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中的地方性法治——基于电影《马背上的法庭》提出的命题

《马背上的法庭》展现了一种地方性法治路径,即法律的地方性理解。地方性法治的特征在于法治的"地方性",强调法治在地方社会的变通性、灵活性运用。法律适用者在坚持实质的国家法律高位阶的前提下,根据地方社会可以接受、能够理解的方式对法律作技术性修剪,在必要时融入一些地方性知识,实现法律在地方社会的转化式运用。地方性法治命题对农村法治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对策和方法。     

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是实践“法治国家”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平台,它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脚踏实地”,它汇聚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它在适用地域上呈现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特色.作为“法治中国”的整体化特征,必须先有“国家法治”,然后才可能出现“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而存在.在实践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没有特权,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法治原则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法治中国”正是从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概念的角度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具体法治”的各项价值要求.     

论区域法治文化:类型、理据与发展方略 ——以湖湘法治文化为范例

从各国法治的历史沿革及其法治信仰构造、哲学认识论基础,我们可以将世界范围内“区域法治文化”归纳为“欧陆理性主义法治文化”“英美经验主义法治文化”“新加坡威权主义法治文化”等几种类型。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属于“新型法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内涵。相对于国家法治文化而言,“湖湘文化”等区域法治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发展湖湘法治文化等区域法治文化,不仅是湖南等省积极推进地方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给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依托的法治秩序带来了挑战,也产生了全新的法治需求。面对新出现的“治理赤字”,如何提供优质的“法治产品”,构建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法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与变化之中,具有创新性、跨界性、虚拟性以及平台性等典型特征,由中央层面进行统一的法治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也无法有效激活地方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的动力。为此,中央通过《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选择在部分地方进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治理的试验,鼓励试验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地方性法规探索。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的法治建设,除了由中央统一推动诸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制度的供给外,地方政府以法治试验的方式接入部分法治供给在理论层面何以可能,在实践层面是否具有现实基础、面临那些挑战以及如何克服,便成为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借助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领域地方法治试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是一种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法治需求的经验性治理方式。其...     

地方法治实践的动力机制及其反思

地方法治实践的动力机制研究有两种理论取向：一是国家“试错”策略理论;二是地方竞争理论。就其本质而言,两者并不存在内在冲突,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深深嵌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结构之中。国家策略导致地方竞争,地方竞争形塑国家策略,地方法治的逻辑就是国家策略下的地方竞争。反思地方法治实践的动力机制原理,发现国家策略下的地方竞争可能导致地方法治演变为地方应对中央的权宜之计,使地方法治建设流于形式化和表面化,从而使地方法治建设被悬置,难以落地生根。在未来的地方法治发展中,国家或许仍然会采取试错策略,但地方法治应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为前提,依法试错。同时,应引导地方法治竞争从应对中央转向回归社会,并将此作为地方法治建设的动力基础和建构逻辑。     

略论地方性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和国家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订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和国家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订和颁布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大常委会可以拟定本市需要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各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遵照此法,陆续制定了不少地方性法规,逐步摸索出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十三五”时期法治建设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未来五年全面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战略规划和整体布局,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国未来五年的法治建设在以下10个方面值得期待,包括加强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提升“国家法治实力”、加强宪法实施监督的制度建设、推进国家“良法体系”建设、明确“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五年目标、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深入推进地方和区域法治建设、制定实施“国家法治指数”、通过法治引领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切实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到实处.     

论法治的内涵及法治国家的实现

所谓“法治”,并不等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管理”,或是什么“管民”、“治官”的问题 ,而是具有深刻的内涵与严格的条件要求 ,其中包括民主制度、法律至上、良法之治、公民权力保障与公共权力制约等必备内容。从理论上正本清源 ,澄清观念上的盲区与误区 ,是当前顺利推进依法治国 ,实现法治国家目标的认识基础与前提     

“法治方式”的定位及塑造

“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是正确的政治决定,人们非常重视诠释它的政治意义.然而,仅关注法治方式的政治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法治方式的法学、法律意义.因为,“社会矛盾”在执法、司法领域表现为“具体矛盾”,具体矛盾的解决需要倚重法律方法或法律思维规则.在缺乏法治启蒙的背景下,需要改造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塑造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导,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以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强调尊重执法、司法的规律,反对权力的绝对化,倡导行为主体要像律师那样思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法治.     

