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士在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后的防疫工作初探

1941年11月,日军对常德发动鼠疫细菌战.国际顶尖的鼠疫防疫专家伯力士从1941年12月,开始主持为期一年多时间的常德鼠疫防疫工作,他在从技术层面证实常德鼠疫为日军所为、检查鼠蚤预测鼠疫流行趋势、主持常德鼠疫防疫工作以及培养鼠疫防疫和医疗人才等方面努力工作.1943年春,常德鼠疫没有再次爆发流行,防疫战取得阶段性胜利.这一胜利成功阻断了鼠疫传染源,保卫了包括重庆在内的周边地区的卫生安全,彻底粉碎了日军的细菌战图谋.伯力士作为外籍专家在常德鼠疫防控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防疫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1年日军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

1941年11月4日,日本第731部队远征队使用细菌武器对湖南常德发动恐怖袭击,由此造成大规模的鼠疫流行,夺去了7000多中国人民的生命。这次袭击是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精心策划的一系列对华恐怖行动的一部分,是日本违反国际公法、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罪证之一。     

日军南京"荣"字1644部队细菌战始末

1939年4月18日,日军在南京建立“荣”字第1644细菌战部队,将鼠疫、霍乱、炭疽、伤寒和蛇毒、河豚毒、氰化物、砷类等用于活人作试验,协助731部队在宁波、常德和浙赣铁路一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细菌战。     

日军细菌战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初探

194 1年日军对常德实施细菌战造成常德地区鼠疫大流行,这一场疫灾持续了两年多,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灾难。日军细菌战对常德地区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包括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的变迁、农业生产的衰退、财政金融的危机、交通运输的阻滞和商业服务业的萧条等。     

清末吉林防疫总局的组建与防疫法规之制定与实施

吉林防疫总局是为应对1910年东北鼠疫灾难而临时成立的防疫组织,也是晚清政府批准建立的统管吉林省内防疫事务的组织。由伍连德倡议发起,成立于1911年1月26日,止于1911年4月19日。以东三省总督锡良、吉林巡抚陈昭常和吉林省民政司负责总局的全面工作。其职权范围统辖1910年11月15日成立的哈尔滨防疫局及1911年1月17日成立的长春防疫局,下辖31处地方防疫局,61个防疫所,为当时规模最大、统管鼠疫最重灾区的防疫总局,故其在应对1910年东北鼠疫期间作用突出,功绩最大,也是此次鼠疫灾难事件中最值得研究的防疫组织。从其机构的设置、防疫法规的颁布以及对防疫工作的监督指导等方面,可全面了解晚清政府暨东北地方当局防疫治疫工作的运作及实施。     

日军细菌战常德民众受害记忆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研究日军细菌战的受害情形,受害者的个人记忆不能忽视。受害者及遗属们陈述的受害情形,尤其是常德人讲述的细菌战受害事实,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的。细菌战导致常德地区鼠疫大流行,鼠疫传播的途径与城镇乡村的网状市场结构、城乡间的人口流向、地域文化习俗相关联。由于各种原因,细菌战受害史实没有留下准确的文字记载,受害记忆长期以来没有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     

1941年日军常德细菌战造成城区居民死亡人数的研究

常德细菌战造成常德城区和平居民死亡的人数,日本学者据历史的防疫档案记录认为可以确定的是37人;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会近七年来的调查是336人;而据当年曾参与常德防疫工作的人士估计:有400人以上、50D人以上和600人以上三种说法。我们依据各种史实分析研究,认为死亡600人以上的说法是可信的,并且还有可能超过这一数字。     

侵华日军云南腾冲鼠疫细菌战研究

腾冲细菌战由于它的战略意义和伤亡人数成为重要的日本侵华细菌战之一.而对腾冲细菌战的研究现状、战略意图、细菌战过程和影响以及重庆国民政府1944～1945年对腾冲鼠疫的防治进行客观分析,将有助于史学界对日军侵华细菌战有更深入的了解.     

