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2014年第1期(第21卷总第67期)内容导读

<正>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表现,全球化时代保护好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凝聚民族认同和确立民族自信的重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是增进公民文化福祉,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做好这两项工作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根基和动力。但在欠发达地区,资金和人才的缺乏使这两项工作都面临困境。解胜利同学的《互嵌-非遗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相结合的渭南实践》一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渭南市通过把提供公共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旅游开发的耦合逻辑——以重庆市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实践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乡村文化振兴不可或缺的内生力量。过去数年全面推进精准扶贫脱贫的实践证明,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乡村产业的发展,对实现农民增收产生了积极作用,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作助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融合机制时,要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旅游开发的多元监管制度;要深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核心基因,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构建“三位一体”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模式;要创新社区居民参与机制,拓宽居民多元参与渠道;要推动“点面”相结合的“农+旅+非遗”融合等机制,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     

生态文化旅游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以恩施州为例

最近几年以来,恩施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二者还存在两张皮现象,还没有形成深度的契合。原因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不够等几个方面。为此,应当采取如下对策:加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力度,为生态文化旅游的发展积蓄资源条件;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与开发力度,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提升生态文化旅游的文化与科技含量;加强文化与旅游的有机结合力度,打造知名的文化旅游品牌;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加强文化宣传与传播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营造氛围;加强学术研究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积蓄人力资本等,使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真正实现恩施州人文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最佳结合。     

群众文化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为例

群众文化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逐渐完善,群众文化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逐渐向群众文化需求靠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及利用需要以群众文化活动作为主要载体进行,由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作为保护传承及利用主体而形成三维构架体系。本文对重庆市九龙坡区各乡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措施进行探讨,详细梳理了群众文化服务中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的方式,以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继续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产业化——以河北省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不仅具有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而且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亟待保护与开发.河北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省,这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基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业实施联动开发,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作为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手段,再通过旅游业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是实现两种产业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     

在社会变迁中重构公共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与保护路径的再思考——基于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案例观照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是传统社会的遗留物,而是区域社会民众共享的公共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立足于其公共文化的属性,通过契合当下社会的保护措施,恢复其公共文化的属性,在社会运行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文化属性的恢复必须突破遗留物思维下的遗产观和商业化时代文化资本论的局限,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立场出发,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维系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推动全球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所在。     

几个与“非遗”保护相关问题的探讨

论文就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几个与“非遗”保护相关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并就“非遗”保护要不要“原汤原汁”、“非遗”应不应该市场开发等问题作了讨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联系密切,两者相互依存;非物质文化包括精华与糟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非物质文化的精华部分;本文反对在“非遗”保护中过分强调保持“原汁原味”,赞成对“非遗”做生产性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但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还不健全,通过对中国西北和西南9省市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分析,结合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经验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应转变立法理念,由政府本位转为社会本位,加强私权保护机制;对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进行探讨,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兼具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利益共享化价值;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属性,在赋予传承人知识产权的同时还应赋予不同的权利范围,均衡处理社区与群体之间、公众与传承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许可制度,明确传承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利用发展文化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加大政府、企业、公共组织的基金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完善传承人权利救济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保护基金、公益诉讼等特殊法律保护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保护的契合

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文化属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公共文化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其决定了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公法）保护的必不可少。而经济属性的实现带来的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对行为人会产生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对于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府来说,不发生作用或者作用极其有限,相反对于靠市场吃饭的具有“经济理性”的私主体则发挥着巨大的驱动作用。经济属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使私权的赋予具有了必要性,进而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经济属性的开发有利于提升文化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的保护方式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契合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尚缺乏体系化的立法和精细的制度设计,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仅侧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公法保护;现代知识产权法中对权利主体、内容和保护期的要求以及来自“公共领域”理论的限制,压缩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知识产权进行立法的空间;超越传统的知识产权法理论和权利框架,创新性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进行知识产权立法,将加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进程。     

