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记《大公报》特色综论

《大公报》是我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之一,由英敛之1902年创办于天津,至今仍在香港刊行,是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1].1941年,《大公报》成为第一份获得美国“密苏里荣誉奖章”的亚洲报纸,这代表了《大公报》的世界地位.在《大公报》112年的发展历史中,新记《大公报》即从1926至1949年应属于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波澜壮阔的23年的斗争岁月里,《大公报》有许多办报特色值得后世继承与学习,尤其是在人才的选用与发现上,社评、副刊以及专栏的创办上给后世报界从业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沙《大公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互为影响。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大公报》的形式和内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大公报》采用白话文,改良栏目,刷新精神,成为一份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另一方面,《大公报》把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内容传播给人们,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蓬勃发展。     

浅谈新记《大公报》抗日战争时期的办报艺术

作为中国报业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张报纸——《大公报》创造了诸多辉煌,《大公报》的抗日救亡宣传报道,充分宣示了日本侵华的非正义;《大公报》在办报理念、文人论证、宣传谋略、人才培养等方面显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更是大公报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时期。     

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评新记《大公报》

新记《大公报》是在原来《大公报》基础上继办的。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人 ,新记《大公报》具有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的革命性倾向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主张一致对外 ,抵御外侵。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软弱性和政治统治依附性的一面 ,导致理想与现实的严重悖离     

《大公报》广告及其特征——以1926-1937年为例

《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出版时间最长且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作为一份民营报纸,广告的重要性受到报人高度关注.尤其新记《大公报》时期广告业务获得长足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收入大幅增加,从而为该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广告编排手法不断创新、种类更加丰富多彩,标志着该报广告业已逐步完成现代转型.     

英敛之、《大公报》与清末立宪

《大公报》是近代史上一份十分重要的报纸。自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刊津门,至1912年2月23日,是英敛之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就是清末立宪运动由萌芽到勃兴乃至消亡的时期。英氏《大公报》不仅是立宪运动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而且也是立宪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和支持者。对于立宪风潮的涌动激荡,《大公报》始则倡言于下,继则推动于中,不仅陆续刊登各地立宪的准备情况,公布政府大员的要折和各地来往的要件,还以言论和闲评的形式发表各界人士的评议,充当立宪运动的监督者。在国会请愿活动中,《大公报》予以密切关注,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积极为其造势。该文以此为突破口,对英敛之、《大公报》和清末立宪运动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英氏《大公报》在近代史上的重要作用,并对立宪运动进行重新审视。     

新记《大公报》的经营管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之三

新记《大公报》自续刊起不断完备企业制度,采取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走出了一条现代报业企业管理的路子。他们强调报纸的客观性和丰富性,不断提高报纸印刷质量,打造出了富有特色的报纸产品,深受读者欢迎,报纸由此还历史性地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同时,他们通过发展分销处、采用不同定价和做好服务工作等手段,狠抓报纸的发行,鼎盛时期日销达20万份,凭借发行与广告,报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加上积极组织、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大公报》形象深入人心,报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大公报》副刊建设的历史脉络及价值差异

创办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其极具特色的各种副刊亦为人所津津乐道。总体而言,《大公报》副刊种类繁多,有针对“识字不深”读者的综合性副刊,也有传播特定领域知识的专门性副刊,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要。其中,专门性副刊的分支——学术性副刊是《大公报》系列副刊中的一大亮点,也是知识分子媒介实践的重要园地,兴盛数年后却与受众的诉求逐渐背离,最终走向了消亡。     

《申报》、《大公报》1925—1935十年间广告手法评析

《申报》、《大公报》１９２５—１９３５十年间广告手法评析曾宪明《申报》和《大公报》是我国报刊史上两张非常重要的资产阶级大报，其广告作为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可以视为我国田产阶级报纸广告的代表，值得研究和探讨。１９２５－１９３５...     

“扇上的烟云”——重评《画梦录》

《画梦录》连《代序》共收十七篇散文,只是八十多页的小书,但却风靡一时,获得1937年大公报文艺奖金,“成为当时散文的经典.”《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委员会指出:“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堪称当时散文的优秀代表作.《画梦录》在卅年代多次再版,广为流传,一个重要原因是,《画梦录》描画了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深沉的寂寞,     

民国舆论视阈中的《大公报》

今人关于《大公报》的论著浩如烟海,却鲜有人关注时人对其怎样的印象。当时＂读报阶层＂对《大公报》基本是持认可态度,报纸的销量是最好的体现。但所谓树大招风,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大公报》对重大事件所发出的声音又不免会招来非议。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中主张＂不抵抗＂使其受尽了非议,很快又不幸背上了诱发＂闽变＂的黑锅;华北局势吃紧时的＂南迁＂被认为是不担当;而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两边挨骂,既被骂作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的软弱资产阶级,又被骂作＂向来亲共＂的＂赤色汉奸＂。时人对《大公报》的这些非议的背后不排除有单纯的爱国心的驱使,但更多的是有复杂的利益关系掺杂其间。     

