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之类”句式及其流变

汉语中的“之类”句式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形成 ,是人们用来强调同类事物或同属性事物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之类”是由指示代词“之” +名词而构成的一种固定形式。唐以后 ,随着“者”字改用“这”字 ,“这”就有了指示代词的用法。于是 ,在现代汉语中 ,“之类”就分化出“这类”、“这一类”和“一类”等表达形式     

信天游“兴”简论

信天游“兴”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上句只借物以起兴，与下句歌意了不相关，但可从韵脚、语势上引起下文，这称为“起兴”，是信天游“兴”的初级形态，带有原始性；二是上句未全为比而借物取兴，与正义相关，这称为“比兴”，可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激起人们广泛的想象，标志着信天游“兴”的成熟，是信天游“兴”的富于艺术性的高级形态。信天游“兴”的发展，不是高级形态取代初级形态，而是同时并存，足见信天游“兴”的历史悠久，根深蒂固。近半个世纪来，陕北民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信天游“兴”的艺术表现手法却处于低谷，这警示我们，莫让信天游“兴”成为一种文化遗产束之高阁，而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释“娭毑和“(女哀)姐”

《现代汉语词典》认为“娭毑”是汉语方言,它有两个意义:一是指称祖母,一是尊称老年妇女。综合各地汉语方言以及苗瑶畲语、壮侗语的情况来看,“娭毑”有如下几种意义:称呼母亲;称呼祖母;称呼外祖母;对祖母辈的妇女的尊称;族人对外婆的尊称;对老年妇女的尊称。“娭毑”主要在湘方言中使用;“(女哀)姐”主要在客家话中使用。就“娭毑”、“(女哀)姐”和“依呀”而言,客家方言与湘方言、畲语、苗语、瑶语、壮侗语同源。     

论朝鲜族舞蹈“形”与“力”的关系

朝鲜族舞蹈是一种综合性舞蹈艺术,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以形体来表现感情、性格和色彩,具有本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表达形式。朝鲜族舞蹈所体现的直发力和传导力、“形”与“力”、“力”与“力”、“形”与“形”的关系是朝鲜族舞蹈风格表现形式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兵”和“勇”的区别

经常在有关清朝的书籍、文章或影视剧上看到“兵”和“勇”二字，但很多人对这两种标志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NP1＋VP＋NP2”的结构岐义与消解

研究“在 NP1 VP NP2 ”这一结构四种不同的层次分析方法 ,总结不同层次中NP1 和NP2 的意义和表达形式 ,用 30余万字的语料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检验 ,目的是试图为计算机识别这一结构提供语言形式上的支持     

说“东”道“西”话“南”“北”

我常常想,“东”（柬）这个字,为什么是“日”在“木”中呢,“日”在“木”上为“东”,即“杲”字,“日”在“木”下为“两”,即“杳”字,不是更好吗,好记又容易理解。偏偏造个“柬”字是“日”在树林（木）中,多不显眼呀。     

上古汉语表“经验”的一种特殊形式

“闻 之,O”在上古汉语主要典籍中可以找到诸多实例,是一种使用频率很高的句法结构形式,它与同时期的“尝(副词) VP”一样,用于表示“经验”意义。从语法性质上看,它居于句法层面,因此,这种表达形式属于句法手段。由这种手段表示的“经验”意义属于句法或语义范畴。“闻 之,O”形式还起到了语篇连接作用。     

可能式“V得C”和“VC了”的文白层次

历史文献中的可能式“V得C”和“VC了”语义相同而语用价值有别,分属于文白两个不同的层次,反映了通语和方言口语中实际存在的两种说法。这两种可能式自产生后在南北方言中的发展脉络并不相同,二者并不存在先后替代的关系,今天部分北方方言二者并用是受语言之外的因素影响而造成的,并非语言系统内部因素发展的结果。     

“在+NP1+VP+NP2”的结构歧义与消解

研究“在+NP1+VP+NP2”这一结构四种不同的层次分析方法，总结不同层次中NP1和NP2的意义和表达形式，用30余万字的语料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检验，目的是试图为计算机识别这一结构提供语言形式上的支持。     

《醒世姻缘传》中的“把”字句和“将”字句

《醒世姻缘传》是用山东方言写就的清初白话小说之一,其中有大量的“把”字句和“将”字句,它们是处置式的主要类别。从两种句子数量悬殊的现象来看,清初时期,“把”字句作为一种新兴的语法旬式,在白话小说中有很强的生命力,而“将”字句书面语意味较浓,因此其处置用法逐渐被“把”字句替代,从书面语中日渐退却。对《醒世姻缘传》这两种句式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问世年代稍晚的《红楼梦》中处置甸的研究提供参照和借鉴。     

论“买新闻”与“卖新闻”

随着媒介产业日趋激烈的竞争,媒体为抢夺新闻资源“买新闻”,“新闻线人”为获取利益而“卖新闻”。如何正确对待媒体环境中这两种现象,规范新闻市场,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也是急需解决的。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张载是北宋“气”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规定和诠释“气”范畴,运用了“太和”“太虚”“太极”“神”“化”“道”“易”诸范畴,张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又离不开对“一”“两”范畴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对张载哲学中的“一”“两”范畴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辨析,可以真实地论定张载哲学的基本架构与理论价值。     

带定指兼语的“有”字句

动词“有”可以带兼语构成兼语句 ,这种“有”字句中的兼语一般是不定指的。但在一定条件下 ,“有”可以带定指兼语 ,这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用在复句中充当分句 ;二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构成单句     

“九华四俊”考

晚唐时期,在宣州和池州出现了众多文人,人们称呼其中的张乔、许棠、张螭和周繇为“九华四俊”,他们又与其他士人一起被称为“成通十哲”,在唐代皖籍作家中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但这个称呼并不见于唐人的记载,其得名的原因和时间经过初步分析可知,主要是因为他们同一年参加京兆府试并且同时获得举荐,又都来自宣、歙、池地区而闻名当时。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从“兴象”到“兴趣”

“兴象”和“兴趣”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十分重要的概念。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两个概念的诗学内涵 ,并认真清理认定了从“兴象”到“兴趣”的沿革流变关系 ,揭示了两个概念分别在殷 王番 诗歌批评和严羽诗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及其现代转换的潜在价值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就＋是”的句法性质及“就是”的形成机制分析

通过变换分析,以部分形式特征为标准,“就 是”可以区分为两种句法结构形式:短语“就 是”和虚词“就是”。前者以“是”为语义中心,省略“就”句子仍然成立;后者以“就”为语义中心,省略“是”句子仍然成立。在此基础上,现有文献中“单用,表示同意”和“用在句末表示肯定”这两个义项应划归为短语“就 是”的语义内容,而非虚词“就是”的两个义项。虚词“就是”的形成机制,来源于短语“就 是”,为动词“是”在已含谓词性结构的句子中虚化的结果。     

莫言小说中的“复调”与“对话”——莫言小说的肌理与结构特征研究

文学作品的内容、意义以及作家对待人物、世界的看法、态度、发现等往往流溢、呈示在作品形式结构上。莫言作品形式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复调”与“对话”如同一种肉体的肌理普遍分布在他的作品中，同时在整体上，他的作品常常采取了“对话”的结构方式。这是莫言作品蕴藏的生命主体精神在作品形态上的一种“全息”式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