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至九世纪吐蕃与党项关系述论

党项是一个多种族的部落集合体。七至九世纪,随着吐蕃的兴盛与衰落,吐蕃与党项之间发生了密切关系,这表现在吐蕃与被征服地区党项各部的关系、吐蕃与内迁党项部落关系等方面。九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之后,其所统治的种族部落及吐蕃本身的许多部落最后溶于党项这个多种族部落集合体之中。     

边境旅游业在沿边地区扶贫中的作用

边境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 ,其发展必将对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特殊的作用。以发展边境旅游业带动沿边地区脱贫致富 ,是近年来旅游部门主动参与扶贫工作的创举 ,也是从实践中总结出的推动旅游业深入发展的新思路。它不仅为我国经济欠发达的沿边地区经济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开辟了新的途径 ,也为我国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找到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以边境旅游业的发展带动沿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是旅游业的一项重要功能。     

吐蕃西夏历史文化渊源与西夏藏传绘画

藏语称西夏为ｍｉ ｙａｇ。这一称呼既指西夏建国以前的党项人 ,也指西夏建国以后的西夏人。① 论及西夏与吐蕃的历史文化联系 ,从 7世纪初党项羌与吐蕃王朝发生联系开始 ,到 1 3世纪初西夏亡国时为止 ,长达 60 0多年 ,其间你来我往 ,水乳交融 ,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现象之一。②唐时 ,吐蕃和党项部落之间的战争使得大批的党项人归属于吐蕃王朝治下 ,两族杂居者为数众多 ;雅隆王朝解体以后 ,东迁河陇、河湟一带的吐蕃人与内徙的党项人部落杂居共处 ;西夏建国以后 ,上述地方有很大一部分吐蕃人成了西夏的“编户齐民”。吐蕃与党项统治者之…     

略谈宋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经济政策

宋王朝处于中华民族又一次大分裂时期,它的北部和西北部,先后出现辽、西夏、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与之相对立;南方则由于中原汉族不断南迁,进一步加强了宋王朝与南方、西南方各少数民族的联系。在“守内虚外”方针指导下,宋王朝对境内少数民族白蛮、僮族、瑶族、苗族、黎族、畲族、吐蕃,以及内附的东北及西北各族如党项、回鹘诸族,采取抚绥、优惠的经济政策,以达到“守内”的目的。 一、“荒服不征”及只输“丁口之赋” 宋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划分羁縻州县和非羁縻州县。“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矣。”宋王朝将这类荒远地区列     

党项在中原与亚洲内陆关系中的作用

自北朝(386—581年)(原文如此——译者)以来,党项虽曾一直居住在中国的西北边疆,但是他们在此后的约四个世纪里并未形成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八世纪中叶,当时正进行扩张的吐蕃帝国把党项赶出了他们原先居住的四川西部地区。他们在中原朝廷的同意下,移居到黄河的大河套地区即现在的甘肃省。在盛唐时期他们偏居于中国历史上很少提到的穷乡僻壤。黄巢暴动时(874—884年),唐朝的军队由于得到党项和回鹘军队的帮助,才得以打败     

民族地区沿边开放效果及政策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沿边开放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重点关注领域。在沿边开放政策扶持下,沿边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本文以云南省为研究案例,在较全面梳理国家沿边开放政策及云南省相关配套政策实施历程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对政策实施后沿边开放总体效果进行综合测度,运用实证分析法对沿边开放政策实施后所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完善沿边开放政策的政策建议。     

简论藏文史籍关于西夏的记载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在我国西北建立的一个地方王朝。党项羌原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西羌游牧部落的一支,从唐初开始,党项羌为逃避吐蕃王朝的进逼,在唐朝同意下逐步内迁,最后定居于夏州、银州一带。经过几百年的生息发展,到北宋初年以银、夏(今陕北榆林、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一带的党项平夏部建立起西夏王朝。和众多的西羌部落一样,党项羌与藏族在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习俗上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西夏的党项羌是西羌部落中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未被统一进去的一部分,也是唐宋时期青藏高原的藏族和藏文化发展到最北面的一支。     

边境贸易是沿边民族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广大民族地区与发达的东部地区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央提出了经济发展向中西部倾斜的大政方针，我国民族地区，特别是沿边民族地区，要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这一新的潮流中勇往直前。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振兴沿边民族地区经济的措施与对策，深入地分析了沿边民族地区封闭、半封闭的经济状况，提出了双向循环的关键是发展边境贸易     

推动沿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契机:边境跨国经济合作区

沿边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整体格局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经过数年精心运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所取得的成就与其所具有的潜力和肩负的使命之间,尚有相当的距离,不论是开放的深度、广度,还是对内地经济的拉动,还都显得非常单薄.同时,边境贸易难度越来越大,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也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面对这严峻的形势,本文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沿边民族地区建立边境跨国经济合作区,作为推动沿边开放不断向更深层次发展的对外开放战略升级规划.进一步推动沿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鲜卑折掘氏与党项折氏

鲜卑折掘氏与党项折氏均为我国古代西北部族.唐初,吐蕃势力北上,鲜卑折掘氏部随党项羌北迁至府州等地.鲜卑折掘氏与党项羌经历了长期的民族融合,至唐末五代时期,鲜卑折掘氏逐渐融入党项羌,并开始以党项折氏之名见于史籍.宋代以后,折氏随着与汉族的长期通婚,又逐渐融入汉族之中.     

