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

何炳松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出版家和教育家。他较早引进西洋史学,并注意将西洋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对比和贯通,对历史学中的许多概念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较早将中国史学史看成专史,对于其渊源、分期等多有探讨,是中国史学史早期的开拓者之一。     

心理史学及其应用的方法论原则

本文从对当今史学界流行的“心理史学”、“心态史学”及“历史心理学”概念的形成和内涵的分析入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心理史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重新界定了心理史学范畴,提出了建设心理史学的途径,并进一步提出了心理史学应用的方法论原则。     

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

在日本近代中国学家中,内藤湖南（1866-1934年）可算是一个具有特色的人。他早年在东京、大阪主要的报纸、杂志任执笔人,以其酣畅而富有气势的文笔和对中国时事的精通,成为新闻界有名的评论家。他对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有过作为同时代人的敏锐评说和作为历史学家的深刻洞察。他的一些观点,对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对日本对华外交政策,都产生过实际影响。年近40,他从新闻界转入新成立的京都大学,以一名没有大学文凭的非科班出身人员,而俨然担当起建立甫始…     

翁方纲之正史品评及其史学思想

清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翁方纲并不以史学见长,其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以正统观审视历代史书,主张读史应鉴古知今,尤其关注典章制度。在各种史书体裁中,他偏好纪事本末体,认为纪传体、编年体各有优缺点。他的这种史学观念形成于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充分反映了清中期官办学术工程下的学术思想特色及其生存状态。     

史学理论的研究及其理论构想

一、史学理论与史学理论研究之区分史学理论的现状颇堪忧虑。颇堪忧虑的原因是人们对史学理论的含义缺乏深思，人们往往把“史学理论研究”当成是“史学理论”。其实，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史学理论”是一种思想体系，而“史学理论研究”则只是对“史学理论”本身所进行的“研究”，即对“史学理论”所作的各种解释、论证、说明等。、至于以“史学概论”冒充、代替史学理论，同样是对史学理论的误解，同时也是造成史学理论在中国当代极度匾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理论的作用都是基础性的、结构性的、整体性的…     

张岱审美情韵和文化心理探析

张岱是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士林一个独异的存在,其文学风格一般被认为是沿袭了公安派、竟陵派的性灵余脉。其实,远承晋宋名士风度辐射、近受阳明心学浸润、幼秉佛禅思想洗礼、更兼家族传统影响而形成的遗民背景下的名士人格,是张岱美学理想和创作原则的心灵原乡与思想渊源所在。灵隽高拔的才华、旷达不拘的品性与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交织于盛衰易代的宏大时空背景下,投射于著述,形成了张岱文学创作托闲雅于市井、寄沧桑于空灵、归绚烂于平淡的叙述特征。其传世散文《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自为墓志铭》彰显并诠释了张岱独特的审美情韵和文化心理,在其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及其史学意义

虽然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提到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并把自己写作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视为执行马克思的遗言,以补偿其未能完成的工作,但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重视。直至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第一次把马克思晚年的四个笔记手稿①按照原样全文发表出来,以后他又在1974年发表了马克思关于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摘要。至此,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才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但由于马克思的上述著作集中在他思想发展的最后十年,且主要研究的是史前人类社会和东方社会的…     

张岱与《古今义烈传》

《古今义烈传》是明末清初浙江著名文史学家张岱所撰写的一部评述历代义烈之士的传记体史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反映作者的思想道德倾向。     

《唐鉴》成因及其史学地位探析

北宋中期的唐史研究热潮为《唐鉴》的撰写营造了一个有利的氛围,热潮中涌现的一批唐史著作为《唐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者扎实的知识积累是《唐鉴》得以撰成的基本保障,参与编修《资治通鉴》并与主编司马光发生意见分歧是范祖禹决定撰写《唐鉴》的直接原因。突出的鉴戒思想、浓厚的史评色彩、独特的编纂体例、精辟的论断以及封建正统思想是《唐鉴》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亲睐的重要原因。     

论张岱诗稿——《张子诗秕》

张岱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散文家,又是别具风格的诗人。稿本《张子诗(?)》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诗集。其诗清深苍凉,内含易代的悲痛、坚贞的气节;真率浑朴,直抒性情,诗人的形象昭然可见;平淡中有深厚,浅易中露奇颖。是吸收诸家之长,特别是公安派与竟陵派的创作经验,而取得的新成果,在明末清初诗坛上别树一帜。     

试论当代史学发展中的通俗史学

试论当代史学发展中的通俗史学张晓校进入９０年代以来，历史科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无论学界对“史学危机”有什么样的阐释，危机总是客观的。客观地看，“史学危机”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市场文化的发达，社会中心价值的解体，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流行，市场经济...     

