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对杜甫评价问题的再思考

关于唐代人对杜甫的评价问题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近些年的相关论争有以偏概全、静止地看问题两个偏颇.为了说清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相关材料作仔细的时间和空间的排比和考量.时间上分杜甫在世时、中唐、晚唐三个阶段来说明,空间上则要注意具体材料是什么场合下的文字.三个阶段中,杜甫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杜甫诗歌的唐代批评

杜甫生活在具有浓厚浪漫气息的盛唐诗坛,生前不为时人所重,诗名不彰,与之交往唱和的众多著名诗人竟无人称赞他的诗歌;传至中唐,受到了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和韩愈等人大力推崇,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块无法逾越的丰碑;传至晚唐,诗人学习杜诗和批评杜诗,纪念、凭吊并神化杜甫,从而把杜甫推向诗歌的神坛.     

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

唐代的中原作家之多、流派之众,属唐代之冠.杜甫就是唐代中原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伟大诗人杜甫之所以在中原出现,与中原文化底蕴深厚有关,更与唐代作家群体的强大的阵容和与之所产生的浓厚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和流派之间形成或承继、或交流、或影响等各种关系,进一步促进了诗及盛唐文化的发展.深入研究杜甫及中原作家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对全面了解杜甫在唐代诗歌发展中的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独特贡献不无帮助.     

略论唐代的科举,任官制度与书法艺术

唐代为科举制度初行期,作为新生事物有其活力,其某些情况与做法（如进士科行卷等）属空前绝后;而唐代任官须经考核始实授,其中包括书法。唐代又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代表了特有的时代风尚与士人健康的文化心理。书法与科举、任官密切相关,而科举、任官制度则有力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诗艺三题

反转是章法艺术。按着诗意脉络，本该一气贯下，但中间却反转一下，使诗意顿生波澜，迂回曲折，使读者感到振奋，产生美感。章法上的反转，从根本上说，是由诗意的转折造成的。化用是“点铁成金”，一要“熔”，熔铸前人诗句；二要“炼”，将已熔者千锤百炼，炼就新产品。诗谶是诗与谶的结合，是用诗的形式宣传谶的内容。诗谶的内容，大致有偶合、附会、推论等几种具体情况。诗谶良莠并存，要做具体分析。     

唐代敦煌书法人物辑考

本文拟用敦煌文献,对唐代的部分书法人物作一定的考察,初步展现敦煌书法人物及其他们的书法形式,从而印证敦煌书法是中国书法的发源地之一.     

乐府诗的绝唱——唐代乐府诗成就探说

盛唐乐府名家辈出 ,佳作繁多 ,其中李白、杜甫最为杰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则在通俗化方面成就突出。中唐以后 ,乐府诗创作渐呈衰势。唐代乐府是汉魏乐府后的又一个高峰。     

杜甫与潭州臧Jie之乱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饱经藩镇叛乱战争之苦 ,在他自安史之乱后长达 16年之久的逃难生涯中 ,大历五年潭州发生的臧之乱 ,是诗人最后经历的一次军事叛乱。这次叛乱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 ,它与杜甫后半生经历的多次大型战争灾祸相比 ,并无惊人之处。但因此次兵变发生在杜甫的垂暮之年 ,且直接导致了诗人生存条件的最终恶化 ,因而在其生命绝唱中留下了创深痛巨的记忆。杜甫暮年讨伐臧之乱的诗作 ,即聚焦着安史之乱后长期的战争灾祸 ,在诗人心中层层积压的国难、民忧、家仇与友恨 ,也集中反映了杜甫的爱国襟怀、民本意识、善良人性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     

杜甫与潭州臧玠之乱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饱经藩镇叛乱战争之苦 ,在他自安史之乱后长达 16年之久的逃难生涯中 ,大历五年潭州发生的臧之乱 ,是诗人最后经历的一次军事叛乱。这次叛乱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 ,它与杜甫后半生经历的多次大型战争灾祸相比 ,并无惊人之处。但因此次兵变发生在杜甫的垂暮之年 ,且直接导致了诗人生存条件的最终恶化 ,因而在其生命绝唱中留下了创深痛巨的记忆。杜甫暮年讨伐臧之乱的诗作 ,即聚焦着安史之乱后长期的战争灾祸 ,在诗人心中层层积压的国难、民忧、家仇与友恨 ,也集中反映了杜甫的爱国襟怀、民本意识、善良人性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     

