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钨锡交易和国民政府的外交对策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采取了审慎、灵活的外交策略.发生在此际的中德钨锡交易,国民政府较好地执行了既定的外交原则,以拖延搁置的办法,暂时稳住了德国,拉住了英法,为争取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刍议

尽管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是被动的和消极的,但国民政府最终还是放弃了不抵抗政策,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地位,是不容动摇和否定的,应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抗战前国民政府训政的演变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的22年历史中,“训政”时期延续了20年之久,抗战前的国民政府训政是奠基和初期实施阶段。由于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牵制,训政的纲领以及训政体制的形成,有一个曲折演变的过程。为了维护和加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抗战前的国民政府把“安内攘外”确定为具有全局性的战略国策,这一战略国策使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不断增强“党治”色彩,走向专制独裁。然而历史事实表明,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国民党的训政体制还没有从整体上完全形成个人专制独裁。政权由初建到相对巩固,在有些方面还有进步的趋势。     

略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民主政治趋势问题

略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民主政治趋势问题薛德枢张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挽救民族危亡，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抗战，国民政府对其政权机构和政策进行了调整，在政权体制和政策方面呈现出一定的民主趋势。本文拟就自抗战开始至相持阶段到来前后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治趋势问题作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移对抗战局势的影响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各部门陆续西迁,重庆成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国民政府迁移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带动了大批人口的西迁,为后方国统区积聚起必要的人力资源,形成了新的抗战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后方国统区经济的开发,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民众民族和国家意识的觉醒,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挽救祖国、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感。     

1936年《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签订的作用与影响

由中国政府与德国政府签订于1936年的《德华信用借款合同》,不仅是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及经济体制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国民政府在国统区政令的统一。依据《合同》,中方在1936、1937年从德国进口了大批先进武器,大大增强了中国军队抵抗日军侵略的实力,在抗战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合同》,中方从德国进口了一批先进的工业设备,建立了一批工矿企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进程。     

抗战初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政策的演变

抗战初期,日本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政策基本上受战况、国际形势及国民政府和战态度的左右,从而出现了几次重大转变。但日本不论是采取和谈的方式还是扶持傀儡政权,或后来在一些和谈条件上的让步,其全面灭亡中国的意图始终未变。由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终未投降日本,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未能得逞。     

“以邮就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述论

军邮是军事邮递的简称。中国近代军邮在扬弃传统邮驿、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抗战实际进行筹设,逐步完善。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为考察范围,通过分析发现,国民政府军邮的创办具有因军而兴的特点;在管理结构设置与网络建构方面带有以军筹设的特征;在业务开展方面体现出为军服务的特性。同时,军邮在协助作战、鼓舞士气、安定民心、军地沟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邮具有以邮就军的属性。     

从抗战后秦皇岛混乱局面看国民政府对秦皇岛的接收工作的不足——以开滦煤矿秦皇岛分处档案为主要依据

开滦煤矿秦皇岛分处是秦皇岛乃至华北地区重要企业，本文通过对其在抗战胜利后初期情况的介绍，说明其陷入混乱局面是与国民政府的不当政策密不可分的，进而指出国民政府在接收工作上的不足。     

1928-1938年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国国防工业建设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积极促进中德经贸关系,为德国谋取经济利益.他们积极引进德国资本与技术,帮助中国发展国防工业,从而为德国工业品开拓了一个庞大的市场.而对中国而言,这种同德国的密切的经贸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防实力的加强、从而对中国的抗战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1928-1938年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地位与作用研究

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地位的变化同其与德国政界、经济界的关系紧密联系.但当德中两国利益相矛盾时,德国顾问团明确选择了中方的立场与利益,这与德国顾问团的私人性质密切相关.这种性质使其不同于纯粹的官方顾问团,不受政府的具体政策约束.中德两国的利益需求通过德国顾问团为中介而联系起来.一方面顾问团因这种需求而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顾问团又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最终因利益需求的消失,顾问团也结束了历史使命.     

淞沪战役与中国抗日国防战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国防战略即为“抗日国防战略”,暗中准备抗日部署,1935年到1937年中国政府以我国的地域条件做基础,估计到敌我双方实力悬殊,决定以持久战赢得胜利,所以,中国之国防态势明确地按照国防战略计划确立为以武汉为中心经营长江流域国防设施,建立自西向东的梯次防御体系.“七·七”事变后,凇沪战场的开辟是国民政府以西南为抗战基地实施持久抗战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结果上看,这一应战方略实现了国民政府的预期目标,与此前的战略思想是吻合的.     

南岳军事会议对日军事战略调整及其影响

1938年南岳军事会议转变对日战略,明确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二期抗战任务;在坚持持久抗战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有限攻势与反击”战略指导和“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战略思想;会议依据新的战略形势全面调整各战区规划部署并强化部队整训、提升国军战力。南岳军事会议成功实现抗日过渡时期的重大战略转变,对抗日战争胜利进程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二战期间中德关系破裂原因探析

德国在调停中日战争失败后必须加以抉择时,认为中国的利用价值下降,而日本的政治军事同盟作用上升,从而择日而弃华;同时中国也在美国的援助下坚定地加入反法西斯阵营一边,对德宣战。     

冷战后美国预防性防务评析

预防性防务思想是冷战后美国政府奉行的一种新的战略指导思想,它把预防列为军事战略的首务,防范用传统的威慑和实战方式难以对付的潜在威胁。这一变化,标志着美国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从战时与危机时期扩展到和平时期。预防性防务包括针对各种大规模毁伤武器的裁军、军控、防扩散和反扩散;对国际危机的控制;对武装冲突与战争的预警。其特点是强调对事态发展全过程的控制,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不利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或把危机控制在低水平。预防性防务代表着美国军事战略未来的发展趋向,并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占有特殊地位。     

德日两国反省战争罪责差异的文化诸因素比较

德日两国在反省侵略战争历史上存在差异 ,从文化角度而言 ,德国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耻感文化 ;德国的世界公民倾向和日本的狭隘民族意识 ;德国真理观的至上性和日本真理观的薄弱 ;德国骑士精神的文化传承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政治影响 ;德国君主制的开明世俗和日本天皇制的保守迷信是两国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出现差异的文化根源所在。     

毛泽东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的拐点。在空前团结、合作、民主、进步的气氛中,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毛泽东以全球反法西斯与全国抗战的全局视野密切关注武汉,通过文章、电文、信件指导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紧密合作,为"武汉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首先,他将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导集团进行合作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促进国民党坚持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次,向国民党建议武汉会战实行的战略、战术;同时指挥八路军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运动战,策应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粉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最后,组建新四军,策应武汉抗战,并为武汉沦陷后的华中抗战预留伏笔。     

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争取德国调停中日冲突的目的辨析

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争取德国对中日冲突的调停,不是企图投靠德、日的反共卖国阴谋,也未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希望通过德国的调停拖住日本,制止日本进一步扩大华北事变,以免中日发生全面战争,双方“同归于尽”。此外,也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准备时间。此时,蒋介石正准备联苏抗日,不可能与日本建立反苏阵线。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从妥协退让转向决心抵抗,蒋介石决定终止德国的调停。      

张君劢抗日思想述论

抗日战争牵动着全民族的神经,国内各党派、各方面人士都在思考如何应对日本的侵略,张君劢作为中国国家领袖,提出按全体性战争的要求从民族本身之精神力和物质力两大方面进行备战;政党休战,举国一致,开展全民族抗战;反对妥协,树立信心,坚持持久战;结束党治,实行宪政,以救危亡等抗日主张,体现了其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对主流的国共抗战思想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