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法典化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路径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直接影响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制定.改革开放使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制定民法典应尽量防止公法色彩;积极促成民法典制定的广泛参与;正确认识改革的渐进性与民法典的开放性;认真思考民法典制定的本土化与本土资源.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

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法是市民社会的权利要求,市民社会是近代政治国家和法治生成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近现代国家与法。全面、准确地把握市民社会的生成和法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关系,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建设是有益的。     

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关系的讨论

本文以有关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学术争论为出发点,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两者互动关系中,“正和博弈”的可能性及其意义,特别强调“新人民主权论”在新型关系模式构建中的积极意义。以期形成一种社会与国家间的非对称性的权力制衡。     

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流到分野——洛克市民社会思想探析

学术界通常认为是黑格尔在学理上明确区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其实,在洛克的思想中这两者已经表现出差别。他通过对社会监督功能、自卫功能和经济功能的论述实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流到分野的观念转变。洛克的这一思想是以其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洛克的这一思想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流到分野——洛克市民社会思想探析

学术界通常认为是黑格尔在学理上明确区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其实,在洛克的思想中这两者已经表现出差别.他通过对社会监督功能、自卫功能和经济功能的论述实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流到分野的观念转变.洛克的这一思想是以其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洛克的这一思想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法理研究

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对其差异与联系的阐释,一是为构建现代主权国家发展阶段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人类发展模式提出理论,二是为未来人类社会进入大同世界之时世界一体化的市民社会与主权国家职能转变后的世界政治统一体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进行有益的探索。     

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 ,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论分析视角。从黑格尔的国家理性转向市民社会批判 ,这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变革中的重要一环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不再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 ,以资本逻辑为基础 ,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同资本逻辑的内在同构关系 ,指出只有以资本逻辑为基础才能真正地揭示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本质规定。要真正地颠覆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 ,就必须从政治解放转向社会解放 ,以“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超越。     

市民社会与和谐城市的共生关系

市民阶级和市民社会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演化的一种城市文明,同时,城市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也离不开市民社会的作用。市民社会与城市特别是现代城市的和谐进步,有一种内在的共生关系。这一理论路径对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特别是对和谐城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市民社会视野下国家自主性透析

我们不可能没有现代国家,也不可能没有市民社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二者之间的必要张力,在保持市民社会的权利主张得到实现的同时,合理发挥政治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功能。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在市民社会视野下对国家自主性问题重新的审视与透析,通过对国家自主性的理论渊源及精神内核的考察以及对国家自主性的合理透析,进而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揭示国家自主性这一隐蔽的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内涵,理解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赖以运作的外部条件,从而理解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任务。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论析——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线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可划分为古典主义的、近代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主义的以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等六大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对之加以审视,可以为理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新型关系提供一种维度,从而对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有所助益。     

论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内涵

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权利与人民主权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现代国家的特征。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现代社会大厦的基石。现代政治理论科学诠释了国家权力是来自于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的授予这一真理。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具有丰富的内涵。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人们的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的属性。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造就了人们关系的和谐;因此,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与和谐社会具有因果关系。     

现代中国哲学之身份认同和自我批判——以熊十力为个案的研究

我们的古人,并不知道所谓"哲学".直到19世纪末,中国人才通过日本人,知道有"哲学"这个名目,但开始时,就连此一名目的内涵也不甚了了.虽然就像许多经过日本人中介的西方术语和概念一样,中国人往往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就用,可并不能消除其中必然隐含的问题.当我们使用一个术语或概念时,必定要对其意义有某种基本理解,否则那种使用本身就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会造成误解和混乱.作为研究思维本身的学科,哲学尤其不能允许那样.因此,在随便谈论哲学和中国哲学之后,人们才认真地提出"什么是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有无可能的问题.可以说,现代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问题.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和"反向格义"的问题的讨论,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不承认有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以及主张可以反向格义者,仍要面对"什么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出于好事者无故杜撰,中国哲学的现状逼迫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     

现代生活方式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

生活方式,是与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步入20世纪,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渗透到传统日常生活中,具有不可选择性,它触动了封建生活体系的惰性,又促使人们在多元价值面前实施选择的主动性。"现代派"作家通过对都市现代生活的共同趣味和体验构成流派性,并在现代生活中形成新文学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     

“殷鉴不远”:当代中国的哲学建设必须直面由现代范式向后现代范式的理论转型

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一种近乎普世性的现代主义发展潮流的诸多弊端日渐显露,并逐渐由强盛走向危机.这一危机最终导致了一种作为迥异于现代主义哲学范式的后现代哲学范式的出现.后现代哲学范式转型包括理论场域上从思辨世界向生活世界的转型,叙述方式上从独白模式向对话模式的转型,以及形态聚焦上从共时向度向历时向度的转型.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当中,我们也将同样不得不面临现代性的诉求和与之相偕而来的现代性危机问题.因此,作为时代精神表征的中国哲学在进行当代建设过程中,也需要在从事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同时,自觉地对现代主义思维范式进行一种新的反思,从而在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等研究领域开创一个由现代主义的思维范式向一种后现代的思维范式转型的新的理论时代.可以说,只有认识到这一理论转型的需要,我们才能使中国哲学建设跟上时代步伐并与当代人类哲学接轨,我们才能使中国哲学的发展提升到战略性发展的思考高度,在永葆其哲学的批判性和使其成为"时代的先声"的同时,为中国哲学发展迎来又一个新的"理论春天".     

人文素质教育与当代大学生修养

人文素质教育是“人本”教育的基本内涵 ,就是将人类创造的丰富文化财富通过各种形式的知识传授、环境熏陶等 ,内化为国民的人格、气质和修养 ,成为国民身上相对稳定的品格。人文素质教育的实质是从关注社会与自然发展的高度去关注学生个体的发展 ,以实现人的发展来促进社会与自然的发展。当代中国 ,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     

文学的审美批评与现代文学研究

文学的世界是审美的世界 ,文学批评便是对艺术世界的审美批评 ,而不是对日常世界的政治批评与道德批评。由于中国历史文化情境的特殊性 ,政治审判与伦理审判在文学研究中较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 :作家政治身份决定论 ;政治题材决定论 ;政治价值决定论 ;文学之争延为政治之争。政治审判造成文学标准的扭曲、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扭曲等诸种弊端。文学可以有实用的艺术与审美的艺术 ,但文学批判则只能首先是审美的批评 ,对现代文学的批评 ,也应是审美的艺术     

移植与创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事立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晚清《公司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从《公司律》到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移植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是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的主要途径。但回顾近代中国公司立法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各时期工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不缺少在移植基础上的大胆创新。近代中国公司法一贯采用的集诸多公司类型于一体的单行法模式,对世界公司立法也是具有贡献意义的立法经验。     

中庸的体用及其现代形态

中庸就本体论说,是客观实在,中庸之道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既不会被消灭,也不会被创造;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方法论说,中庸坚持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原则,反对走极端路线。专制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了中庸之道,而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真正体现了中庸之道;人民主权和市场经济、以及由此衍生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是中庸之道的现代形态。     

论现代法律思维的类推品格

现代性思维瓦解了那种建立在符号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基础上的知识体系,而在符号与事物之间建立起任意性的关系,符号成为表达事物的人造逻辑系统。但是,现代性思维依然要依赖于事物的相似性并把分类作为认知的基本路径,且以形式化的概念系统固化认知成果。由此,现代立法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分类构建规范体系,而现代司法过程则要借助于类推完成规范的现实化,现代性的法律思维由此全方位地具有类推品格。这一品格是法律具有操作性的基本前提,也因而预设了法律正义的基本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