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新型接受与民族文化构建借势

白居易闲适诗是审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往对它的接受研究，多局限于白诗的语言浅俗以及文风契合日本民族风月审美等内容。结合白居易文学的内在矛盾性、平安时代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白居易形象的佛教化等因素，为其域外影响与创造性接受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可以发现：白居易以道禅二家为主的后期“闲适”文学，成为平安文坛“闲适”思想的主要来源；白居易闲适观中的“不适之适”，成为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通过对《千载佳句》的编撰，呈现出平安文人的汉诗学自觉以及对白居易闲适思想的诗学偏离，却没有真正体认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不适之适”注入“狂言绮语”的文学表达范式中，后来随着白居易佛教形象在日本的接受和强化，而被仕宦“不遇”的平安汉学文人发展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     

日本江户汉诗评价基准与文化自觉

江户时代的汉诗是日本“汉学”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对这一时期日本汉诗的评价,日本经历了从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和臭”到树立中日相对化的“和习”的评价坐标的变迁.然而“和臭”与“和习”仍旧是以中国/日本或者外部/内部的二元对立为基准的评价方式,而取而代之的突出日本自身优越性的“和秀”观念,不仅意味着日本自身的“文化自觉”,也代表着日本文学中一种新的评价基准的树立.只有重新审视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创作的汉诗以及当时日本文人的文学评论复现日本文学中中日文化融合的现象,才能理清日本文人对日本汉诗乃至整个汉学的评价观念的历史演变,昭示江户时代日本“汉学”逐渐脱离中国文化影响,走向文化自觉的内在脉络.     

论宋代游宦文人对桂林山水文化发展的贡献

宋代游宦文人对桂林的山水文化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他们通过写诗著文,撰述志书、笔记,歌咏、记录桂林山水风光;或者修筑人文景观,崖壁题刻等文化活动,赋予桂林山水深厚的人文内涵,并进一步发现其地位和价值,为之赢来“甲天下”的盛名。     

中国电影初创期上海影像美学内涵的视听实现

中国电影艺术初创期上海影像美学内涵视听化为上海的政治影像、都市形象、女性形象等,都充分体现出上海影像与海派文化随社会历史的变迁,不断实现着有机的审美“耦合”。中国电影初创期上海影像的政治影像美学内涵萌芽视听实现为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地和中国近代民族独立思想策源地。其近代都市形象美学内涵视听实现为上海影像中“罪恶”之都的符号化表达——帮会和现代都市景观显现。其女性形象美学内涵视听实现为电影中的都市娼妓和都市新女性。     

诗·书·画

谢保国先生喜作诗,每逢风物节令,或游景物名胜,或听时政要闻,必有感而赋诗焉。一日,邀田冰和张廷杰二同学将其所作摘其优者抄成册页,以求读诗赏书之效。诗赋与书法结缘久矣。古代文人多为诗、书兼擅者,又以毛笔为书写工具,有诗成必形于书,形于书则珠连璧合,美不胜收,这也是文人必须的一种文化修养。     

诗·书·画

谢保国先生喜作诗,每逢风物节令,或游景物名胜,或听时政要闻,越有感而赋诗焉。一日,邀田冰和张延杰二同学将其所作摘其优者抄成册页．以求读诗赏书之效。诗赋与书法结缘久矣。古代文人多为诗、书兼擅者,又以毛笔为书写工具,有诗成必形于书,形于书则珠连璧合,美不胜收,这也是文人必须的一种文化修养。     

建筑景观、街头记录及其“情感结构” ——1930年代上海画报的都市图像呈现研究

作为1930年代上海的重要媒介,画报利用摄影图像及文字重构都市上海。一方面,画报以高楼、街道、灯光等城市建筑景观为展现对象,其摄影照片大多采用仰视的角度和以远景、全景来构图,通过“景观化”的都市形态,显示都市大众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憧憬与渴望;另一方面,画报以街头为“容器”,通过采用近景和平视方式展现都市平民以及他们劳作谋生场景的照片,构型了都市传统、落后乃至罪恶等“非现代性”色调,表达出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某种批判意味。实际上,在1930年代上海画报的都市图像展示中,编辑们常用“并置”方式将“矛盾”的都市形态建构出来,而在图文意义的悖反裂隙中,也不经意间潜藏着其对都市的价值取向和情感结构,体现出中产阶层对现代都市既向往又疏离的复杂心态。     

殖民·影像·言说：基于“满铁”映画的考察

“满铁”映画自1923年成立始,至1941年并入“满映”,其在东北地区的电影活动长达18年之久,拍摄了大量影片,这种通过影像塑造殖民地的方式都被之后的“满映”所沿用。“满铁”映画所拍摄的影片是日本侵华史的有力证言,透过影片可以窥见作为权力文本的“满铁”映画借助影像符号塑造了“新国家”、建构了充满“现代”意味的都市与工业景观,也书写着“听话的身体”,妄图将日本殖民者侵略行为合理化、合法化,将日本殖民下的伪满洲国塑造成一个“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     

从“边塞”到“上游”:近代兰州黄河景观主题的演化——兼论中国景观史研究的一个方法问题

景观形成某种主题的过程，可称为景观文化过程，观看与书写活动是其中重要环节。兰州作为黄河与城市共生的代表，其黄河景观具有承袭自明代边疆要塞的景观实体；清代政治精英通过限定观河视角及题咏文体控制景观的观看与书写活动，使早已深居版图腹心的黄河景观主题长期保持边疆性。晚清民国时期，观看环节中日益多样化的观河视角以及新工具照相机的引入，消弭了兰州黄河景观边疆性的视觉基础；书写环节中“照片+白话”的书写方式挖掘出水车与皮筏，并通过报刊传播成为公众熟知的黄河上游典型景观要素；与近代水土保持事业关系密切的沿河荒山绿化，赋予兰州黄河景观主题以流域性的整体意义。虽然景观实体更新有限，近代兰州黄河景观主题仍实现由“边塞”向“上游”的转移，近代化要素主要在观看与书写环节中起到推动作用。透过景观文化过程各环节，历史景观所承载的丰富信息得以在微观层面充分而明晰地呈现，或可为景观史研究提供某种新路径。     

