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有权利到现实权利——以司法赔偿请求权为例

权利在从理想到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三种形态: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以主体资格为逻辑起点的应有权利构成了法定权利的价值原则和基础。法定权利是权利的制度化,是权利存在的主要表现形态,它自始至终都处于应有权利与现实权利的中间位置。现实权利是权利转化的最终结果,是权利价值的最高表现形式,它构成了权利主体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权利的归宿。实现司法赔偿请求权关键在于法律程序的设计和权利主体意识的觉醒。     

论中国公民环境权实现的障碍及其对策

通过分析公民环境权实现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障碍,如现行环境立法对于保障公民环境权的缺失,行政主体的趋利行为对保障公民环境权的阻碍,公民环保意识薄弱,漠视环境权等。为了从人的深层意识上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结构和法律制度,对此提出了相应对策:加强对公民环境权的立法完善,强化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能力,培养公民良好的环境意识,以促使公民环境权从应有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     

可再生能源电力优先并网权之证成——以应有权利为视角

可再生能源电力逐步替代传统能源电力是我国电力发展的趋势。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已经为可再生能源电力优先并网提供了规范依据。从应然层面而言,可再生能源电力优先并网权不仅是实质正义的体现,也能够有效平衡各种利益冲突。作为应有权利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优先并网权,已经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因而成为一项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所享有的包含优先获取发电份额、优先出售其电力电量、优先获得调度在内的权利。可再生能源电力优先并网权兼具公法属性和私法属性,相应地,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应享有行政法上的请求权和合同法上的缔约请求权。     

论作为“新兴权利”的公民启动权

新兴权利是为人权所统摄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认可但未被法律确认或被保障的“权利柬（丛）”。公民启动权符合新兴权利的特征,是种“新兴”权利。将公民启动权制度化、法律化有助于加强对人权的保障与激活现有的法律文件监督审查机制。     

公民检举权的概念及权利类型探论

公民检举权概念的界定首先要从“举报”的概念中剥离出“检举”的概念,从而区分宪法意义上的检举权和一般的举报权利,其次则要对比分析检举权概念的中西差异,从而明晰公民检举权概念的独特性.公民检举权的权利类型辨析则围绕“请愿权”说与“监督权”说之间的争论而展开阐述.无论是从权利的概念、内容、位阶还是从权利的历史演变所展现的权利谱系来看,包括检举权在内的宪法第41条所涉基本权利都不宜归为请愿权的范畴.使用“公民监督权”的概念则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宪法第41条六项权利的意旨,且能从制度渊源的维度来揭示我国宪法第41条六项权利的由来及设置理由.     

我国公民检举权的理论基础

公民检举权既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同时也是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它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公民检举权来源于人民主权。公民通过行使检举权,来保证自己主权的实现。公民检举权同时也是公民运用自己的监督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的违法失职行为,因而是权利制约理论以及抵抗权理论的逻辑延伸。     

宪法物质帮助权的法理分析

宪法物质帮助权是公民基于生存权而享有的重要人权,它是指公民享有的获得国家经济保障的权利.当公民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而丧失所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或因疾病而面临生存危机时,向国家主张物质性援助的权利.国家对陷入危难之中的公民提供救助是其根本的责任.     

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的结合

为有效保障公民社会权,针对公民社会权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运用公民社会权以及权利救济的相关理论,对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结合的可操作性进行分析。分析认为,这种结合不仅有利于权利救济模式的建立健全,而且更主要的是有益于公民社会权理论的充实完善、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公民社会权的真正实现。     

论公民住房权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以城市房屋拆迁的根本治理为视角

城市化进程中房屋拆迁不断地侵犯公民的住房权,造成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治理这一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公民住房权法律保障体系.公民住房权具有基本人权属性,是一项宪法权利,而宪法的首要价值就在于保障人权.因此,应当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住房权,并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同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公民住房权的司法救济途径,使得城市房屋拆迁受到宪法与法律的限制,以充分保护公民的住房权.     

