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妇联组织对妇女群体的“社会性别”期待 ——基于中国妇女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研究的考察

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报告进行文本分析,由此可见新时期党和国家及妇联组织对女性群体的期待与要求,发现“新女性”是这一时期女性社会性别的核心概念。新女性具有以“四自”精神为基本特征的精神特质,承担社会与家庭角色交融的复合角色,发挥道德示范与情感传递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新女性形象折射出一定程度的性别刻板印象。     

农村婚居模式与性别偏好

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报告进行文本分析,由此可见新时期党和国家及妇联组织对女性群体的期待与要求,发现“新女性”是这一时期女性社会性别的核心概念。新女性具有以“四自”精神为基本特征的精神特质,承担社会与家庭角色交融的复合角色,发挥道德示范与情感传递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新女性形象折射出一定程度的性别刻板印象。     

广告中的女性社会角色

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广告具有性别教育功能。中国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时代和社会要求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应突破某些传统成见 ,体现出女性社会角色的丰富内涵。依据“人本广告观” ,广告不应一味地渲染女性对男性的依附 ,而应该着力于塑造具有“双性”人格特征的新女性形象。在媒体广告与女性自我定位的关系中 ,媒体可以是引导者 ,也可以是现有定型观念的维持者 ,或者堕落为媚俗者。     

以“新女性主义”视角聚焦韩剧

女性意识是文化语境的产物，是90年代得到进一步传播的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新女性主义”电视研究以“性别身份社会构成论”为基础专门研究电视和女性的关系，从“新女性主义”视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韩剧的文本内容和文本形式是如何对女性加以特殊定位的，以及这种定位与文本创作的互动作用，从而揭示“韩流汹涌”的原因。     

析《蜗居》对新女性主义的折射

通过对六六的小说《蜗居》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展示了新女性主义的性格多元化、女性话语结构化和女性写作主体化的特点,解构了“中心主义”与“二元论”,多角度、多方面体现出新女性主义的观点和特征,展示了新女性主义的理论意义,强烈地折射出新女性主义的精神。     

论老舍小说《阳光》中“新女性”形象的当代意义——兼与《月牙儿》比较

《阳光》是老舍小说中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一部作品。《阳光》的诞生标志着老舍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已由写作《月牙儿》时注重的社会批判而转向批判女性自身。对“新女性”的形象塑造体现了老舍对女性问题思考已经深入和成熟。《阳光》和《月牙儿》一起,互补地展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精神戕害。通过对“我们”的群像展示、对“新”外衣的质疑以及对黑暗男性世界的描摹,老舍试图说明经济因素对女性解放产生的负面影响。“新女性”形象对当代女性具有重要的警鉴作用。     

女大学生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女大学生成长为时代新女性具有重要作用.时代新女性既要具有女性特有的贤惠品格,在当下以及未来的家庭生活中扮演孝女、贤妻、良母、善邻的角色;又要具有“四自”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目前女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是,女大学生的传统文化基础较差,缺乏学习的自觉性,对于传统文化中塑造女性贤惠品格的内容缺乏认同,传统文化缺乏有效的教育与传承路径.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以来多次的社会转型与教育转型造成传统文化传承断裂,把女性的解放与女性贤惠品格的养成对立起来.应当正确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建立有效的传统文化传承机制,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女权主义之间的良好对话.     

明清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诉讼的限制与阻碍

传统中国社会建构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性别制度。明清时期,男权性别制度发展到顶峰,女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人身束缚和性别压迫,女性参与诉讼受到重重限制和阻碍。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秩序决定了女性在人格上从属于男性,女性的诉讼权利是有限的、不完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和空间区隔不鼓励女性走出家之“内”而参与诉讼这种家“外”之事。在“严男女之大防”的性别观念下,女性外出参讼,置身于陌生男性之间,面临着严重的贞节风险。男权社会对女性忠贞、敬顺的角色期待,也不允许女性抛头露面参与诉讼。明清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诉讼的限制和阻碍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的一个缩影,强化并固化了女性的弱势地位。     

从李箕永小说女性形象看其性别意识的演变

李箕永小说女性形象可分为贤妻良母型、越轨型、恶魔型、新女性、精神成长型五种类型,由此管窥出作者的女性意识是同情与丑化旧式女性,赞美与异化新式女性。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来看,形成这种性别意识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过于强化民族解放重任,而弱化了女性个性解放要求,以阶级意识代替性别意识。     

试论《妇女杂志》的传播机制与女性话语空间构建

《妇女杂志》是民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女性刊物,其传播机制与性别话语空间构建值得探讨。从“通讯”与“编辑余录”分析编读互动空间的建立;通过“发刊词”与“征稿启事”来看编辑议程设置;通过对图像和译作中的西方女性的分析,探讨新女性构建中的异质因素的介入和参与,分析图书广告如何模铸了女性的身份。《妇女杂志》的传播机制建构的是由男性编码的“女性世界”,性别关系始终是男性“导师”与女性“学生”的关系。在社会转型的新历史语境下,杂志不但参与了女性的建构,而且将女性从传统话语带入现代性当中。     

对《伤逝》中子君命运悲剧根源的探析

从新女性在当时社会环境中角色的失调、女性的依附人格及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抑等方面探讨了鲁迅《伤逝》中子君命运悲剧的根源 ,并从女性主义视角提出了女性获得尊严与独立的方式。     

