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文化”的构成与核心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规范下，通过内省营造了继先秦以来的又一座“文化高峰”。这座高峰的顶端就是以经世为终极目的的理学。理学是宋代文化的核心，也是宋代社会的大脑，具有“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的意蕴和韵味，体现出不同于汉、唐的精神境界，作用于宋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使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透过宋代文化理解其中的意与韵，探讨宋人的精神塑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论理学思潮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以“以意为诗”论为例

宋代理学对诗学的影响在何种层面上发生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理学性、情观对宋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人思想结构的改造,理学性、情观影响到诗人的创作思想。宋人“以意为诗”论中就渗透了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它同时也铸就了宋人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     

宋代笔记中宋人对唐诗的接受观考探

文章以宋代笔记为范畴,探讨宋人对唐诗的接受观。认为唐人及其诗歌对宋人的影响深刻,宋人具有普遍的无意识崇唐倾向,对唐诗多持肯定态度。但宋人对唐诗的接受亦有保留的一面,往往根据宋人的＂尚理＂思想,对唐诗加以批驳。     

王船山宋代观探赜

王船山究观历代政治得失,于两宋尤为措意。其宋代观,常为后人简括为“陋宋”,但这一概括并不能体现船山论宋的精要与复杂。事实上,船山于宋代,苛评之外亦多有称扬,这在其讨论宋之贵士传统、“祖宗家法”以及思想学术等方面均有呈现。其苛评更多是船山作为明遗民深负家国之悲的激愤之语,有着鲜明的夷夏之辨之背景。透视船山宋代观的复杂性,对我们理解船山的历史哲学以及全面地把握宋明理学均颇有助益。     

论宋人平淡诗观的特殊指向与内蕴

在宏观上,中国古典诗歌的平淡美,作为审美理想而确立于成熟的理论自觉之中,应该说,是自宋代开始的。这意味着,虽然宋人诗观远非平淡之说所能尽,但平淡诗观却不能不处于宋人诗说之重心。不仅如此,既然是成熟的理论自觉,就不能不具有以下两种特性:首先,它兼有对宋诗实践的指导性和超越性,唯其如此,宋诗之进境于平淡理想者固属当然,而宋诗之未能如此甚至与此相违者也不难理解,换言之,宋人平淡诗观与宋诗平淡美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次,它具有对相关的艺术现象和文化思潮的含纳性,唯其如此,对宋人平淡诗观之特殊指向与内蕴的探究,必将是一种多维视野之透视的汇聚,并且只有辩证的思维理性才能把握其精神所在。     

试论宋代夜市文化

通过对宋代城市夜市兴盛背景、业态构成、夜市特色与文化的梳理,指出两宋夜市具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消费特征,彰显出宋人的生活情趣、娱乐趋向和精神追求,对宋代城市文化品格和城市文化走向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宋代夜市文化为现代城市夜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实践参考。     

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

“嫌贫爱富”是宋代诗学中一种普遍而又较为独特的倾向，它反映了宋人对历代诗学中不太受人欣赏的“富贵气”的重视。这种倾向的产生既与宋代的人的地位有关，也与宋代人的审美趣味有密切的关系。它与“嫌富爱贫”的倾向共存于宋代诗学中，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内心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部分上层人物的趣味。由于“嫌贫爱富”是宋代较为独特的倾向，因而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     

论宋代文人词学观的矛盾性及其价值

宋代文人词学观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曲子词的发展相适应的。但由于词史发展的特殊性，宋人的词学观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便产生了诸如诗化与词化、典雅与俗艳、抒情与言志、自然与雕琢等一些矛盾。正是在这些矛盾力量的彼此消长中，宋代文人的词学观才走向成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词从近乎缠令的游戏工作逐渐发展成为抒情言志的“美文”。     

阐释学视野下的宋代“以才学为注”

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宋人“以才学为诗”,诗歌文本阅读障碍极大,本朝人注本朝诗就极有必要;二是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使宋人也希望通过对本朝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立言以不朽”;三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使来人觉得诗可以解.通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宋代“以才学为注”极为成功,这既有功于作者,又有益于读者,还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     

秦观词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生成

秦观词在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向被视为“词家正宗”“词家正音”“婉约之宗”等.在接受美学视野下,秦词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一是两宋文人对秦词的评价与接受,秦词初步获得了“词家正宗”称誉;二是秦词在歌妓的传唱中显示了当行本色的词体风格;三是秦词词集的编刻及播撒,确立了秦词在词史上的经典地位.秦词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生产与再生产,从一个侧面可以观照到宋人对词的认识及美学旨趣.     

