义。发展部门哲学应该两条道路同时并存。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两种含义与两个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问题上,一般以1841-1848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萌芽、形成时期。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种含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和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真理,其形成过程应当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的萌芽、形成阶段(1841-1848年)和科学真理的确立阶段(1848-1871年),相应地其形成时期应当是1841-1871年。     

神话批评,原型批评:两种原型,两种流派

学界很多人认为荣格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不过是催生了"神话—原型"批评,弗莱作为该批评派发展的集大成者而备受关注,荣格则在文学界受到冷遇。笔者认同神话批评与原型批评分属两个不同流派的观点,荣格不仅仅是影响了弗莱,他的心理学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有着广阔的空间。荣格的"原型"及"集体潜意识"概念应用于文学批评,成立了原型批评流派;弗莱受到荣格的启发,创立了神话批评流派。两大流派彼此独立,影响甚小,不可以以此代彼。     

两个人和两本书——荣格、卫礼贤与两部中国典籍

荣格称卫礼贤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人,这主要是卫氏翻译的《易经》和《太乙金华宗旨》(德译本名为《金华秘旨》)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部中国典籍蕴含的中国思想,或许成就了荣格思想中最有创意的部分,如"个性化"概念、"同时性原理"、"集体无意识"等。《金华秘旨》让荣格发现,心理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环绕"本我"的"个性化"过程,这成为他的个性化理论的关键特征。透过这部首次译介到西方的道教内丹学典籍,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上找到了联结东西方思想的纽带。荣格认为,《易经》的"科学"所依据的不是因果律,而是一种西方没有的、尚未命名的原理,他称之为"同时性原理";他自己的"同时性"理论或许也根植于此。荣格既受到中国思想的深刻影响,又在其科学思维和医学实践中不失去自己的西方之根,这才会有他与中国思想对话的极为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