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困境与超越——从法律与道德的视角审视

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于侵权行为法的危机而陷入当事人"对面性"丧失和赔偿方式与赔偿效果背离的困境。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然的道德基础是共同体正义,应该在此基础上关注精神损害动态赔偿过程,构建多样化的救济体系。     

人生的思考和感悟──析王国维的“境界说”

本文认为，忧生情怀和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是王国维求学、治学的直接动因和内驱力，也是他构筑以“境界说”为核心的文学、美学理论的起点和内核。因此，其境界说的各个组成部分都突显了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强调作者要有对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高度自觉，从审美—艺术中超越痛苦，得到精神升华，从而写出有境界的好作品。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熔中西哲理诗趣为一炉者，也是第一个有高度人文自觉的大师，这种对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探询和从学术中求得真理与解脱的执着已渗入其血液，成为生命的组成部分，生命价值与学术价值融为一体，学术境界与人生境界成为一致。因此，在文化衰落、学术不存，连退回书斋独善其身也无可能时，便以生命殉文化、殉学术，在追求生命意义的完美中写完了人生境界的最后一笔。     

不知死 焉懂生

我们民族的一个重大特性，似乎还是忌讳谈论死亡，更不要说在大众层面上对死亡理论作严肃的探讨。这种心态的存在，极大降低了生命的最后质量。而人面对死亡时的尊严价值，更无从谈起。即便从功利的角度讲，也是痛苦忧伤远多于麻木沉醉，亦不符合社会世俗追求的“廉洒”、‘“幸福”观念，更无沉着、理性的举动。同学秦工，普通工人，初中文化，家境平平。IWe年患胰腺癌，3个月后亡故，终年42岁。其患病期间，我与之数次交流。可以说泰的死亡心态有相当的典型性。瑞士精神病学家屈布勒·罗斯将死亡过程概括为5个阶段：对自身病况的否认、对…     

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

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问题颇为复杂,各种学说都有待于进一步批判或论证。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应因合同解除方式和解除原因的不同而不同。在协议解除合同场合,是否有损害赔偿及赔偿多少,应依当事人的约定;若未约定则不发生赔偿问题。在一方违约,另一方根据法定或约定解除权解除合同且受有损失场合,当有赔偿责任发生;从当事人的目的、法律公平理念及赔偿范围来看,此责任应为信赖利益赔偿责任;若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则丧失赔偿请求权。在双方都未违约,而一方依约解除合同并支付给对方解约金时,不属赔偿责任问题。     

行政侵权赔偿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行政法上的行政侵权赔偿与行政补偿在产生原因、承担责任、救济方式、目的和法律规定形式上都不同,其赔偿责任是由行政侵权行为引起的,责任性质属于行政法律责任,而责任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本身。我国行政赔偿立法应确立违法与严重不当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包括物质、人身和精神的损害赔偿;主要以支付货币的形式履行,还有其他的赔偿方式;对财产权的赔偿数额应以当事人的实际财产损害为标准,而具体行政行为被法律确认为侵权性质的时间应是合理评估损害物价值的有效时间。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同其他行政诉讼一并提起,也可以在某些必要情况下由受侵权损害人单独提起,可以适用调解。行政侵权赔偿还涉及行政机关内部行使追偿权的内部行政程序。     

试论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兼与道家“道法自然”思想比较

“敬畏生命”是史怀泽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 ,也是当代世界绿色运动、生态伦理的重要思想来源。“敬畏生命”伦理思想认为 ,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 ,而是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 ,任何生命都有平等的存在价值 ,因而应平等对待各种生命。通过与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相比较 ,可以显现出史怀泽“敬畏生命”理论的普遍人性基础及其和道家“道法自然”思想的现代价值。     

北京“反恐大妈”

两个月前，5月22日清晨，新疆乌鲁木齐沙依巴克早市遭遇暴恐袭击，数十人丧失生命。从5月30日开始，北京85万志愿者上街巡逻，魏正红是其中一立。他们中有的戴着红袖章，大部分没有。那些街头的修鞋匠、小菜贩等等也可能是其中一员。这是一张密密的也是秘密的大网。志愿者以魏正红这样的大妈为多，平日家长里短的她们现在不但有了“国家任务”，还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反恐大妈”。     

人学研究的三个辩证层次

“人学”成为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 ,有其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根据。在理论上 ,它是针对我们理论界长期以来沉迷于说“神话”、“鬼话”和“兽话”而忘记了说“人话”并因此在理论上展开的一场“拨乱反正”运动 ;在现实上 ,它一方面针对长期忽视人、遗忘人的惨痛历史 ,另一方面针对当下进行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 ,其动机在于通过对“人”的省察 ,以诠释我们的历史和现实 ,唤醒对人生命价值的关注 ,促进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上述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根据 ,确证了人学研究所具有的深层合法性。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 ,“人的话语”具…     

