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居于次要决策地位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 ,我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有相应对策     

美国总统的行政协定权——兼论美国国会在外交协议中的作用

从美国宪法中的“缔约权条款”与现实的背离,可以考察美国总统的行政协定权的起源、发展,行政协定权的规律以及国际、国内效力,从而显现出国会在美国缔结外交协议过程中真实的地位与作用,这应为我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一边倒”冷战体制下和平共处的限度:朝鲜战争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美苏冷战关系和中苏结盟在亚洲形成了中美直接对抗的亚洲冷战体制。处于这种“一边倒”冷战体制之下 ,中国与美国对抗时希望苏联的支持 ,与美国缓和时需要美国的诚意 ,而当美苏缓和、中美紧张时 ,中国的外交就必然面临困境。从朝鲜停战开始 ,中国乘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大趋势 ,探索和平共处原则指导下的外交政策调整取得进展 ,但由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坚持干涉中国内政 ,而苏联不支持中国因台湾问题与美国对抗以继续“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便重新强化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主导作用 ,提出有限和平共处思想 ,50年代中期的外交政策调整因此发生转向     

论美国总统与国会外交决策权的消长

为了防止集权暴政,美国宪法对外交决策权进行了分权与制衡式安排,这给总统和国会日后争夺外交主导权提供了动力和目标。19世纪里,秉承宪法有 所侧重的授权和美国民主传统,国会基本上居于外交决策权的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之后,总统利用自己在处理危机上的优势、外交领域的某些特殊性和世界日趋一体化的趋势,夺取了美国外交决策的主导权,并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这一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国会自身的不断退让和法院对于总统的某种偏护也对这种状况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统和国会的战争权:谁决定美国开战

美国宪法对战争权的规定在总统和国会之间留下一片不明朗的“灰色区域”,造成总统和国会对战争权的竞争 ,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无条件的。实践表明 ,美国国会在决定美国开战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的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战争决定权中属于次要的地位 ,但是由于宪政理念、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 ,公众反战运动的努力及美国国会自身的努力 ,总统战争权会进一步受到国会的限制 ,国会在美国战争决定权的地位会得到不断的提升。     

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冷战伊始 ,美国为一己私利以各种方式插手该问题 ,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 ,台湾问题由此缘起 ,并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冷战结束后 ,由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 ,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强权 ,它认为中国在其全球的战略地位下降 ,在所谓恪守“一个中国”政策的掩盖下 ,全面提升了美台关系 ,有些已明显超过非官方性质。美国对台政策是许多国内政治因素相互影响的产物。由于美国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特点和后冷战时期的态势 ,国会在外交决策领域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后冷战时期 ,国会在台湾问题上有怎样表现 ?何种因素影响着国会在该问题上的立场 ?本文拟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     

论宪政制度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与作用

美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是权力的分立制约与合作主政，表现在外交权力上就是宪法把处理外交事务和军事事务的权力交给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但它只是把一些具体权力分别赋予了国会和总统，却未明确总统与国会的外交权力界限，更没有规定外交事务到底由谁来负责，这就为二者之问的权力斗争埋下了种子。美国宪政制度中的分权制衡和权力中心“漂浮不定”特点，虽对外交政策带来很大的掣肘作用，但却从制度上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宪政保证。     

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简析台湾当局的国会游说活动

美国国会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决策上发挥着重要影响。为此,台湾当局对其游说活动不遗余力,成为台美关系的重中之重。在冷战结束前,台湾当局就充分认识到美国国会在对外决策上的重要性,积极开展“国会外交”。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格局变迁和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下,台湾当局加大了“国会外交”的力度。在台湾当局的游说活动下美国国会作出了诸多消极的涉台立法活动,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为此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为最终完成国家统一打下基础。     

从卡特到克林顿:总统与国会在中国政策上的互动关系

本文主要利用国家中心途径打开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过程中的“黑箱”。冷战结束使对华政策共识的基础不复存在,总统和国会处于冲突与合作并存状态。布什总统利用总统的政治优势和政治技能在与国会的冲突中居主导地位,最大限度地遏制了中美关系恶化的趋势;而克林顿总统在第一任内对国会的迁就,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低谷。借助社会中心途径发现,不同性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问题上的力量对比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这一发现对中国政府具有政策提示作用。     

意识形态对新中国“一边倒”决策的作用

意识形态在新中国“一边倒”外交决策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首先是社会主义革命理想 ,其次是反帝民族主义。二战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形势使这两种意识形态得到强化 ,构成了“一边倒”的重要促动因素。二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时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 ,虽然也促使新中国领导人作出“一边倒”的决策 ,但不是决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 ,“亲苏”是新中国领导人的必然选择 ,而在冷战的大格局下 ,“亲苏”就不可避免地要“反美”     

