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陈寅恪先生是大家公认的史学大家,他在谈到史学创新时,特别强调研究者对于新史料的开拓和新观点的发现。然而我们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新史料和新观点的认识,有一个从单线向复线的演化过程。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作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正史”十分迷信。本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正史”等文献资料的同时,应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     

史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

如何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证明古书、古史的真伪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顾颉刚难题”到“汉代改造说”、“古代文献不断重写”,层累理论不断发展,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从“先秦卷”看《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既在整体上“成一家之言”,又保持了各分卷的编纂特色,创造了集体纂修大型通史的成功典范,是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先秦卷”遵循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突出中国特色的编纂原则,从上古历史实际出发,提出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见解;创造性地运用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体配合的“新综合体”,描绘出上古史的全貌;大力弘扬史学的“求真”传统,借助考古学知识,贯彻“二重证据法”,成功“再现”了客观的上古史;勇于探索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在文字表述上反复锤炼,形成特色鲜明的历史叙事风格.     

国学方法论的现代变革

国学方法论的现代变革，关键在于能否在传统文献材料的范围之外去找到新的论证途径和论证依据，给考据学提供可以相互参照的客观标准。如果说以文字训诂为主的传统治学方式是“一重证据法”，利用甲金文等地下材料所进行的印证性研究是“二重证据法”，那么借助于文化人类学成果而对文字、实物，乃至民俗、神话材料所进行的演绎和闽释则可称之为“三重证据法”。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方法在本世纪以来所经历的这种由“一重”到“多重”、由训诂考据到文化阐释的变迁，可以看作是新材料的发现和西方学术的输入在国学领域所激起的反应和调适过程。而这一过程，可以用文化人类学的“涵化”概念在理论上加以澄清。     

论《岳阳楼史话》的史学性、美学性与文学性简

关于岳阳楼历史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其中存疑者众多。而何林福新著《岳阳楼史话》,却在地域体、专门性的历史地理学的范式内,别开生面,将史学、美学、文学熔于一炉,开拓了“史话”一类体式的新天地。     

刑事“合理解释”规范的教义学展开

刑事“合理解释”规范是对分布在数个刑事诉讼规范性文件中“合理解释规定”的体系性概括,其为相关诉讼方的证据解释行为提供了法定依据。已有成果未能对之从抽象、宏观层面做一般性研究,亟待理论层面的系统性阐发。合理解释规范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解释立法规范,承载了一系列有助于推进本土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功能期待。根据解释意图的差异,可将合理解释规范分为三种类型,即：“回应疑问型” “说明原因型” “消除矛盾型”。合理解释规范服务于证据解释活动,因而与证据法以及程序法衔接紧密。一方面,合理解释规范中蕴含了多元形态的证据法效力,具体包括免于非法证据排除、修复证据可靠性以及推定证据相互印证;另一方面,为确保上述证据法效力的实现,有必要从作出方式和审查标准两个维度对合理解释规范的程序法适用予以规制。     

西方史学之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朱谦之为中心的考察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尤在史学方面的成果更为突出。他早年留学日本,引介黑格尔、孔德等人的历史哲学,并力主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探究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他深谙中西方史学发展自身的历史,认为中西史学的发展分为故事的、教训的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并总结出各个阶段的特点,力图归纳出其中的规律。他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将现代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尤其关注社会史和经济史。朱谦之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引介、关于中西史学的论述、关于史学的任务和方法等多具真知灼见,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对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杨向奎讲《儒家、经学、理学》、《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山东》

最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向奎先生应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邀请,作了《儒家、经学、理学》及《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山东》等学术报告。杨向奎先生在《儒家、经学、理学》的报告中,讲:在中国哲学史上,“正统”学派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对待“正统”学派,决不可采取简单抛弃的方法。譬如,我们研究唯物主义哲学时如果把儒家丢在一边,唯物主义的传统就要中断。儒家是先秦时兴起的一个大学派,孔子是这个学派不祧的祖先,由于发展方向的不同,儒家又分成了许多学派,但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作     