从社会性别理论重新审视《玩偶之家》中“玩偶”喻指

根据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中的“社会性别理论”，重新审视《玩偶之家》这部戏剧中的性别问题，可以给“玩偶”以新的诠释。如果说女人在男权社会中为了扮演好社会赋予自己的女性角色而消解自己的女性意识成为玩偶时，男人也因为追逐名利而偏离自我。成为社会性别机制的牺牲品。     

社会性别视阈下的启蒙困境——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塑造新女性为例

从性别视角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女性的塑造主要由男性倡导和推动,旨在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致使新女性遭遇的诸多困境,凸显出个人解放与社会制度转型的矛盾,女性解放与男权中心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冲突。延伸到其后中国共产党把妇女解放统摄到阶级、社会解放的出路选择,女性获得的始终是在不触动男权制的权力框架内的有限解放。     

浅析韩剧中新女性形象的成功构建——以《我叫金三顺》中的三顺为例

以韩剧《我叫金三顺》为例,分析了近年来韩剧中女性形象的变化.从金三顺这个新女性形象入手,通过与传统女性形象的对比,探讨新女性形象在韩国能够受到认可的社会背景,分析新女性形象能够成功构建的三个原因:从表层意义来看,新女性形象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韩国女性自我价值意识萌发;从深层意义来讲新女性形象符合韩国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三是此形象迎合了受众的审美取向,受众的“满足与使用”使得新女性形象被接纳.     

论《傲慢与偏见》中人物的女性魅力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创作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广受欢迎的经典之作。它成功塑造了两个新女性形象伊丽莎白和吉英。她们两人都有着与当时社会背景不相符的女性意识,对当时社会上女性的地位与待遇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无情的抨击,从而揭示出作家本人作为女性作家的独有观点,即对于男权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遭遇进行了勇敢的反抗,是具有反叛精神的新女性,让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展现出不一样的女性魅力。     

女性主义形象的颠覆——从“纯女性”到“新女性”——解读《黄色墙壁纸》中角色女性

20世纪之前,女人所扮演的角色是由男人分配和限定的,所有的女性行为都被局限在既定的、由男性确定的参数上。《黄色墙壁纸》是美国作家夏洛特.波金斯.吉尔曼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小说大胆地挑战了“崇尚纯女性”的理论,有力地尝试了寻回失去的女性话语权。本文旨在就小说中的文本创新和表现手法的分析,对作品进行女性主义解读。女性的不安定是对男性施加的巨大压力的反抗。她们或者选择死亡,或者选择疯狂来解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她们要颠覆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思想,正确确定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从而以“新女性”的身份建构与男性平等的智性的对话。     

清末民初女性留学及其文化冲突境遇探究（1869—1925）

清末民初是新旧势易的社会转型期,催生了为探索更大活动和发展空间而走出国门的“新女性”。其产生及发展是阶段性的,体现出中国留学女性群体从无到有,由点到面,并逐渐增强主动性的动态过程。早期不甚完备的留学活动,使得女性留学生们在东西文化交织中所遇冲突颇多,她们在思想、学业、生活上都处于“非中非西”的两难境地,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其人生道路和人格塑造。一直以来,世人对早期留学女性持有“超时代”的定位,以及“趋新求变”的形象认同,然而她们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更多的是艰难挣扎与妥协。对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及社会性别,应有多层次更深的认识。     

纠缠在利用与依赖之间的性别修辞--对消费时代女性小说的一种解读

物化作为消费时代女性小说的一大叙述主题,揭示了女性自我与身体、物质与精神的多重权力关系。它昭示了一种消费性性别伦理形态的存在,并直接叩问其性别意识形态的根本立场问题。从女性主体出发的性别“利用”行为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其实是对父权制的另一种性别依赖。     

身体·职业·革命:《女子月刊》的“时代新女性”想象

1930年代,随着民族救亡思潮的勃兴,女性“健而美”的身体塑造成为时代进步思想的重要诉求。《女子月刊》呼应时代思潮,号召女性强健体魄,以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针对“摩登女性”的华而不实,刊物用职业女性的概念为“新女性”重新赋形,意指女性的人格独立与经济独立。严峻的民族危机和左翼力量的加入强化了《女子月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革命女性作为民族危亡时代一种理想化的人格范型,以新的形象进入《女子月刊》的召唤视野。女性形象在“时代新女性”的结构链上,体现出与时代主潮相呼应的进步逻辑。     

吉姆·克雷斯《传染病屋》的新女性主义书写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为女性主义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与批评范式。英国作家吉姆·克雷斯的第九部小说《传染病屋》以其蕴意深远的多维之美在女性主义的审美解读中焕发异彩。克雷斯聚焦女性与男性的个体与群体形象,创造了新世界中以玛格丽特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新女性与男性形象。克雷斯通过描写逃亡三部曲．勾勒出新女性代表——玛格丽特,展现其蜕变的历程的三个重要阶段。玛格丽特从传统父权制下的“他者”身份过渡为渴望摆脱“他者”地位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勇士,到最终实现了具有独立精神、个体意识与男性气质的新女性形象。克雷斯同时展现了富兰克林的女性气质从压抑到爆发的过程,从而塑造了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最终圆满地完成了新女性主义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