美国共和党的对外政策观

美国《外交》杂志2000年第1～2月号上刊登了塞立克(R.B.Zoellick)的文章:《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对过去10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加以反思,为未来的外交战略规划蓝图。 文章称:冷战结束后,布什政府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对外政策,使美国得以适应后冷战时代的诸多挑战,其主要成就有二:一是极大地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得到很大发展。二是利用自己在冷战后的有利地位,有效地促进了国际和平事业。然而不     

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冷战史一直是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和关注的研究领域,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各国外交档案的相继开放,学术界形成了被美国著名学者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为“冷战史新研究”的学术潮流。在国内,“冷战史已经成为目前史学界最为引人注目、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①过去,国内学界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外政策的战略设计与政策决策过程,近年来随着研究方法、视角和范围等的革新,诸如经济外交、隐蔽行动、外交思想、文化外交等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为了体现此种学术研究的新趋向,《南开学报…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复兴

曾在里根时代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了重要影响的新保守主义,冷战后调整和完善了外交战略思想并以更为强劲的势头对美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发挥了显著而深刻的影响。新保守主义的强势复兴得益于对各主流外交思想的理论融合,迎合了美国政治潮流右转的趋势,是对冷战结束以来自由主义外交路线的修正和对当今美国超强国际地位的彰显。尽管新保守主义政策的实施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反弹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其思想活动并未停止,其影响也不会轻易消除。     

冷战后美国环境外交政策分析

冷战后美国环境外交经历了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三届政府演变过程 ,表现出了由消极到较为积极再到消极的环境外交发展态势。冷战后美国环境外交发展同其冷战后总体国际战略思想相一致 ,是其总体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冷战后美国环境外交受到国内外 ,尤其是国内诸多因素的限制 ,这些限制是美国环境外交跌宕起伏的原因。总体来看 ,冷战后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是完全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 ,并不是出于所谓的“全球环境领导责任” ,我们有必要分析、认识这一演变过程及其政策实质。     

从“遏制”战略的形成析美国对外政策决策模式

美国外交决策是通过其国家政治过程完成的，符合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普遍规定。以总统为核心的总统政治中心在决策中掌握着最主要的权力。国会和舆论界在决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终究是次要的。这一方面体现出国家安全事务的紧迫性对决策过程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更表现出政府、国会、新闻界共同的运作基础，表现出华盛顿与华尔街亦步亦趋的真实关系。     

威尔逊“十四点”与美国外交

1918年1月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未尽,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两院发表了“十四点和平纲领”(以下简称“十四点”)的演说。“十四点”出现的原因,较多著述曾涉及。本文试图围绕“十四点”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实质以及“十四点”给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从而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和威尔逊外交的特点。     

"二元民主"权力架构下的美国府会战争权

在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下,国会与总统分享外交决策权力,并形成了独特的"二元民主"外交权力架构,本文分析了这一二元性权力架构得以形成的原因,并以府会在二战后围绕战争权力的争夺和交锋为重点,探讨了国会作为该架构下相对独立的一极,其战争权力的起伏消长及其对美国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所具有的影响.     

特鲁多与加拿大外交政策白皮书

加拿大一直是个外交独立性很弱的国家，其外交政策曾深受国际因素(主要是美国)的干扰和制约，长期不能反映本国的意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变，给特鲁多政府改变外交政策提供了良机。加拿大外交政策审查和白皮书的问世，就成为其由“从属外交”到“独立外交”转变的开端。在这一过程中，总理特鲁多的作用实在不容小觑。     

浅析冷战后美台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因素

由于宪法机制上的含糊性,美国历史上就存在着国会与白宫之间对外交主导权的争夺。冷战后,国会实现了对外政策上的"复兴"。反映到台湾问题上就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致力于美台关系的提升,在中美关系中起了很重要的消极作用。美国国会对台的支持与台湾当局对国会的游说是分不开的,大陆应借鉴台湾的经验,做好国会工作,积极开展议会外交,以早日实现台湾问题的解决。     

微观视角下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

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孤立主义思潮与外交最兴盛时期,也是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本文从微观的角度探求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盛衰的轨迹。从中探讨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对美国民众、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总统的认知的影响与孤立主义高潮迭起、终不免衰落的关系。揭示出决策者的认知从错误到正确的转变亦即外交决策从脱离实际到贴近实际的过程,决策者的认知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