从事件到神话:“赵五贞自杀”的历史重构

长沙新娘赵五贞不愿婚事于花轿中自刎,因时间恰好是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便与妇女解放有了直接联系。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文化知识分子,以《大公报》为载体,利用此事对传统婚制进行了讨伐与批判。作为主要报道媒体,湖南《大公报》在赵五贞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后代叙述者出于不同需要,又对"赵五贞自杀"进行了诸种重构,关于它的历史叙述日益丰富。随着时间的演变,作为事件主人公的赵五贞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后"赵五贞自杀"经过加工处理,出现在书画和艺术作品中,是这一事件的叙述模式逐渐定型后的延伸。     

沈从文与《大公报》

《大公报》与沈从文有很深之“缘”，这不仅仅缘于沈从文1902年诞生那年，《大公报》也在天津创办，而且更在于此后沈从文与《大公报》长达近20年的相处过程中，发生了与他一生活动有重要意义的诸多事件，如在发表过沈从文作品的所有报刊中，数《大公报》上刊载其作品为最多；在沈从文1949年前所经历的6次大的文坛论争中，有4次是因他最先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引起；沈从文在其整个报刊编辑活动中，唯有对《大公报》的时间、精力与心思等投入最大；沈从文的一些代表作（如《湘西》）最先由《大公报》推出面世；沈从文等人经营的《大公报…     

西北“纪实”与现代中国的想象性建构——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西北报道研究(1927—1936)

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曾映证并推动了民国西北开发思潮的形成，也曾为现代中国建设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大公报》新闻传播、经营管理策略，《大公报》与1930年代社会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虽有少数学者涉足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与1930年代西北开发、西北社会发展研究，但目前仍较少有人关注到当时《大公报》新闻叙事与西北开发思潮的兴起，以及现代中国思想传播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与“五四”时期的新闻学研究会

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亲自创办了《湘江评论》,主编《新湖南》,指导和帮助《湖南通俗报》等报刊的编辑工作,还组织和领导了“平民通讯社”,向《新青年》、长沙《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撰文投稿。毛泽东同志这些新闻工作的实践,同他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与研究是分不开的。早在中学期间,年青的毛泽东同志就十分重视新闻报刊,到北京之前,就有创办报纸,进行革命宣传的打算。他认为报纸是活的历史,通过它可以了解和分析政治形势,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①。从十七岁起,他就坚持每天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细心     

民国老画报钩沉（下）--记《良友》《北洋画报》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中国经历多次战乱,从八国联军进北京,再到清政府的倒台,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日本侵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但这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事业却慢慢发展起来,像《大公报》《申报》《晨报》《京报》等知名新闻大报都在此时喷涌而出。虽然画报这种综合性刊物出现的时间要比新闻类报纸晚,但时事政治与社会热点仍然是其关心的内容。     

美国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

一现代史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从1958年9月到1959年5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员研究员期间所见闻的美国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情况。美国除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收集了中国各地过去发行的英文、中文报纸以外,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斯丹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都收藏了许多过去发行的报纸,其中特别以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重庆《大公报》(国会、胡佛)和延安《解放日报》(胡佛)为最重要。但由于中国报纸记载的来源,常受党派的和地方的制约,所以仅仅这两种报纸是不够的。     

浅析“新记”《大公报》时期的文学副刊

从《大公报》的办报思想,创刊宗旨为切入点,尤其是针对"新记"《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对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分析,梳理二者间的相关性,以此阐明这一阶段《大公报》文学副刊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副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论《大公报》在反袁称帝斗争中的影响

《大公报》创办之日,正是拥袁称帝与反袁称帝斗争酝酿之时,在反袁称帝斗争中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大公报》态度明朗,高举反对帝制,维护共和的旗帜,其办报主旨第一条即是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大公报》的反帝制宣传可分为三个阶段。《大公报》坚决的反对帝制立场,赢得国民的好感,使其销数激增,成为民国时期湖南地区有影响的大报。     

张季鸾庐山三谏蒋介石

《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上庐山不只是三次。下面记叙他三上庐山，因为事涉中国近代史三次重大事件。 一上庐山，说服蒋介石结束“七君子”案 人称“热思维”的“七君子”之首沈钧儒。和人称“冷思维”的张季鸾是故交挚友。早在1919年，张季鸾在上海《中华时报》任总编辑时，沈钧儒也是这家报纸的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