史学功能的转向与史学勃兴

史学的取鉴资治和教化育人两大功能是针对社会成员的群体和他的个体两个不同的服务对象提出来的。从具体的史学实践看,为个体服务的史学相对于为群体服务的史学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在当代群体对史学需求不断削减而个体对史学需求又不断增加的社会里,史学勃兴的惟一出路是必须在服务对象上完成由以群体为主到以个体为主的转变。要完成这一转变,光靠表达方式的通俗化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从"人"出发解释历史而不是从"物"出发解释历史,即完成历史思想的人性化。     

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之异同--三论影视史学

叙事是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的共同特征 ,前者崇奉“虚构叙事” ,后者笃信“实录叙事” ,通过叙事各自都融合了自己的主体意识 ,进行了艺术的加工 ,实现了相同的宗旨。其最大区别在于传达媒体的不同 ,前者运用艺术的形式 ,以影像或声影手法来表现过去 ,再现历史 ;而后者依赖书写文字的方式 ,以具体确凿可靠的史实叙述往事 ,反映历史。影视史学的出现 ,促进了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 ,两者在竞争、并存与兼容中相得益彰地发展起来。     

符号学视野中的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 --也谈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的异同

书写史学和影视史学可以纳入符号学的研究视野,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它们在符号以及符号形式、结构、功能、语法和接受等方面都有异同。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的语法模式分别属于转喻模式和隐喻模式。影视史学的出现,也必然会引发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     

论李大钊对史学革新的倡导及其实践

二十世纪初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引发了中国史学的重大变化,其影响至为深远。它标志着科学的历史学在中国的建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     

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传统史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时代大潮冲击的结果,也与近代西学纷至沓来的影响密不可分。本文具体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过程及内容。认为与西方社会学的结合,是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道路的一大特色。同时,由于中国传统史学在史料学、治史方法等方面的积蕴深厚,以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史学在中国的影响仍以表现形式、历史观等为主,而在方法论方面则有所减弱。至于这一输入过程中存在的某些粗糙、简单套用乃至精芜不辨等弱点,在当时固属难免,在今日则足以为鉴。     

论史学社会化

史学社会化是历史知识借助生产者的实践和生产者向社会大众的传播而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它在史学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历史研究得以走出象牙塔,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建立起血肉联系,既可以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可以为史学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可惜的是,史学社会化的道路是坎坷的,很多史家将史学社会化视为一种不入流的非学术行为,对此不屑一顾.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大众对史学的需求却难以被满足.各种伪史学纷纷登场,哗众取宠,使人真伪难辨.     

“史”的三重内涵及其史学意义

＂史＂字出现不久,就有史官、史事与史书之三重内涵。＂史掌官书以赞治＂的传统,不仅培养了史官积极参政的职责意识与审慎的记事态度,而且还有助于形成绵密的记事制度。＂史＂具有史事的义涵则与上古时期人类祭祀、狩猎等重大事件紧密相关,这对中国史学形成重人事的优良传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随着记事的成熟和文献史料的积累,先秦时期的史书既已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记事体例、编纂方法以及自觉的文献批判思想。＂史＂的三重内涵,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价值。     

封建传统史学的没落与通俗史学的兴盛——明代史学探论

一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史学至两宋达到极盛,名家辈出,名著众多,在著作体裁、记述内容和史学思想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到明代,在中国封建制度进入晚期阶段的同时,以“庙堂史学”为基本形式的封建传统史学也开始了它的没落时期。引发这种没落的直接原因,是封建专制主...     

今古文融通:郑玄的经籍笺注及其史学价值

郑玄是东汉经学集大成者,郑学"小一统"对促进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通具有重要的作用。郑玄的经籍笺注以古文经说为主要立场,又兼采今文经说,体现出他博采众家、融合今古的经学特点。郑玄的经籍笺注不但对经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这种经籍笺注内蕴的史学价值也明显呈现出今古文融通的学术特点:一方面,郑玄基于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注重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辨,其经籍笺注保存了大量史料,为考察上古三代历史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他的经籍笺注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他对天命王权的宣扬、古史系统的构建,以及礼治思想的阐发,都力求融合今古文经说以解释历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