非遗借助新媒体与旅游实现联动传播可行性分析——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媒体传播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其传播状况及公众对其价值和意义的认识是成正比的。借助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形式,传播公众感兴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信息,对非遗传播和保护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旅游休闲过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偶遇"率高,在此过程中如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信息的联动传播,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传播的及时性、随机性和全景化,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是有现实意义的。     

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环境探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以及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我国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的文化生态在急剧恶化,传承环境的保护和培育已经成为做好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关键所在.为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必须切实尊重农村的民间信仰及其习俗活动,改进公共文化服务和语言传承环境,并积极发挥教育和现代传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以此来改进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环境、保障传统文化的持续传承和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比较与借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于法制建设视角

在分析日本、韩国和法国三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的建议,认为:在日本、韩国和法国,公私法共同参与保护,三国政府都构建了中央到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共管机制,由政府与民间共同出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高度重视培养全民的文化保护理念,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化。这些成功的经验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后非遗时代民族医药跨界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体现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但在后非遗时代,如何提升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内在要求与保护目标进行分析与理论总结。研究认为,非物质形态的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是知识财产,从法律属性中受知识产权制度调整,但现有法律在民族医药文化与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的权利归属、权利内容以及在民族医药的非遗保护等方面均存在司法保护不足的问题;为提升民族医药文化财产的传承与发展的质量,以及参与市场的竞争力,民族医药需要从“文化遗产”单一结构向“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知识产权”三位一体的财产结构转变,并形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等多种创新发展方式,利用新载体与新传播方式进行跨界发展,积极开发文化衍生产品和服务,推动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资源与其他资源跨界整合集聚,用跨界发展实现财产结构转变;后非遗时代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的重心应该由“保存、保护”向“知识产权促进”转移,提升民族医药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和运用能力,适时制定地方性民族医药单行条例,打造和保护民族医药品牌,推动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贸易与融资。     

传统舞蹈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策略研究——以河北省“南皮落子”为例

“南皮落子”具有“文武兼备”的舞蹈风格、地方特色歌曲和伴奏、丰富的表演形式等特点，是传统舞蹈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通过研究文献和馆藏南皮地方资料，梳理了“南皮落子”的发展历史和艺术价值，分析了以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实施状况及面临的多元文化冲击、传承人年龄老化和新曲目编创缺乏等问题。从主动融入国家地区发展战略和寻求多传播途径等方面，提出完善数字化资源、健全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加强传承体验设施建设、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业、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等具体举措，为新时期“南皮落子”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参考。     

论渝东南文化生态区建设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延续和流传后世的关键,传承性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重庆市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区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渝东南地区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予以整体性保护的文化生态区。在建设渝东南文化生态区初期,重庆市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丰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模式,在传统传承模式“家族传承模式”和“师徒传承模式”下又衍生出“群体性传承”“教育性传承”“生产线传承”三种传承模式。本文通过调查渝东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的现状,对五种传承模式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传承和在生产线模式传承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潜力做了深入分析,总结出在渝东南文化生态区建设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多采用混合、多元传承模式的新思路。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形态及其法律保护

各国立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范围的界定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其物质形态大体包括符号形态、信息形态和权利形态。针对非物质文化财产的物质形态保护面临的危险与挑战,提出应更新保护观念,建议在“管理”“弘扬”“保存”和“保护”上下功夫,完善非物质文化财产法律体系。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在总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和进展情况的基础上,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五大问题,分别是:传承人、专业管理人才和研究梯队不健全;保护机制不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体系不健全;保护意识淡薄;保护基金匮乏.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六项保护建议:建立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管理体系;建立对各级保护名录的监督和评估机制;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建立学术交流机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平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转型与机制创新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职能由包办型向服务型转变的重要体现,政府从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到购买者这一身份的转型,可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水平,实现公共文化产品多元供给,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聚合社会力量并打造联动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从公共文化资源整合机制、供需机制、工作机制、平台构建四个方面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构建“政府搭台——市场辅助——民众参与”的平台,以建立一种有利于政府职能全面转变、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化发展的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完善——基于“文化海盗”现象的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在现行法律制度中没有得到保护,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文化海盗”现象。拟对“文化海盗”现象进行法理分析,并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完善提出一些具体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