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职业化制度改革：理论构建、实践探索与未来进路——基于四川省15县（市、区）试点的追踪调研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民群体的演进趋势与分化认知,对职业农民进行了概念界定与特征归纳,明晰了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的界限范围。进而对农民职业化的目标进行解构,从“个人—组织”视角构建了农民职业化的动力机制,依据组织行为学理论提出包含建立关系契约、提供持续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三个阶段在内的农民职业化制度改革框架。在此框架下,以四川省为例,提炼和分析其在农民职业化制度改革实践探索中的做法、成效与不足。以此为中央深化农村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职业农民培育提质增效,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也为其他地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中国农业:呼唤职业农民

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最不可回避的矛盾 ,它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 ,是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中的关键性环节。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移 ,已迫在眉睫。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全面实施农业产业化 ,已势在必然 ,也是首选之策。现代农业的发展 ,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也就是农民应以专业化分工、职业化发展为基础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对农业人才进行优化配置 ,才能从根本意义上有效促进农业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农业发展 ,呼唤职业农民。农民专业化分工、职业化发展 ,将是合理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农业增效 ,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 ,长期激活农村经济 ,促进广大农民奔小康的必由之路。     

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权益得不到充分有效保护,其根源就在于法律制度上的缺位.保障农民权益,实现农民权益,必须加强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     

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演进及其启示

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千方百计增进农民福祉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个价值取向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认识上,也体现在其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上.它对当前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独特的视角.     

浅论"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民利益保护机制的构建

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是对以往集体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二权分离"的农地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的努力方向,也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农地的产权制度内在的缺陷导致了土地资源的低效配置,也致使农民切身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土地权益严重受损,既影响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进程,也延缓了农业现代化步伐.因此,需要从保护农民承包权、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构建农民突出补偿机制等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从而推进农地制度改革的有序推进.     

我国农民话语权缺失的制度因素审思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与农民话语权的实现为基础的.当前,农民非制度参与的激增是其"话语权"在制度内失效的某种回应.制度短缺、制度虚化、制度偏好、制度曲行是农民话语权缺失制度因素.增强农民"话语"表达的政治效能,必须以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再造与重构为前提.     

农民市民化的多元动力及其制度基础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多元动力的推动和现存制度的障碍使得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繁重而复杂。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为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创造有利的条件。     

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

农民市民化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上海郊区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非农化和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因土地被征用而产生的"新市民"群体.与既有的老市民相比,这些新市民群体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特殊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对农民市民化以后的新市民群体的角色进行再造,将是未来各级城市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市民的角色再造除了依赖于农民自身的因素外,更需要政府相关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途径分析

农民问题是关系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进行了不懈探索,这深刻体现在党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强大政策上。调动农民积极性不仅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前提,而且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深刻剖析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途径,即：利益刺激、制度解放、引导和教育农民,势在必行。     

我国农民权益保护制度研究

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建设的关键在于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权益得不到充分有效保护的根源就在于法律制度上的缺位.从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社会保障法、诉讼仲裁法以及国际法等法律制度层面来为我国农民权益保护提供全方位的制度支撑,是有效解决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的根本之策.     

论法律职业化的制度建设

法律职业化是我国法治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实现法律职业化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法律职业化制度建设有四个方面法律职业素质教育制度是法律职业化的基础；法律职业准入制度是法律职业化的关键；法律职业能力训练制度是法律职业化的核心；法律职业保障制度是法律职业化的保证。     

试论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民的培训策略

针对当前我国农民素质偏低,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中对新型农民的要求,提出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民培训策略,一是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二是积极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三是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民增收、生活富裕。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加重了农民负担,供给不足影响了农民增收;必须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对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化解公共风险、建设和谐社会有重大意义;要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建立“四位一体”供给体制,构建多主体、多层次供给格局,保障有效供给。     

农民的合作能力、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应该是农民。由于历史因素和农村体制的改革,使农民的社会资本萎缩,农民的合作能力低下,无法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功能。从加强农民的公共精神教育、培育农村社会组织、规范基层政府行为着手,提升农民合作能力,增加农民社会资本存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乡村政治关系和谐构建与农民有序政治参与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及其秩序直接显示乡村政治关系状况,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我国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状况。针对我国农民政治参与不足与非制度化趋势的现状,构建和谐乡村政治关系的关键在于不断拓展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     

新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的理性思考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维护和发展农民权益的主要载体,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依托。组织治理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治理上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弥补缺位的问题,在组织治理的路径上,应贯彻对内公平与对外效率的新理念,同时发挥政府服务作用和市场激励作用,治理外部环境优化与内部组织制度创新同步进行,创建利益联结与关系产权协调等机制。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高校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辅导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方向。目前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程度还不高,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看,辅导员与专业教师、管理干部,及辅导员内部的生态位重叠是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的重要原因。从教育生态学的生态位角度来分析辅导员生态位涵义,分析辅导员生态位重叠的表现,按照生态位分化原理,建立辅导员的制度、能力、工作内容、考核发展壁垒,不断推进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教师德育专业化:内涵、途径和方法

教师德育专业化是教师专业素养中德育维度的专业化,教师德育专业化的内容包括专业德育知识、专业德育能力以及专业德育情感。师德培训、德育科研以及自我教育是教师德育专业化的途径。在"实践取向"的指导下,通过德育叙事、德育案例研究、德育合作研讨和德育专题考察等具体方法提高教师德育专业素养,从而促进教师德育专业化。     

农民的理性——对湖南农民运动社会心理层面的探究

湖南农民运动是一次以群众暴力推翻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动员,本质上是推翻这一制度下农民在生存竞争中自然形成的社会秩序与价值秩序。农民自我多倍增长的心理感染表现出集体走向狂热的倾向和状态。除了用传统的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对农民革命进行解读之外,有必要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探讨农民运动激进思潮的根源,还应该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角度探究它的社会思想根源。农民集体兴奋的情绪导致运动的过火、失控和最终失败。农民的理性是乡土性社会动员中的一柄双刃剑。     

博弈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发展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建设与发展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认为是农业二次飞跃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本文针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特点,借鉴实践社群中社员身份划分标准,将合作社成员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类型成员参与的动机和诉求,利用经济学当中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进行品牌培育战略的决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