夏尔巴族源与迁徙历史再探

夏尔巴人在我国境内尚属于未识别民族。在以往的研究中,夏尔巴人的族群单一化,其迁徙路线也具有模糊性。吐蕃政权征服木雅,击退党项拓跋部,以"木雅"(弥药)命名党项故地,后又以"木雅"指代西夏王朝和康藏地区。结合相关藏族史料可知,在与綠厮政权、蒙古军队发生战争期间,处于不利地位的西夏党项部族渐次南下康藏地区,与吐蕃政权时期便居住于此的藏族董氏相融合,形成一个新族群"董弥药"。13世纪,该族群进行南迁,于16世纪中叶进入尼泊尔,随后又以索卢昆布为中心向东、西迁徙,形成夏尔巴人如今分散居住在我国境内及尼泊尔、印度等地的格局。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清朝史地学者张澍自1804年判别、认识出历史上曾存在过西夏文字以来,到1932年间北平图书馆出版馆刊“西夏文专号”使西夏学研究一步步走向辉煌,80年代至今以成为西夏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唐代前期"河曲"地域人口的民族构成包括汉、稽胡、突厥、铁勒九姓、昭武九姓、党项羌、吐谷浑等七个民族,其数量与分布呈动态变化.贞观二十年前,"河曲"人口数量可达180,000余人,其中汉族、稽胡族人口约有50,000人,分布在"河曲"边缘地带,突厥族游牧于"河曲"东半部的夏、胜二州之间以及西北隅,昭武九姓居留在"河曲"西部的灵、盐、夏之间.此后,由于吐谷浑族、党项羌族、铁勒族的迁入,居民数量与空间分布发生新的变化.迄天宝元年,"河曲"地域的人口总数已达750,137人.安史之乱后,铁勒九姓、突厥、昭武九姓、吐谷浑诸族人口相继迁出"河曲",惟有汉、稽胡、党项羌诸族人口仍留居原地,尤其以党项羌人口增长显著,分布范围不断扩大,遍及"河曲"地域,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论略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虽然出于宋王朝的军事战略需要,但客观上促进了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有利于西部边疆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西夏番学不译九经考

本文校理西夏人对中原儒家经典的异译，并分析有关史料记载，指出西夏王廷虽然口头上在国内倡导儒学，但并未真正把儒家经典列为番学的必修课程，王廷没有组织过九经的翻译，番学出身的文臣也不研读九经。西夏人对中原儒学没有表现出像对藏传佛教那样的热情。     

辽朝和亲初探

本文在详细搜寻有关史料基础上 ,比较深入地分析了辽与西夏、阿萨兰回鹘、吐蕃、阻卜等政权和亲的动机 ,探讨了辽朝和亲的特点 ,论述了辽朝和亲的作用及影响 ,并对辽与阻卜和亲关系是否成立等有争议的问题或疑难问题予以辨析 ,澄清了一些和亲史实     

宋代四川少数民族分布研究

在两宋时期,四川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吐蕃、羌、僚、诸蛮、西南夷部等。吐蕃人主要居住在现今的甘孜和阿坝地区,羌人居住在岷江上游,特别是在威州、茂州即今阿坝州的理县、茂县、汶川、松潘、黑水和绵阳市北川等县境内。僚人广泛地分布于巴蜀各地,从川中丘陵到盆周边缘的广大地区都有僚人居住和分布,而尤以川东南的南平军和川南的泸州、叙州最为集中。诸蛮分布在大理国与宋之间的川南、川西南地区,包括＂黎州诸蛮＂、＂叙州三路蛮＂和＂泸州蛮＂等。西南夷部主要居住在川东南的黔州、涪州、夔州沿边至贵州境内一带。总体上,两宋时期四川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特点是：汉族集中分布于四川盆地腹心地带,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沿边地区。     

穆桂英人物原型出于党项考

本文以大量的史实材料为依据,提出小说、戏曲中的穆桂英形象是取材于环州党项部落慕容家族的事迹.     

两宋政府的少数民族赈济措施刍议--兼论宋朝民族政策的转变倾向

宋朝的社会救济事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较为发达的，对少数民族的赈济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其对西北(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赈济，以安定边地社会为主要目的，方式上以生活性接济为主；对西南及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赈济，则是在国家势力南进及对该地区进行经济开发的过程中配合实施的，因此，方式上以生产型济助为主；对东北及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救济，则以笼络怀柔为主，方式上以居养安置为常见。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进一步团结少数民族，稳定和巩固社会政治统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性质上看，两宋对少数民族的赈济仍属传统怀柔政策的延续，但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即从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象征性的笼络逐渐转向对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务实性的物质援助。     

宋代蕃法及其向汉法的过渡论略

北宋前期,以“蕃法”处理周边民族地区的矛盾和纠纷,同时间用“汉法”,形成“蕃汉各为一法”的法律基本格局,但在真宗天圣时期,由于蕃汉民族间交往的日益增加,宋廷“汉法”治蕃部的法律意向已随之产生并日益明朗化,此后“蕃法”逐渐开始向“汉法”过渡。北宋后期,由于政府积极边疆战略的实施和对边区部族治理的深入,这种过渡或转变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首先在西北和西南部分地区成功实现了转变,客观地反映了宋代民族法律文化的历史性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