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释文注释补正--读走马楼简牍札记之八

本文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册的释文作了认真详细的研究,指出了整理者在对这批简文整理过程中出现的六十余处漏注或因校勘不慎造成的误注,并逐一予以补充和订正,以供修改或他人阅读时参考.     

论《吏民田家莂》的契约与凭证二重性及其意义——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二

:1 996年 1 0月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国嘉禾四年、五年的《吏民田家 艹别 》,制作、书写于官府收受田家输纳税米、租米、布和钱之时 ,这不仅具有土地租佃者租佃土地契约的性质 ,而且还明显具有收受输纳物的凭证或收据性质。从其内容看 ,税收的种类有税米、税布和现金 ,说明当时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同时存在 ,此一地租形态已不是原生型的地租形态。此简牍的出土 ,表明三国时期的吴国存在官府的大量国有土地出租于吏民而收取高额地租的事实 ,土地契约内容已相当完备 ,形式已相当规范化、制度化。《吏民田家 艹别 》是我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土地契约 ,这是其最主要、最根本的史料价值所在     

从《为吏之道》看儒学与秦代的政治道德

云梦秦简中的《为吏之道》主要说明官吏应具备的品德修养,以及官吏治理人民的政治道德;将其与儒家传世经典文献进行比对,可以看到其吸取了儒家宽裕忠信、修养身心、安贫乐道的思想,这表明,秦代在治民方面虽然实行严刑峻罚,但是在政治道德建设方面却重视儒家的内圣之道;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秦代并不完全排斥儒学。     

《吏民田家莂》中所见“馀力田”、“常限”田等名称的涵义试析——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三

:《吏民田家 艹别 》中的“吏民”,与汉代史籍中的“吏民”一词系泛指一般官吏和百姓中的富有者不同 ,都是国有土地的租佃者 ,是“吏户”与“吏民”的综称 ;“馀力田”是包含在佃田者所佃田亩总数之内而又不在所佃“二年常限”田之中的田地 ,其地租率小于“二年常限”田 ,租佃有“馀力田”者是少数吏民 ,其地为熟田 (其中有旱田 )而不是荒田 ,“馀力田”与“馀力火种田”也有区别 ;“火种田”基本上是旱田的代名词 ,其名可能与采用火耕的方法耕作有关 ;“二年常限”田是指按亩固定收取税米、布和钱的数量在二年之内不变动 ;所谓“租田”,是指所收税米的定额为每亩米五斗八升六合和亩收四斗五升六合兼斛加五升者 ,其米可称为“租米”。     

变异的专偶制--从《源氏物语》看日本平安时代的婚姻形态

在亚洲大陆先进文明的影响之下,日本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直接进入阶级社会,使其社会形态和婚姻形态发生变异。日本平安时代虽然仍实行“访妻婚”,但与原初形态的走访婚已相去甚远。与我国云南永宁纳西族的阿肖婚姻对比,就可发现两者虽然形式相似,但却存在本质差异。日本平安时代的访妻婚属于专偶制婚姻形态,但已发生变异,表现为:第一,独占但不同居;第二,父权制时代延续母系氏族社会婚禁规则,因此属于“变异的专偶制”。日本古代著名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为之提供了完整的“标本”与“化石”。     

从称谓语及特定词看先秦婚制婚俗--以《诗经》为中心的探寻

《诗经》等古代文献中存在大量与先秦婚制婚俗相关的称谓语与特定词,其结构和意义展示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汉字与制度及民俗的密切关系。其中,“父”“叔”“伯”“家”“室”“嫡”“小”“娣”分别反映了先秦时期的群婚制、伙婚制、对偶婚制和专偶婚制;“妻”“娶”“婚”“薪”“父母”“兄弟”“媒”“归妻”分别反映了先秦时期的抢婚习俗、包办婚俗与赘婿婚俗。     

"荒原"与困境中的求索--从小说《还乡》看哈代的基督教思想

小说《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发表于1878年,许多批评者认为《还乡》是哈代悲剧创作的真正开端,因为从这部小说开始,哈代一改先前那种歌颂田园生活、抒发田园理想的风格,转而去描写农民的悲剧命运,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同时也开始对产生这种命运的因由倾注了大量的思考。然而先前的评论大都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风俗的变化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这个角度来阐发这一问题,本文则试从另外一个角度———神与人的关系,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以发现哈代浓厚的基督教情结。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 --《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

军功爵制本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重要军政制度,但由于史书记载分散、简略,后人已很难知道军功爵制的真实价值.根据<二年律令>的珍贵资料,从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以爵赎人、赎罪等方面来看,军功爵制在西汉初年仍具有真实的价值.例如,西汉初年各级军功爵受田宅的具体数量、爵制与官级的对比关系,一级爵可以免死罪一人等是前所未见的资料.因军功受田宅制实际上就是名田制,汉政府就是通过名田制培埴了一大批大、中、小军功地主和大量的自耕农.故说汉初是军功地主的天下,是有事实根据的.     