日军在滇西的细菌战

194 2年 5月滇西沦陷 ,云南由抗日大后方同时变成了抗日大前方。滇西沦陷之后 ,侵华日军在滇西进行了鲜为人知的细菌战。国民党元老李根源最早揭露这一罪行 ,中国滇西前线指挥官宋希濂 ,历史学家方国瑜 ,官方的卫生和救灾机构的报告 ,以及当代学者的调查 ,都证实了日军在滇西实施细菌战的罪恶事实 ,日本军人有的对此也供认不讳。     

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实证调查的几点结论

根据日军七三一部队"特别输送"档案进行的实证调查证明:在中国民间,特别是黑龙江、山东两省,存在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罪行的大量人证物证,这证明日军细菌部队在细菌实验中杀害的中国人的数量巨大,其中以黑龙江省受害最为严重.侵华日军驻各地的基层宪兵队猖狂进行细菌战"特别输送"活动,其"特移送"报告是细菌战"特别输送"的充足罪证;其"特别输送"活动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被"特别输送"者大多数是中国抗日志士,他们的家庭因此遭受惨痛的创伤,啜饮无尽的悲剧.     

日本海军细菌战的追索

从目前美国公布的档案资料和在中国发现的有关档案资料来看 ,并结合一些实地调查资料分析 ,可以断定日本海军也曾在中国实施罪恶的细菌战     

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大屠杀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４日,侵华日军“７３１部队”违反国际公约和人类道德,对湖南常德和平居民施行细菌武器攻击,疫死人口逾万。对这场６０年前的细菌战大屠杀,从历史背景、实施过程和严重的戕害后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部向世界揭露二战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著--《细菌战大屠杀》评介

<细菌战大屠杀>是美籍华裔学者尹集钧2001年7月在美国出版的一部研究二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和亚洲进行细菌战的专著.书中对日军细菌战的规模、在华造成的死亡总人数和细菌战在整个日军侵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等问题作了新的判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该书采取中英文对照排版,便于向世界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细菌战罪行.     

论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依据

对日民间索偿问题直至今日尚未解决,其中不仅涉及到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还关系到相关的法律问题。针对日本国法院驳回中国战争受难者起诉的一些主要理由,我们可以从法律角度对个人起诉日本国的主体资格、日本国的国家豁免、诉讼时效和条约解释进行分析和论证。战争引起的受难者有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依据,日本国政府应承担对中国战争受难者的赔偿。同时,也可以通过外交保护的措施解决对日民间索偿问题。     

论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事业——以天津为例

建国初期,天津地区疫病流行严重,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措施,成功地消灭或控制了各种疫病的流行,为天津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打下了牢固基础.同时,也积累了卫生工作的丰富经验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为今后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有关侵华日军细菌战问题的新补充

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渐趋深入,但仍有不少空白点。如细菌战中受害的总人数、被用来进行人体实验的总人数、细菌战实施“种族灭绝”的危害性等,都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常德细菌战与日本侵略

日本对常德发动细菌战攻击 ,给常德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常德会战是常德细菌战的继续 ,细菌战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世界的依靠力量。常德细菌战只是日本违反国际公约和人道原则的一小部分。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对于因美国包庇而逃避了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细菌战战犯 ,我们必须予以充分地揭露和批判 ,日本政府更应深刻反省 ,认罪赔偿。     

江苏淮安市乡镇防保人力资源调查分析

为了对乡镇防保人力资源进行分析评价,在淮安市的6个县(区)中随机抽取32个乡镇卫生院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防保人员数量少,总体素质不高;经济收入水平偏低,工作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建议各级政府和卫生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基层防保工作的重要性,加强防保人员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其专业素质;切实加大对农村防保的投入,增加防保人员数量,提高乡镇防保人员的待遇,稳定乡镇防保队伍。     

论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保护——以CoviD-1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为视角

CoviD-19疫情引发的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在有效预防和及时防控疫情中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个人信息泄露和侵权的问题。因此,需要平衡个人信息收集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第一,在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收集,应当明确与个人数据的不同,不能简单用保护网络数据规则保护个人信息;与《民法总则》私法规范基于知情合意收集个人信息不同,无需个人同意,且个人必须如实提供个人信息。同时,个人信息收集主体对涉及个人隐私等敏感信息得保密或去敏化处理。第二,在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处理,遵从统一领导原则和奉行属地原则,以维护公共健康利益为目的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利用,分离敏感信息,由专门职能部门对个人信息使用及时公布;严格遵守最小比例原则,将使用范围控制在使用目的所必需的范围内。第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收集处理规定的内容过于抽象、操作性差,《网络安全法》不能代替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需要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根据公开透明原则、比例原则、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原则、以私权为中心兼顾公共利益原则,建立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     

试论浙江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

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日益加快,规模日益扩大,此间,浙江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也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浙江早期报刊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较早,数量较多,而且在全国的影响也较大.浙江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浙江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而且也促进了浙江近代报刊体系的形成和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