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惩戒之过程审思——基于程序正义视角

与实体正义相比,程序正义更关注过程,在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惩戒中有其独特价值.但受人治文化传统与行政管理主义思想影响,中国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惩戒带有人治化与行政化倾向,呈现出操作执行的规则体系尚不健全、调查处理的中立立场缺乏制度保障等程序疴疾,导致惩戒社会公信力下降,给高校蒙上了灰暗之影.优化其机制需突破人治化与行政化思维窠臼,以程序正义为合法性基础,形成结构层次完善、内容逻辑严密的精细化流程,建立学术与行政、审查与处理相互分离的制度性保障,健全民主参与和及时有效的信息公开机制,培育尊重当事主体合法权益和具有公正平等精神的权力主体.     

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基层行政组织形式

古代中国的地方行政一般以县为基层单位,由于县级行政设置仍然不能满足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因此历代中央政府都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了县以下的乡村一级。明清时期,国家在西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形式主要有里社、里甲、保甲等,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不断深入,基层社会组织也随之发生变迁,且存在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现象。     

规范行政权力是防治腐败的必要途径

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权力缺乏限制和规范是产生腐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从规范行政权力入手,将所有可能被滥用的行政权力严格限定范围并辅之以公平化、规范化的措施,是防治腐败的必要手段。本文试以国家行政权为例,探讨规范权力、防止腐败的途径。 一、通过法律设定并且限制行政许可权的范围,是规范权力、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与世界上一些国家设置的行政权相比,我国的行政权力(特别是对公民和法人财产权影响的行政许可权)比较大。这种权力体制与我国历史上行政权强大、司法权相对弱小的传统有密切关系。行政许可权作为国家对社会活动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这种许可权必须由法律设定并且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它容易变成权钱交易的工具。因此,对行政许可权的限制也就成为防治腐败、规范权力的一个重要的     

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

“行政是现代社会的钥匙”,“政府是实现国家目标的主要工具”,这些已成为当代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界的公论.政府工作的好坏、效率的高低,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慢与成败.现代行政的发展方向是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而民主化、科学化的成果必须通过法制化来巩固和保障.因此政府工作法制化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以研究现行行政法规范为主要对象的行政法学开始崛起,并获得了初步成果.但这一学科毕竟刚刚恢复,还属于初创阶段,因此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关于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问题,目前还少有人专门研究,观点散见于有关文章中.有的学者认为,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因此宪法理论就是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有的学者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奉行“三权分立”原则,“三权分立”学说是资产阶级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议政合一”原则,因此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应是“议政合一”理论;另有学者认为,对于资产阶级行政法治理论、“控权”理论,可以批判借鉴,成为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阐述得比较明确、充分的一种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执行人民的意志,“因此,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只能是:为人民服务.” (应松年、朱维究、方彦《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对于这种观点,学术界有不同认识,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普遍的政治原则,适用范围极其广泛,我们的一切法律、法学,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唯独以此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似乎不够贴切,行政法学应有自己更适合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是行政法学体系中的核心部分,由其决定一个国家行政法学的社会阶级性质、基本框架结构、基本原则以及发展方向,对于该国行政法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政府理论应该是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因为行政法主要是规范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部门法,它规定政府可以行使的权力,确定政府行使这些权力的原则,确立政府与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研究政府权力的制度化、法律化成为行政法学的基本课题,因此政府究竟是什么,它因何而产生,因何而存在.它的基本职能是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政府起什么作用,它应该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如何使政府权力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等等,就成为行政法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一句话,只有全面、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正确地运用,才能使我国行政法体系成为科学的完整的体系,才能指导我国行政法健康地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批判继承人类思想史中的进步的政府理论基础上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总结出来的,它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改革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我们一方面对于国外的、历史上的有益的政府理论、行政法学理论批判地借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我以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政府由人民产生,政府由人民控制,政府为人民服务,政府对人民负责,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逐步实现平等化;这五个方面,并由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石.     

近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主要障碍分析

法治代表着社会进步与文明,代表着公平与秩序,代表着自由与民主.法治的价值取向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法治之路异常艰辛,法治取代人治障碍重重.法治的建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综合发展的自身要求,是社会发展的顺利成长的结果.近代中国之所以长期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关键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缺乏建设法治的社会根据.其中缺乏民主制度的保障、根深蒂固的人治观念影响和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是法治发展的主要障碍.     

人治与法治——中西方法律精神的比较

中国的人治是一种以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礼治和德治为内容、性善为信念的社会控制体系,它以情理干扰法律,丧失原则性与普遍性;西方的法治是建立在比较完全意义的国家之上的、体现个人主义精神的、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的以法治国的形式;它以法律代替情理,使社会生活失去灵活性与弹性。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继承中国人治传统的合理内核,去除其弊端,吸收西方社会中法治的合理因素,摒弃其固有缺陷,建立一个主体与客体相结合、情理法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体系。     

试论民主的实质与民主的形式

民主这个词,最早产生于古代希腊社会,它的本意是指“人民的权力”。但是,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权力”,历来各个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说法不一。只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赋予民主这个概念以科学定义。列宁说过:“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转变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应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以程度不同的人民主权为前提，强调依法治国、崇尚法律至上、严格法定和分权制衡；人治的实质是各种形式的专制统治，崇尚贤主治政、务德不务法，容忍以言代法、因人废法、权力集中、个人专断。人治在古代社会以及社会变迁剧烈的非常时期有其必然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法治愈来愈显示其优越性，为现代化建设国家所普遍认同。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欧美各国已先后完成了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人治传统的国家。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儒家主“人治”，法家倡“法…     