法律文件审查的启动权:公民的一项新兴权利初探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一种新兴权利即公民对法律文件审查的启动权呼之欲出。公民启动权是公民防止立法权侵权的权利救济的需要,是公民权利制约立法权和监督权的需要,是公民在新的形势下直接民主参与的要求,同时,公民启动权也有利于法律文件的监督机关更集中地对法律文件进行审查。公民启动权在宪法上有一定的依据,在实践中也有初步的尝试,因此,赋予公民启动权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当然,公民启动权属于公法上的权利,需要法律的明确赋予。同时,要使公民启动权能得到切实的行使,必须改革现行的启动受理体制,实行自下而上的受理审查程序。     

公民基本权利的性质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众法之母。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最能体现对民权的保护和对权力的制约。有学者把2003年描绘为“公民权利年”,孙志刚一案的出现是我国现有法律体制和“法治”状态对生命价值等公民权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的综合性的社会现象,虽表现为个案,但使我们反思现实中国法治的制度缺失,在法治社会中宪法如何保障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鉴此,我们刊发周叶中、韩大元等著名学者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研究论文,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人权：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关系到行政法的目标模式、实质内容、制度结构,关系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它必须是具有抽象性、概括性、高度浓缩的概念。行政权或市场都不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人权才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因为它能够正确地说明行政法的来源、性质、目标、功能以及为什么要制约行政权。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法权利正义

科学发展观为法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新课题,为判断行政法权利正义和构建行政法权利正义制度提供了标准、原则和理论支持。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权利正义以法哲学的方式,通过探讨行政法权利正义的特点、原则与建构,提高对行政法权利制度的认知能力,从而更好地规范、控制行政权力,实现行政法权利正义。     

维护海外中国公民权益的国际法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公民出境次数迅速增长。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海外中国公民权益维护机制,但较西方发达国家实践,我国在维护的理念、外交上投入和维护的机制上仍有差距。同时,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一方面,国际社会安全形势较为严峻,另一方面,传统国际法规则将不断遭到挑战。为尽可能保障海外中国公民的权益,我国在维护海外中国公民权益工作上,应加快理念转变、促进政府职能转型,调整战略布局,完善保护机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论行政法权利及其保障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不同的部门法领域所享有的权利必然具有相应的部门法特色。行政法权利是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由私人主体所享有的、与行政主体的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各种权利。私方主体所享有的行政法权利具有不同于私法权利的部门法特征———其享有来源于行政法的规定;可以放弃,但不可自由让渡;其实现具有不确定性和不能自力实现性;要求特殊的法律保护。行政法权利不同于私法权利,也不同于行政权力,其实现需要特殊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救济的保障。     

行政权正当性理论变迁的行政法意义

行政的核心或实质是行政权，行政权是行政法的“起因和归宿”，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行政权正当性理论的变迁，推动了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使行政法由传统行政法向现代行政法过渡，从而对行政法变化与革新具有莺要法治意义。     

论行政法的价值

行政的最初使命在于秩序,行政法发扬了行政的使命,并且随着行政领域的拓宽和自由范围的伸展,行政法保障着自由抑或损益着某些场合中的自由。行政法不简单的对自由和秩序加以永恒不变的排序。因为行政法也是生活的,在它的诸多制度中,自由和秩序的内涵随着社会的总体心理预期的变迁而变动着。并且在追寻自由和秩序的动态平衡的过程中,行政法带动着效率和正义价值的实现。     

保障并落实公民文化权利:文化促进法初探

文化促进是以经济、制度或政策等手段,实现公民文化活动的自由、平等与活跃。政府实施文化促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依法落实公民的文化权利。文化促进法治应遵循文化自由权优先保障、文化促进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市场运作与政府促进相协调等原则。我国政府一直重视文化促进工作,当前尚需建立健全合理而高效的文化促进法律制度。     

民行关系初探

民主参与、合作、协商的契约精神是民法与行政法关系的契合点。这种契约精神在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各个环节均有所体现。而且,契约精神在行政领域得以运用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契约精神在行政法领域的运用,为行政法从"执法型"行政向"引导型"行政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也为行政活动提供新的管理思路。另一方面,民法中的契约精神在行政法领域被认可肯定,也为民法发展提供公法环境,进一步确认了公民的权利地位与权利意识。民法与行政法具有相互促进、互利共赢的关系。     

实现我国公民行政救助权的法理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给付行政的盛行,行政救助作为行政机关的责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保障公民特别是弱势公民的生存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机制。行政救助权只有在承认其是公民的权利,给予行政救助是行政机关的义务,在权利———义务的统一体中分析研究才能使其获得法理上的根基,才能真正地实现公民的行政救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