从关联理论看"狼"与"Wolf"的英译--《浮躁》英译本个案研究

基于关联翻译理论综合推理模式框架下的关联体现层次对应和关联度大小对应的最佳关联原则,从文化内涵、本义或短路会话隐含的翻译效度出发,对比分析了中文小说<浮躁>与其英译本Turbulence中"狼"与"wolf"、非"wolf"译文的翻译策略和交际效度,论证了关联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的解释力.     

行将凋零的爱与美--从《边城》看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在沈从文所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里,<边城>无疑是其中的核心之作.在这部作品中,沈从文通过一个美好单纯又略带忧伤的爱情故事,对"湘西世界"里的人性爱和人情美作了充分理想化的表现,抒发了自己对"湘西世界"里特殊的爱与美的讴歌,探究了这种爱与美因受到时代无情摧折而行将凋零的原因.     

《缁衣》"君以民芒"原义之推论

汉代在整理<缁衣>时将"君以民芒"句中之"芒"字读为"亡",因为难以理解君以民灭亡的意思,故又补上了"君以民存"之句.本文发现,"芒"、"(眩)"、"望"三字都从"亡"得声,而且文献中有具体混用的例子,故"君以民芒"句中"芒"可读为"望".据此本文推论,原来<缁衣>中"君以民芒"之句并不是要说君以民灭亡,而是表达先秦儒家的"民望"观念,这从<左传>和<孟子>中亦可见到.     

《周易·家人》卦家庭教育思想探微

《周易》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也蕴涵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家人》卦专门谈家庭教育,把家庭教育和治理国家联系到一起,不仅阐明了家庭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家庭教育实施的关键在于良好家风的培养,并提出以严为主、以宽为辅的教育方法,对当今家庭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南阳方言“哩”的用法新探

“哩”在南阳方言中使用频率极高，作为句末语气词，在疑问句、陈述句、感叹句、祈使句中分别有不同的语义特点，某些情况下可以和普通话中的一些语气词互换。在用时间提问的特殊疑问句中，“哩”容易产生时态的“双重性”。“哩”在表义上还存在“模糊性”。“哩”在南阳方言中也有一些结构，发挥着特殊的语用功能。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     

从冉有“为政”之失看“礼”在政治行为中的作用

关于＂礼＂的起源,众说纷纭。孔子在总结前代＂礼＂的基础上,在强调其形式的同时,对＂礼＂的内容作了实质性的发展和深化,使其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拟从微处入手,摘取《论语》中孔子批评其弟子冉有的为政之失的相关条目,对其批评背后的为政思想进行分析,详细论述＂礼＂在政治行为中的具体作用。     

先秦道家义利观探微

先秦道家对义利关系持超然的态度,试图超越世俗的义利,寻求一种永恒的价值标准,以实现个体存在的最高价值。从形式上看,这似乎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义利观,但就其内容实质而言,又确实蕴含着对义利关系的深刻见解,可以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义利观。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来看,先秦道家轻视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生活享受,注重精神世界的追求与修养,含有推崇自然之义的因素,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思维视角。     

从上博简《民之父母》"五至"说论《孔子家语·论礼》的真伪

从"五至"说的比较来看,<孔子家语·论礼>篇"子夏侍坐于孔子"章与<礼记·孔子闲居>篇及楚简<民之父母>篇所据祖本不同,<家语·论礼>篇所记更真实,更符合原意,并非抄袭<礼记>而来.     

《周易》易简原则与苏轼的处世哲学

苏轼之所以那么潇洒自在固然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但也与苏轼终生研治的《周易》中的易简原则有密切关系.在《周易》易简原则启示下,苏轼养成了无心的处世态度、至诚简易的交往原则、简略草率的衣食住行习惯,从而使他能够任情率性、坦荡磊落、随遇而安地应对人生中的一切境遇,展现出潇洒自在的精神风貌.苏轼的这些处世哲学对我们当今人类仍有极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