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开创性的云南抗日战争史研究著作——《云南抗日战争史》评介

云南抗日战争史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抗战史研究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课题。作为国内首部关于云南抗战史的研究专著,《云南抗日战争史》全面展示和论述了云南抗战史的丰富内涵,正确论述和揭示了云南抗战史的历史地位,客观地揭示和论述了抗日战争对云南地区社会进步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云南抗日战争史》内容完整,资料翔实,论述严谨,结论允当,不仅填补了云南抗战史研究的学术空白,而且也是迄今关于云南抗战史研究的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

从1987年抗战爆发50周年到1997年抗战爆发60周年的十年间,有关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被大大推进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近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研究会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相继成立.1991年9月,中国抗战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创刊.两会一刊的创立,大大促进了抗战史的研究.近十年间,有关抗日战争的论文达2000篇,专著也逐年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出版的论著性、纪实性丛书主要有三套:一是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册数达50种之多的大型丛书“抗日战争史丛书”.这套丛书从政     

关于中国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以晋察冀边区与河北省域抗战史研究为例

构建中国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及其立论视角与研究方法,是中国区域抗战史研究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中国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两重性质”即抗日与民主(反帝,并伴随着反封建)和“双重目的”即民族独立与建立新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并伴随着开创新中国),决定了区域抗战的本质及其战略总目标(在抗战中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这是构建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的关键所在。唯有站在中华民族抗战与中国未来前途的新视角、新高度,聚焦中华民族抗战与国内民主改革之关系,才能科学地构建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并在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抗战史观的同时,真正克服历史虚无主义与碎片化。     

一部颇有特色的抗战阶段史──评《武汉抗战史》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的《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出版）是一部颇有特色的抗战阶段史，值得向读者介绍。该书至少有三点值得称道。第一，研究视角独特。以往的抗日战争史论著皆是根据战争战略态势的发展，以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这一“三阶段”模式来组织编写的。而《武汉抗战史》则采取新的独特的视角，以抗战的指挥中心的转移为标准，将八年抗战划分为‘南京抗战”、“武汉抗战”和“重庆抗战”三个时期，从以往史学界一致认为的“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中划分出相对独立的“武汉抗战”时期。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指…     

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实践——以日本情感史发展为例的讨论

近年来情感史成为一个新兴的史学流派在世界各地兴起，日本也不例外，其情感史的研究与西方相比，有着不遑多让之势。情感史在日本史学界的发展，与其史学现代化和职业化的特点有关。自19世纪末开始，学院派史学之外的“新闻史家”和“民众史家”，十分活跃。二战之后，在民俗学、人类学的帮助下，“民众史”的发展颇具声势，并与法国年鉴学派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感觉史、感性史研究，交流密切。进入21世纪之后，情感史在日本学界进一步发展，新的刊物和论著不断涌现。这一形势的形成，与情感研究在其他学科的长足进步，关联密切，相辅相成。日本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路径，既反映了情感史研究的共性，同时又兼具日本学术的特性，为情感史研究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实例，值得中国学界参考、借鉴。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态势述评

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留下了特定时期的一种民族印记。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是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十年中,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分为政府推动和学界推动两个方面,学术会议作为重要载体,名家云集,观点荟萃,研究成果丰硕。重庆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对于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推动＂二战＂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于促进＂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抗战的山西与山西的抗战——论山西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历史、现实与趋势

山西表里山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均意识到山西对于抗战全局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将山西开辟为全国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主战场。抗战期间,无论是国民党的有识之士还是共产党的战略家,均不遗余力地宣传、强化山西在全民抗战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山西成为敌后抗日中心地带成为历史的选择。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抗战史研究,突出了革命史的话语,使得山西抗战这一地位更为确立。到90年代之后,在继续坚持革命史话语的同时,受社会史、新文化史等的影响,山西抗战史研究受到诸多学科学者的关注,迎来新的发展良机。未来的山西抗战史研究,将会进一步突出和强化资料、方法、多学科研究的特点,取得创新和突破。     

抗战八年当为十四年论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入侵中国后,虽然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不顾禁令的军队在内的中国人民就自发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在人民“反蒋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开始转变立场,决定抗战,并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后担起了组织全国抗战的责任。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不能因为政府抗战迟缓只有八年抗战史,而否认中国人民早已抗战且有长达十四年抗战史之事实。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述史模式的可能性探索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创建和研究,必须解决如何“述史”的基本问题.文学史哲学对文学史研究进行审视,归纳出以“自律论”、“他律论”为代表的两种最基本的述史模式和一些突破“自律”“他律”思维定势而提出的述史模式,这些述史模式在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述史过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操作空间和一定的局限性.“综合性的话语分析”,是一种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可能性述史模式,它具有较明显的理论生成和实践运用的空间.     