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研究论纲

文章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规定,在政府治理理念革新前提下,展开对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的研究。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得以展开：一是国内外关于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内容及其意义;二是联邦制与单一制典型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经验借鉴;三是地方政府创新与权力法治的宏观要求与微观基础。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的三个层面

在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中,无论是偏重“德治”的儒家的,还是偏重“法治”的法家的,他们均认为“诚信”是“国之宝”、“民之所庇”;“身正”是治事理政、教化他人的前提;“别善恶”、“理万人”是“法”的初衷。     

全面推进法治城市建设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文件。法治城市建设应当以其精神为指引,全面、系统、整体推进,紧紧抓住“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一重要战略机遇,不断健全管用好用法律规范体系;改进法治城市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题;积极扩大法治城市建设进程中公民的有序参与,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城市特点的法治建设路子。     

我国地方立法体制变迁及能力创新

国家治理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分层分级,省域是中国行政区划的顶层,是国家治理在地方的基本单元,市县治理和乡镇基层治理都是以省域为边界展开的。地方人大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双重角色,合理调整“地方性事务”是地方立法的宗旨,地方法治扩散的对象通常带有“先行先试”的试验性质,“地方法治扩散”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驱动和外生性驱动。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体制变迁方面,经历了从全国人大为唯一行使立法权的立法体制,到推行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地方立法体制,再到《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变通立法”和“先行性立法权”的不同发展阶段。立法能力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根本保证,立法协商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高质量立法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主要手段。     

法理念与法治进化论

尽管我们承认法治有“良法”和“守法”两个因素 ,但绝对的“良法”和“守法”的“法治”只能是法治的理想 ,法治应该是不断进化的 ,即法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进化性。法理念的进化促进了法律进化和普遍守法 ,推动了观念法治和现实法治的进化 ,因而社会普遍的法理念的变迁是法治进化的基础。法治社会的真正权威是正义的司法 ,法官的正义判决使“纸上的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因而法律工作者的正义信仰是实现法治的最终保障     

我国维稳策略的反思与重构——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视角

3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稳定的风险和挑战.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采取了“权力维稳”、“高压维稳”和“摆平”的策略,这反而使社会稳定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事实表明,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采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重建施政合法性和维稳机制,社会稳定和谐的法治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及其制度载体

法治环境对宏观资源配置和微观投资者决策都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间法治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研究表明,在采用单一体制的我国,不同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主要通过"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与"未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的各级地方政府发布的影响资源配置的规范性文件两种制度载体来体现。这些各级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虽未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却在实践中实质影响着涉经济类法律制度的实际运行结果。将这些规范性文件纳入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考察范围,不但不违背法治环境考察本意,而且恰恰是发现中国各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差异的重要渊源。研究上述两种地方制度对企业市场决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通过优化地方法治环境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这既响应了中央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号召,也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提升地方公共福利水平。     

地方法治进程评价体系研究

建立地方法治进程评价体系是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工具。对地方法治进程评价存在主观评测与客观评价两种路径。通过综合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并根据中国的法治实践,设计了一套测量我国地方法治进程的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地方法治化进程。     

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法治保障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的推进应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以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主导“两型社会”建设,以提高地方立法质量保障“两型社会”建设,以完善执法机制促进“两型社会”建设,以公正司法形象引领“两型社会”建设,以健全各类纠纷化解机制推进“两型社会”建设,以培育法治精神确保“两型社会”建设。     

论法治的内涵及法凼国家的实现

所谓“法治”,并不等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管理”,或是什么“管民”、“治官”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内涵与严格的条件要求,其中包括民主制度、法律至上、良法之治、公民权力保障与公共权力制约等几备内容。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澄清观念上的盲区与误区,是当前顺利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目标的认识基础与前提。     

地方法治进程评价体系研究

建立地方法治进程评价体系是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地方法治进程评价存在主观评测与客观评价两种路径。综合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并根据中国的法治实践,文中设计了一套测量我国地方法治进程的指标体系,用于评价地方法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