他者眼光：晚明宦游士人地记中的南方书写

晚明宦游士人地记不同于唐宋笔记中对岭南、西南地区蛮荒的强调,而是依托明代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生态和明代宦游风气的新变,将南方作为游赏的对象。以往的研究者并没有细致关注明人笔记中的南方书写以及文人对江南、岭南、西南印象的差异。通过细读可知文本,“南方”不只是地理空间,而是兼具了文化意义。两广和云南在内的广大“南方”地区不再是“化外之地”,描写“南方”的地记作品展示出对地方风俗、人物、遗迹等历史文化面向的关注。个人撰写的游记和私人编撰的地方志全面展示了文人将“蛮地”纳入中原文化的企图,也透显出宦游士人基于“异乡人”身份的南方印象与华夷文化间的冲突和对话。     

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下）

从“性别与文化”的视角,对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之美感特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论述主要围绕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展开:“女性语言”是指女性之词在语言中所表现的女性之内容情思;“女性书写”则是指女性在从事词之写作时所表现的写作方式与风格。通过对词例的分析认为,第一类文化层次较低的歌伎所写之歌词,因其“男性书写”格式之习染与约束较少,表现为生动变化而赋予本真的生命之感发;第二类与文士往来的文化层次较高的歌伎之词,则因受到文士们“男性写作”方式的影响,表现出双性的美感。     

都市景观的符号学分析

景观既是都市的物态化呈现,又是都市精神的"标志"和文化"符号"。随着都市现代化的进程,景观的符号化功能进一步加强。景观代表着新的社会规则,景观成为统治都市的新意识形态。     

论台湾作家林耀德都市散文的历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中郭沫若的惊叹、茅盾的批判、“新感觉派”的焦虑、张爱玲的热爱、沈从文的厌恶,几乎奠定了中国文学中的都市情感指向。但台湾著名新生代作家林耀德在其散文书写中,提供了对普遍性“都市”介于“亲”与“不亲”之间的情感态度。借用已有都市书写中的“废墟”意象,将都市处理为“迷宫”意象系统,是林耀德都市散文的又一历史贡献。大量书写、思考都市这一“钢铁蝴蝶”的生命性、有机人格力量,令林耀德成为当代华文都市散文真正的领军人物。     

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中）

从“性别与文化”的视角,对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之美感特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论述主要围绕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展开:“女性语言”是指女性之词在语言中所表现的女性之内容情思;“女性书写”则是指女性在从事词之写作时所表现的写作方式与风格。通过对词例的分析认为,第一类文层次较低的歌伎所写之歌词。因其“男性书写”格式之习染与约束较少,表现为生动变化而赋予本真的生命之感发;第二类与文士往来的文化层次较高的歌伎之词,则因受到文士们“男性写作”方式的影响,表现出双性的美感。     

加快连云港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考

连云港素以“淮海东来第一郡”的盛名享誉国内外，其独特的自然山海景观和悠久的历史人文景观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强市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从如何发展连云港市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存在问题分析，提出加快发展连云港市文化产业的战略取向和对策建议，加快文化生产力转化成文化竞争力的速度，将文化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     

论倪瓒题画诗的冲淡之美

倪瓒题画诗具有冲淡之美,这种冲淡之美在他的题画诗里表现在诗人对“无我之境”的塑造,诗人对自身宁静的心灵、闲适的心态的描摹和诗歌意象的选择上。形成这种冲淡之美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以及受佛教、道家文化的影响;二是社会文化心理与文人心态对诗人创作所起的作用。     

殖民体验与都市书写——以鲁迅上海十年的创作为中心

在关于殖民都市上海的镜像描写中，现代作家鲁迅的体验和书写无疑具有标本式的意义。展开对鲁迅及殖民都市上海的关系研究，不仅可以观照一种崭新的极富创造性的城市文本，丰富物理意义的上海的内涵，更重要的是，能通过鲁迅对上海殖民时代众生形态的刻画，接触到一个别样的殖民都市上海，感受到一位“波西米亚”气质的“浪子文人”复杂而浩渺的伟大心魄。     

殖民体验与都市书写——以鲁迅上海十年的创作为中心

在关于殖民都市上海的镜像描写中，现代作家鲁迅的体验和书写无疑具有标本式的意义。展开对鲁迅及殖民都市上海的关系研究，不仅可以观照一种崭新的极富创造性的城市文本，丰富物理意义的上海的内涵，更重要的是，能通过鲁迅对上海殖民时代众生形态的刻画，接触到一个别样的殖民都市上海，感受到一位“波西米亚”气质的“浪子文人”复杂而浩渺的伟大心魄。     

中唐文人社会角色与文学——中书舍人、学官及入幕研究

文章对中唐文人的社会角色中书舍人、学官以及入幕进行了考辨。中书舍人也是一种文人色彩颇为浓重的清要之官,元、白的制诰之作也可以视为中唐古文运动实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唐时期还有不少文人都作过学官,在其生涯中都有较重要的影响,产生过不少为后人耳熟能详的名篇。而文人入幕则构成了士人阶层流动的一大景观,对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