莫道七旬桑榆晚,耕耘新作又一楼——评《明清华北定期集市的研究》

山根幸夫教授,现年事已高,75高龄,已荣退.但仍辛勤开拓,拼博敬业,今又面世一部新作《明清华北定期集市的研究》(以下简称《集市的研究》).山根先生,对中国明史研究,蜚声国际,著作等身,是日本著名的明史专家.《集市的研究》共9章36节,还有“副篇”、“后记”、“索引”.是山根先生多年研究的结晶,实为一部力作.读之令人耳目一新,爱不释手.一是,该书搜罗丰赡,资料翔实.山根先生非常重视史料发掘工作,拾遗补阙,钩索文籍.本书属于     

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作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其学者向以“史料学派”而著称。在国家罹难、民族受侵的多事之秋,他们各以其长,用“心力救国”,从不同侧面、层面在学理上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寻找深层的精神资源支持。于是,就有了“抗战史学”。本文即以《史语所集刊》(1931～1945)为线索,借以探讨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的关系、结构及功能。     

近十年来中国内地焚书坑儒研究总结与问题前瞻

近十年来中国内地学界对焚书坑儒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研究方法丰富,成果数量较多,而且学术争鸣与商榷颇多。但同时也存在着创新性欠缺、重复研究以及学术不严谨、主观主义色彩浓厚的现象。今后的研究,应当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研究的视野、方法一定程度地运用到“焚书坑儒”的研究上来,并注意“焚书坑儒”的举措与秦帝国维护...     

我的导师张政烺

张政烺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便已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得到傅斯年先生的赏识。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史语所,管理图书的工作为张先生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并最终使他成为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张政烺先生一生从事古文字研究,在甲骨文、金文、陶文、战国文字、简帛等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尤其震惊学界的是他破解了古文字中的奇字,开创了数字卦的研究。张政烺先生道德学问兼而有之,他奖掖后辈、扶持学子的精神,令几代学人都铭记不忘。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潘景郑先生书简》后记

本文是介绍当今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潘景郑先生的治学历程及其在长期学术实践中的丰硕成果。并将潘先生的主要论著和历次捐献给国家的古籍、金石拓片等略作简介。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     

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述评——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

近五年来,人文学界围绕儒家伦理是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的问题发生了一场论战,持前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特别是爱有等差观念,是儒家伦理学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儒家伦理根本不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儒家伦理应为现实生活中某些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承担责任。持后种观点的学者则从文献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哲学、方法学乃至比较文化学等角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这场论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历次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以其主流话语由以往的“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转变为对于传统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表现出崭新的时代特色,因而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论张光直对于中国考古学科的定位

张光直先生的学术背景使其在考古研究中更倾向于使用以人类学为主的多学科研究方法。而这样的具有人类学倾向的考古学在学术定位上应归于张先直先生所定义的新的史学（尤其是中国古史）学科范畴,这种学科区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以史料为基础的史学,是具有世界性的。这样的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学者广泛学习西方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其发展的结果是从中国产生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张先生的一生。也正是致力于此目标。     

追忆杨公骥教授

杨公骥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家 ,在文学、史学、哲学诸人文社会学科有很深的造诣 ,尤其在中国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方面 ,成就斐然 ,其突出、鲜明的特点 ,就是能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 ,高屋建瓴 ,见解卓异。     

新中国神话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在古代神话的整理和研究上，前辈学者做出了贡献。其学术成果大都完成于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并在解放初期出版或再版，构成了新中国神话研究的第一个高峰。袁珂先生对神话研究倾注了毕生心血，其丰硕的成果和贡献，构成了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神话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改革开放以后，神话研究领域人才辈出，学术视野宽广，成果丰富，实为神话研究的第三个高峰。新中国神话研究领域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某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还需要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对新世纪神话研究的展望和走向，还需要做出科学的预测。     

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政治性维度的凸显

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对儒家君子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君子最早是指“有身份地位之人”;春秋末期,孔子为其注入了道德性的内涵;战国中期,孟子拓展深化了孔子君子思想的道德性维度;战国末期,荀子在发展孔孟君子思想的道德性内涵的同时,更着力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如果说孔孟主要彰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性之维的话,那么,荀子则主要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之维,他在推崇德政君子的同时,强调礼法君子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道德性维度的重视以及对政治性维度的凸显,对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追求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今人的修身养德、建功立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