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述评

援引“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市民阶层的各种尝试明显带有“传统——现代”两分的现代化模式的印痕。中国古代市民史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将中国的历史经验或现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基础之上。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市民阶层有一些初步的研究,但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某些成果能给市民史的研究提供启示。市民社会与宗法社会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的基本命题。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与流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经历过五个“流程”,即国粹史学、实证史学、“五四”史学、抗战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五“流程”史学总汇为三“流派”,即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文化批判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思潮来自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终成主流,乃中国现代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

从 2 0世纪 5 0年代至今的五十余年中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 :一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转向了“中国中心观” ;二是从“中国中心观”转向了“时空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前者以柯文为代表 ,探讨的是中国史研究中以何者为参照系的问题 ;后者以王国斌为代表 ,探讨的是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和如何比较的问题。事实证明 ,2 0世纪 80年代柯文倡导的“中国中心观” ,对于克服五六十年代美国在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具有深远的方法论意义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但是 ,“中国中心观”并非一劳永逸 ,在这个意义上 ,王国斌 90年代提出“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彻底抛弃了中心和边缘的观念 ,“从西看中”与“自中视西”相结合 ,“从今察古”与“由前思后”相并行 ,这样开放的比较史观更具方法论意义 ,必将使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进一步深化。     

《中国修辞学史稿》的“楔子”和“小结”评析

<正> 一、楔子 著名修辞学家郑子瑜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稿》是“第一本的中国修辞学史”,它为汉语修辞学史研究树立了第一块里程碑。全面地研究、总结这个“第一”的特色和这块“里程碑”的价值,对于开拓汉语修辞学和汉语修辞学史的研究新局面,无疑会在多方面,包括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等,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修辞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的结构格局严整而奇特,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史稿》第一篇为“绪论”,第十篇是“结论”,中间各篇为正文;除第一、第十篇外,中间的八篇均前有“楔子”,后有“小结”,中间为正文。这种精美的谋篇艺术,浸透着作者的创造精     

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反思——拒斥“名辩逻辑”

自梁启超于 2 0世纪初在诸子学领域开创“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的研究风尚以来 ,西方逻辑便成了我国“名辩”研究的最重要工具 ,“名辩”也因此而变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时至今日 ,“名辩即是逻辑” ,在许多中国逻辑史研究者看来 ,似乎已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常识。然而 ,如果对一百年来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作一实事求是的反思 ,我们就不难看出 ,所谓的“名辩逻辑” ,不过是2 0世纪中国逻辑史界人为制造的一桩学术冤案 ,它在我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我国古代有对名、辩的研究之实 ,而无“名学”、“辩学”之称 ,更无“名辩逻辑”…     

读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论稿》

我手头的这部三十余万字的论著,既不以“中国文学论稿”为名,也不以“中国文学批评论稿”为名,而以“中国文学观念论稿”为名。王齐洲教授的这一选择,颇有深意。20世纪30年代初,郭绍虞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学术名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其自序谈到他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动机时说:“我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终于没有更大的勇气以从事于这巨大的工作。……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这里,郭绍虞先生是把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     

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在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是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的.它的学科自我规训有四个基本维度:国别辨析、学名定位、历史归类及理论尊严.这样的规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开拓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空间;二是在挣脱范式约束之后,“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被扭转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三是凸显中西“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然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过分强调国家价值或地域范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仍无法成为具有世界性意涵的现代学科;历史还原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阐释冲动,一直是妨碍“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自我规训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在恪守普世价值的前提下,重新奠立这一学科的规范理论根柢,使“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人建立起理解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理论纲领.     

关于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世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长期以来 ,美国的中国近世史研究领域吸引了最有天分、训练最好的史学工作者 ,但他们不论是对思想史的研究 ,还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史的研究 ,都深深地陷于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叙事”中。他们依据西方式“现代化”的进度对中国的过去作了“正面”或“负面”的解读。六七十年代后 ,随着世界性殖民体系的解体 ,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对这种研究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 ,并产生了各种新的历史叙事形式。考察和总结美国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这一学术发展历程 ,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而且对我们进一步开展中国近世史的研究 ,也具有…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研究

198 5年 5月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提出了整合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观念“2 0世纪中国文学”,以后他们又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 5期以《论“2 0世纪中国文学”》为题发表文章 ,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主流话语”。从 5 0年代初到“文革”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附庸政治、实录式的研究居多。粉碎“四人帮”以后 ,当代文学史研究进入拨乱反正阶段 ,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正式建立起来。但这时的当代文学史研究 ,陈陈相因者多 ,有创意的学术著作甚…     

李约瑟治史论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著,开启了他本人和本世纪汉学界“最为庞大的事业”。然而,如果我们不了解李约瑟的治史方法,不了解李约瑟在“研究中国文化史所得的李约瑟哲学”,便无从理解李约瑟以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和世界的不朽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本文想就李约瑟的治史方法作一些探索。     

徐复观经学史观的历史谱系

徐复观经学史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在经学史观上强调以经学作为奠定中国文化的“基型”,他怀着现代“儒者”的情怀,以独特经学史观解读中国经学史,从而揭示了传统经学史特定的生长机制和思想进路。对丰富和深化20世纪中国经学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回归真实的经学史”是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研究的旨意所在,在这一精神暗示下,21世纪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