论梅尧臣田园诗的集成与开山意义

梅尧臣堪称宋代田园诗的开山祖师。在两宋诗人中,他的作品率先集前朝历代田园诗之大成,将陶王田园隐逸诗、中晚唐田家讽谕诗和《豳风·七月》的艺术传统网罗殆尽,并完成了从一味蹈袭到自立风气的重要转变。为范成大等田园诗人导夫先路。梅尧臣田园诗的形式、风格、题材、体式等均对宋代诗人产生示范作用,其开创的四时体田园诗对宋人影响颇大,沉着朴实和平淡自然两种风格均开两宋田园诗风气之先,田园风土诗和农具诗的题材类型被后继者效仿,绝句组诗和五律体的选择也对后世诗人有所启发,成为宋代田园诗惯常采用的体式。总之,梅尧臣的创作成为两宋田园诗重要的艺术渊薮。     

宋人对屈原的接受

由于相近的现实境遇,宋代文人与战国屈原的心态高度契合,从而导致了两宋楚辞学的兴盛,宋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凸现屈原“忠君爱国”的主题,以强调中原宋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次是对屈原言行中那些不符合“中正”道学的细节进行重塑和改造,以便将屈原的精神纳入理学的轨道,达到昌明“道统”、“文统”的目的;再次是大多数文人将屈原对自身与社会的双重固持视作人生的范式,以作人生不得志时期的励志动力。     

李白诗歌在宋代的接受

作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生前尽享世人的至高赞誉,而其身后却屡遭贬抑,这与宋代对李白诗歌的接受有直接关系。宋人从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进行了评价,高度赞扬了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但同时,宋人将李白与杜甫进行比较,批评李白诗歌思想内容及其人品。李白诗歌在宋代受到贬抑的主要原因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对诗歌道德负荷作用的过分关注以及受到内敛稳重的文化性格影响。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诗圣"的标准与"谪仙"的意义--谈宋人对李白的评价

宋代社会结构特点使宋代士人一方面受到社会伦理规范的制约,一方面又需要释放受压抑的心灵.为此,他们确立的时代典范是"诗圣"杜甫,李白虽然在宋代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中地位不高、颇受冷遇,却在文人雅士们的放言吟咏中受到热情的关注与赞美."谪仙"是唐人赋予李白的称号,其意义在宋代得到了深化和强化.宋代大量歌咏李白的诗歌赞序体现了宋人对"谪仙"精神价值的发现和强化.宋人对李白的微妙态度也成为宋之后历代论者评价李白的基本格局.     

南宋诗学的“尚味”阐释观念

“尚味”的阐释观念是在南宋诗人学习“晚唐风味”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然而对“诗味”的提倡却不能仅从学习晚唐的这一表面现象进行解读.在“尚味”这一阐释观念影响下,诗歌创作和观赏、品读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学家提出的一些看法,如“兴”、“活处观诗”、“涵泳”等对诗歌创作和品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居易天人思想探析——从《捕蝗》诗说开去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相分思想是唐代思想中的一抹亮色,但与他们同时代的白居易却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天人观。白居易的天人观存在着“天人相感”与“人强胜天”的双重面向。一方面,白氏对汉儒的天人感应论有所突破,人力的作用在他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突显;另一方面,白居易对“天人交感”却又深信不疑,天人感应思想依旧构成白氏天人观的基本背景。在中唐出现的天人相分思潮中,白居易在理论深度上虽不及柳、刘,但若以宋代的新天人观为参照,白居易的天人观实则更能预示未来天人思想发展的方向。     

宋人笔记中论唐史之风

宋人笔记中虽常标榜以"自娱"和"笑谈"为写作动机,但内容却显示出宋人积极的论史意识。在两宋强调以唐史为鉴的时代氛围中,宋人笔记中也出现了大量记述唐史的篇章。因为笔记体短小精湛、灵活多变、不拘一格,所以,宋人笔记中记述唐史的形态也独具风格,即评诗与论史相得益彰、补史与衍史相映成趣、考史与辑史相辅相成三个方面的风格特征。     

诗话勃兴于宋代的条件与成因

诗话之典型形态出现于宋代 ,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的、文化的、文学本身等多种肇因。宋之文人地位较高 ,文学批评著作在宋代目录学中地位的上升与独立 ,说明宋人的文学批评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学批评 ;宋诗的崛起是从评说、咀嚼唐诗 ,了解、品味唐人轶事开始 ,这一切都凝结为诗话之作 ;文体发展到宋代 ,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古文大家们带头躬行于被一些人视为卑格的笔记、诗话等 ;官学系统以及各地书院的建立和蓬勃发展 ,在客观上恰好满足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 ;宋代刻书、造纸业的发达 ,使当代及前代众多典籍得以广泛传播 ;宋人在藏书读书的量上超过前人 ,而知识的丰富使得宋人有了更多的自信和炫耀展示自己才学的意识。“以才学为诗” ,“好议论” ,事实上也催生了“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