强化审计权威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一,审计的权威性在于它的客观性及在经济行为、行政行为中的监督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审计是一种法律行为,是国家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是古而有之的。在历史上就是作为国家监督财政收入手段而出现的。因为国家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出现后,它不可能既是社会公共权力机关。又是财产物资的直接经营者,只能建立审计机构对财政、财务及某些具有经济行为、行政行为的部门进行监督,以维持和保护社会经济活动、行政活动的正常化、秩序化。第二,审计监督是保证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需要。审计是社会主义经济监督体系中最高层次的监督,其功能是否健全及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从我国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经济过热,经济环境欠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膨胀,及社会政治生活中权与权、权与钱,权与物的交换等现象的存在,都与审计监督制度不完善,审计功能不到位有关。所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审计制度,通过强有力的审计工作,净化经济环境,端正国家公职人员的行政行为,惩治腐败现象,以保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博观约取 辞旨质实——评《中国乡里制度》

乡村社会实行乡里制行政管理,这是古代中国不同于古代欧洲的地方。乡里制度的宗法性与行政性的高度整合,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些特殊性。历代乡里制度都是以对全体乡村居民进行什伍编制为起点,以“什伍相保”、“什伍连坐”为基本组织原则的。它是君主专制国家政权结构中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拥有按比户口、宣布教化、     

中国行政领导体制改革中民主与法治取向述评

民主与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标志缺一不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行政领导体制受到党的执政基础、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权力机关等多种因素影响,不断进行探索与改革。从改革开放之初在执政党主导下的行政领导决策民主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行政领导体制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探索,到21世纪民主与法治二元取向协同推进的行政领导体制改革路径形成。梳理、分析和总结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民主法治取向的历史轨迹,有助于理清行政领导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从而更深刻认识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质和把握未来发展的趋势。     

我国中央权力结构研究

我国中央权力结构基本上分为中央指挥权、国家规范权（立法、人事、审批、决定之权）、国家操作权（元首、行政、军事、审判、检察之权）三个层次。这些权力所构成的民主集中的体式结构，在类型上高于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面式结构和奴隶制、封建制国家集权的点式结构。它把权力的统一和权力的分工有机地结合起来，摸索出科学设置最高权力的成功经验，深化和发展了人类关于国家权力的认识，并具有较高的民主性，因而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全国人大行使权力的方式、各种国家权力的地位、权力结构中的监督机制等问题上，它还存在某些不足，所以应该尽量使之完善，以提高我国中央权力结构的科学性和治国水平。     

论我国行政改革中的政府权力重构

本文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为基础，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入手，探讨了我国政府行政权力的重构问题。行政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的重组与建构。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以后，行政权力必然发生变化和重组，以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行政权力的这种变化趋势表现为微观的弱化与宏观的强化；上下的分化与部分的转化以及行政权力的法制化。行政权力的宏观强化是以行政权力的上下分化为前提和基础的，没有行政权力上下的合理、科学的分配，就不会有政府宏观调控权力的加强；行政权力的微观弱化又是以行政权力的部分转化为前提的，否则就不可能完成政企分开的职能转变。行政权力的强化与弱化、分化与转化最后是以其法制化为前提和保障的，行政权力如果没有法制规范，它的重构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因此，法制化是行政权力重构得以进行的根本保证。     

关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思考

县级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被赋予的行政权力性质(党政不分以及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的一体化)造成它与国家和基层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利益)竞争关系,致使其权力时常处在国家控制和社会监督之外。因此,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政策取向并没有将县级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完整地纳入以国家权威为中心的、统一的政权体系当中。     

当代中国行政法制探微

行政法是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行政机关依其行政职能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现代行政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晶，它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主建设同构，与民权观念的兴起紧密相关。其主要功能在于保护公民权利，控制国家权力的滥...     

论组织文化视域下的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构

通过探寻大学学术和行政权力的结构体系及其社会、历史根源,提出基于大学的历史使命而统整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组织文化,构建和谐、高效、创新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以实现通过大学组织发挥人类创造力的组织文化目标。     

试论唐初贞观朝廷内部的民主风气

“封建朝廷里还有民主风气?!”人们可能大吃一惊,但这毕竟是个事实。从理论上说,“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①,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反映着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定关系。同一切事物无不由矛盾着的双方所组成一样,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与自己的对立面──专制或独裁同时并存,但又从来都为统治阶级真正享用,有着鲜明的阶级属性。任何时代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总要给本阶级其他成员以管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力。因此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不论皇帝如何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着严格的独裁和专制,但也不能不给予地主阶级的其他成员以参预国事管理的…     

试析我国现行权力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立健全权力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手段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我国现行的权力监督体系和监督手段仍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和问题,如党政权力监督体系强而社会权力监督体系弱、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监督强而党内监督弱,由此导致权力监督存在弱监、虚监、漏监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我国目前民主和法治发展程度仍然不高;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方面滞后;在加强权力监督方面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中存在一些偏颇和失误.     

从自治到保甲--近代北京郊区的乡村政治

从晚清开始,国家权力逐渐深入农村。京郊政治的近代转型建立在国家力图榨取社会财富服务于战争的基础之上。在自治时期,增加附加税等榨取财富的方式,促成了农村以看护青苗为主要功能的自发自治组织———青苗会的巩固和壮大,以寺庙为公共空间的地方政权名变而实未变。自日伪落实保甲以后,为村民服务的地方社区领袖逐渐分化,部分人成为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村庄旧有的文化网络被打破,地方行政最终被收编,保甲制彻底破坏了农村的自治组织。在这些变迁中,地方社会与国家行政的博弈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