唐人书法审美流变

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历程中,各个时期总是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纵观中国书法史,在唐之前虽然有很多名家名迹,但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在技法层面,但唐代书法对后世的影响真正进入到了精神层面,唐人所体现出来的审美影响了以后书法家的审美流向。那么,怎样对唐代书风及唐代书法的审美进行概括,只有通过对唐代书法的发展和变化进行研究方能勾勒出它的总体风貌和其审美流变。     

初盛唐之际的诗坛格局与张九龄的创作定位

张九龄是盛唐前期的重要诗人.他的创作,可分为京洛为官、出守洪州、桂州、入主文坛和被贬荆州四个时期.早在开元之初,张九龄就以乘时而起、直道而行的情操,在京洛的主流诗坛上,最早传唱出了情调高远、气格高扬的盛唐之音.此后,他又在山水登临诗中开启了反思人生的创作主调.其崇文尚儒、身体力行的政治与文学的双重活动,对盛唐醇真诗风的形成,起到了引领和导向的作用.     

李杜与盛唐:一种诗性文化名片的产生

李白和杜甫使盛唐文化名片,闪射出熠熠动人的诗性神采。唯有采取"李杜合观"的学术思维方式,才能综合考察中国诗性智慧和语言魅力在一个盛世中可以达到何等彪炳千古、震撼人心的力度。后世的李杜优劣论,是以一定的标准裁判无限的诗学智慧所致。宋人在盛唐诗人中发现"圣",在盛唐诗中发现"经"。幅员广袤的中国人文地理,起了潜在的文化基因浸染作用。李白的身上有胡气,他是长江文明夹杂着胡地习气的产物;杜甫的身上有诗书旧家子弟气,是黄河文明间杂着诗书旧家子弟习气的产物。诗歌意象史,蕴含着风尚史和文人精神史。李、杜代表的盛唐,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诗性智慧的"枢轴时代"。     

句式规范的超越——杜诗铸句艺术之一

杜甫在艺术上最富创新精神 ,他常超越常规 ,建构与音乐节奏不同步的句式结构。这些句式结构从深层次来看乃出于抒情言志的需要 ,同时又与诗人特殊的艺术追求有关。诗人旨在追求一种陌生化的效应 ,获得生新、拗折、顿挫等艺术效果 ,表现出脱略不拘的大家风度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杜甫在山东行迹交游考辨

伟大诗人杜甫青年时代曾两次漫游山东 ,前后历时七、八年 ,在泰山、兖州、济宁、单县、济南等地 ,都留下了他的行踪遗迹和许多名篇 ,而他和李白在山东结下的深厚友谊 ,更被传为千古佳话。本文通过实地考察 ,检阅文献 ,去伪存真 ,纠谬辨误 ,完整地描述了杜甫在山东的行迹和交游的全过程。     

唐代艺术与西域乐舞

唐代艺术空前繁荣,在开放的社会氛围和特定历史条件下,西域乐舞广泛传播,盛行朝野,并汇入到中华民族艺术中.唐代诗书画乐舞竞相争艳,相映成辉,西域乐舞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留下浓书重笔,并产生深远影响.     

初唐丽化与俗化并生现象论析

丽化与俗化共时并生是初唐诗歌审美的特有现象。丽化以上官仪为代表 ,形成“上官体” ;俗化以王梵志为代表 ,这种审美趋向 ,开启唐及后来的通俗美学之路。     

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思潮的转型

李白与杜甫的诗风绝然相反.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巨大变异,不仅仅是诗人个性与个人风格的差异,这是唐代诗歌主潮的变化,更是由深刻的文化思潮嬗变所引起的,是盛唐浪漫诗风向转折时期的现实写实诗风的嬗变,是唐代前期的理想主义文化思潮向后期现实主义文化思潮转型在诗歌领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