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学术观点述要

四川省杜甫研究会于9月18日至21日在成都杜甫草堂举行了第六届年会。会议从杜甫生平、游踪、政治态度、哲学思想、精神人格、杜甫诗歌的审美特征和艺术追求以及关于杜甫集子的整理、版本考辨、诗歌系年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对杜甫作品的审美特征与艺术造诣的研究 有0的学者认为,杜甫诗的意象涵盖极有特色,宏大绝丽,概括性意象使用得很成功,其表现是多采用“天地”“江汉”“百年”“江湖”“乾坤”之类“大”的意象,形成一种特殊的意境;即使常见的情景,诗人也善于赋与其“壮阔之象”与“宏大之情”,如《倦夜》     

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77—1985年)

<正>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出现了研究杜甫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至1985的九年间,各种报刊发表的杜甫研究论文多达一千二百余篇。这些数量众多的论文,涉及到杜甫研究的各个方面,现分七个问题,作一简要综述。一、杜甫研究的重新兴起杜甫研究的重新兴起,是从批判梁效的《杜甫的再评论》开始的。这方面的文章有二十篇左右。大家主要是从政治上进行批判,着重揭露了“四人帮”操纵御用写作班子炮制反动文章的政治目的。这个阶段杜甫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杜甫部分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批评。前者,文章只有三篇,可以陆侃如《与刘大杰论杜甫信》为代表。陆文集中就所谓杜甫后期“轻儒重法”问题,提出商榷。指出在杜诗提到的三百三十多个历史人物中,被“四人帮”封为“法家”代表人     

杜甫与黄庭坚

江西诗派后学张“一祖三宗”之说 ,虽然远绍杜甫 ,但黄庭坚才是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 ,他正是通过学杜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貌的。他对杜甫的学习是全面的 ,也是创造性的 ,本文从思想内容、对前人遗产的态度、句法、音律、遣词用语的特色等方面对黄庭坚与杜甫作了全面的比较。对“唐音”“宋调”的同异承继关系 ,亦有所论及。     

明代诗学对“诗史”概念的辨证

明人对“诗史”之说的辨证 ,大体上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 ;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惟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 ;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杜甫因其巨大影响而被选中作为剖析的标本 ,成为明人辨证的核心 ,目的却是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加以反省 ,摆脱“诗史”观念的强有力束缚     

从龙媒骏骨到石聿兀老马--杜甫诗歌中马意象的人生蕴藉阐释

马是杜甫诗歌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意象,杜甫从“宝马英雄”和“骐骥不遇”的传统母题出发,运用中国传统文学特有的意象模式来抒写自己的英雄情结和“不遇情怀”。杜甫创作的各个阶段诗人心象与马意象存在内在联系。杜甫绘制的马意象图不仅是自己人生的缩影,而且是自身价值追寻的过程。尤其是“病马”、“老马”、“瘦马”等描写丰富了马意象的主题文化。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斩断“四人帮”伸进文学史领域的黑手——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

杜甫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诗人。历代地主阶级文人、资产阶级学者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对杜甫作了大量的评论。近年来,“四人帮”又从其篡权复辟的需要出发,对杜甫进行了随心所欲的歪曲,把杜甫弄得更加面目全非。我们今天研究杜甫,必须首先清除“四人帮”在杜甫问题上散布的浓烟密雾。一、梁效论杜甫的用意何在“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遭到惨败后,一九七五年四月,就急急忙忙指使其御用文人梁效,同时抛出《杜甫的再评论》和《论李商隐的<无题>诗》两篇黑文,杀气腾腾地叫喊,要通过对杜甫的再评论,来“坚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     

"诚斋体"的形成与杜诗的内在关联

宋代诗人受杜甫的影响很深,诗坛大家无不受其沾溉。中兴诗坛盟主杨万里钟爱杜诗,杜诗对其影响显见。探究杨万里与杜甫及杜诗之关系,对研究“诚斋体”独特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具体讨论杨万里对杜诗的喜好程度以及杜甫诗风对杨万里创新求变,形成具鲜明特色的“诚斋体”的启示意义。杜甫晚年的草堂、夔州的写景咏物的诗歌,是杨万里走出江西,走进活泼自然的学习范本;杜诗跌宕曲折的精巧构思和含蓄蕴藉的深远意味对“诚斋体”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无启示。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杜甫《除草》与白居易《送客南迁》之“[艹燅]草”

杜甫的《除草》诗描述了一种令人望而生畏、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毒草;白居易《送客南迁》中的“[艹燅]草”是他在南方生活的一个“困苦”之事。一般注家对杜甫所除之草和白居易的“[艹燅]草”或语焉不详,或理解错误。杜甫所除之草与白居易《送客南迁》之“[艹燅]草”都是荨麻,是一种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