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遮蔽了另一种东方主义。西方文化传统中 ,有两种“东方主义” ,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 ,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前者构筑低劣、被动、堕落、邪恶的东方形象 ,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精心谋划” ;后者却将东方理想化为幸福与智慧的乐园 ,成为超越与批判不同时代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只关注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 ,但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 ,在西方文化中历史更悠久、影响更深远 ,涉及的地域也更为广泛。它所表现的西方世界观念中特有的开放与包容性、正义与超越、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的精神 ,是西方文化创造性的生机所在 ,也是我们在现代化语境中真正值得反思、借鉴的内容     

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多维解构及其启示

从近代开始孕育的科学乌托邦主义思潮在几个世纪里蓬勃发展,但在20世纪遭遇到了乌托邦视域当中浪漫主义、科学敌托邦、反科学乌托邦和其他乌托邦的质疑,卢德主义和新卢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展开的科技社会批判,从精神分析学和文化心理学、科技理性与科技文化等角度展开的科技文明反思。从科学乌托邦主义几个世纪的多向建构到20世纪的多维解构,揭示了科学乌托邦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中日趋从具有批判性、前瞻性、超越性的社会理想转变成保守性、利益维护性的意识形态,从革命性的激进社会先导力量退化成渐趋保守改良的技术应对。这为当今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论中西交往中中国作为他者的形象建构

在异国形象建构中往往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即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以形象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为基础,通过对异国形象构建过程中常见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倾向进行本质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式的形象和乌托邦式的形象本身就只是一种社会想像,是一种关于他者的文化表述。其只是反映了形象建构者的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归根到底还是形成于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中西交往过程中,西方人塑造了大量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通过对西方构建的中国形象以及构建过程背后的心态进行剖析,我们也可以发现和论证这两种倾向的文化利己主义特点。     

论中国传统道德主义及其现代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道德是全部思想的焦点和核心。道德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本质的特征 ,它突出地表现为人伦道德本位化及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本文主要就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主义的成因、特点及现代意义进行分析。     

全球化时代西藏题材电影形象研究

在国际传播视域下,西藏题材电影面临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境遇:一方面是展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场域;另一方面它又是西方进行西藏的"独立国想象"和妖魔化中国的重要战场。尽管近年来中国也有不少影片表现西藏主题,然而面对以好莱坞为代表传奇性叙事方式的欧美电影,中国表现西藏题材的电影难以跻身于全球文化市场。本文既批判欧美电影在表现西藏形象方面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又审视中国西藏题材电影在表现西藏形象中还存在的"东方人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为通过电影艺术建构客观、真实的西藏形象提供了叙事策略。     

从宏观政治意识到微观政治的泛化--再议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两个阶段

文化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直接相关,但早期文化研究主要关注阶级意识形态和现实斗争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体现出明显的宏观政治特征;从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的后期文化批评则结合了西方文化的自检传统,把政治微观化和泛化到了几乎一切文化领域。后期文化批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早期的意识形态批评精神,但由于对无主体性和反本质主义的强调,因此阻碍了反抗性力量的凝结,最终使文化批评在实践上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试论生态主义的乌托邦特性及意义

生态主义是现代西方生态环境运动中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以现代生态学为依据,把道德价值建立在生态系统上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生态主义作为一种反主流的意识文化,在探寻人与地球生态道德关系的新思维和新观点时,也蕴藏着乌托邦式的臆想。正是这些乌托邦特性充分展现了人类可贵的超越精神,激发新的激情和多维视角,导引人们去破解生态伦理困境,拓展其新境域。     

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的类型、源流与文化心理考察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由传统转向现代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上,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既充满焦虑也满怀期待,由此催生了此一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兴盛。乌托邦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现代性文化现象,它有中西两种源头,可分为社会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唯情主义乌托邦等多种类型。乌托邦文学反映着传统的衰微和文化传递方式的变化,代表着一种中国人在西方这一现代欲望介体的引导下自我变革的要求。现代中国人开始普遍相信人的本质就是能选择如何生活,社会通过人们真诚的信仰和为之献身的真正理想就可加以改变,这使他们由传统的“信命论”者转向了现代的“抗命论”和“造命论”者。     

传统伦理乌托邦的虚妄与退守──试论李安电影的隐性叙事

李安电影以双重视点的设置探讨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两类文化、两种伦理平等对话的可能性;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在体察,又使李安能够客观而真实地探到母语文化深处的某种不合理性与脆弱性。于是,传统经典伦理乌托邦形态的虚妄与退守便一再从李安电影文本的幕后潜显出来,成为文本的隐性叙事。     

中国电影的主流化与主流电影的大众化:文化、美学与限度

主流电影是一个内涵丰富、驳杂的术语,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务实、折中但又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的理想电影形态。它在中国电影语境中的萌芽、显形、发展的复杂过程,是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由多种意识形态诉求共谋的结果。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环境中,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都在各自的场域中,呈现出不同路径的主流化趋势: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商业电影主流化、艺术电影商业化。而它们的共同实质则是大众化趋势。主流影片是丰富多元的文化共生与融合的结果,其中有主导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也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传统文化、青年文化、香港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与流变。这些文化资源的主流化或大众化,营造了多元化的主流电影文化格局,并呈现出一系列主流性的艺术、美学及文化表征。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