浅析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调整范围出发,讨论了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实践上的必要性,把离婚中的损害区分为离因之精神损害和离婚之精神损害,重点研究了离婚之损害的法律继受、权利义务主体、请求权的让与与继承、赔偿原则及适用范围等问题。     

确立历史的社会价值观点——社会历史认识及其观念转变的最高视野

历史本质问题是历史哲学的最高问题。文章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对“历史之谜”的真正解答;而历史认识的最高视野,则是历史的社会价值观点。作者首先分析了生产实践本身的双重价值意义,认为一切社会历史实践,本质上都是人们通过对象客体价值的创造,来实现人的主体价值的活动。文章又从个人价值、群体价值的追求活动,进一步提示了社会历史的深层本质,是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创造和实现。文章通过人的“双重生命价值”的分析,论证了社会价值的本质取决于人的类价值和类本质,其表现形式是人以“自在生命价值”为基础对“自为生命价值”的追求;而其实质内容则是人对人自身类本质的追求、创造和实现。最后,作者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规律观点及其人和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为依据,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规律和最深层本质,是人们通过他们个体本质、群体本质的实践创造活动,去不断追求、创造和实现人之为人的类本质过程     

哲学视野中的死亡超越

死亡是个体生命之必然归宿,现实社会对待死亡普遍有回避心理,然而现代医学进步使死亡问题无法回避,而死亡意识又是构建哲学的基础和主要内容,为此哲学必须研究死亡意识与现象,其目的是通过研究死亡以反思人的生命意义及生存价值,实现哲学意义上的精神超越。     

可哀悼性的缺失——余华《难逃劫数》研究

余华《难逃劫数》是一篇充满了死亡的作品,但所有的死亡却很难唤起人的任何怜悯、痛苦或者悲切。并非无辜的“横死”、人的疏离：亲情无情、性爱无爱、作者情感的“负零度”、黑暗哲学的神秘笼罩、叙事“循环”的怪圈等导致了死亡在一定意义上丧失可哀悼性,这是《难逃劫数》中“劫数”的成因,同时也警示着人类放弃抵抗黑暗的后果。     

人的发展理论对价值观念构建维度的启示

作为人的发展问题理论表现的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其所表现出的对“集体—个人”两极对立的扬弃和超越。为我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当代建构提供了启示和思考。通过对这一理论的分析和梳理,不仅为社会价值观念构建维度——人的发展维度提供了充实的理论依据,而且其理论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的内涵也为这一维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违约可得利益之比较研究

违约可得利益赔偿是个棘手的问题.中国<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应当赔偿违约可得利益,但审判实践中,法院对可得利益赔偿大体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如何理解可得利益这一概念至为重要,界定概念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比较,有必要探讨违约可得利益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机会丧失等概念的关系,它们之间很容易发生混淆.通过对这些复杂关系的比较,期望能够为违约可得利益赔偿提供有益的思路.     

精神损害赔偿法定性的突破和扩张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一国法律所确认的用财产赔偿的方式来救济和弥补受害人的精神痛苦的制度。虽然采用精神损害赔偿法定性原则的国家普遍趋势是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突破和扩张,但是此扩大化趋势也并非是毫无限制的,各国关注的焦点仍然集中于精神性人格利益被侵犯给当事人造成的痛苦和伤害,还没有直接关注当事人的精神痛苦的本身。     

悬赏广告法律制度探析

从发布广告的悬赏者角度划分,悬赏广告可以分为私人所为的悬赏和政府所为的悬赏,私人所为的悬赏理论界始终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从利益平衡角度考虑,单独行为说更好地兼顾了悬赏人与行为人的利益,因此采单独行为说应是我国立法的趋向.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法律应赋予行为人报酬请求和赔偿请求权,以保护其权益.同时对悬赏金额设置最高限额,起到道德促进作用.     

生命伦理学教学和对社会负责的医生的培养

现代生物医学的成功是以医学日益丧失人性化为代价的。对现代生物医学中人的价值和人文精神失落的反思，使医学教育界提出“人文医学”的教育模式。“人文医学”教育模式在课程设置上，医学人文学和生命伦理学成为生物医学教育的重要基础和应用学科；在教育目的上，旨在培养不仅能有效治疗疾患，而且对他人、对社会负责的医生。     

谭嗣同梁启超“无我”说探异

由于谭嗣同和梁启超都崇尚佛学,都有倡扬“大我”、追求精神长存和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现世情怀,因而他们的“无我”说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或相同性.但从哲学本体根基、理论来源和价值旨趣几个方面分析,两人的“无我”说又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谭嗣同和梁启超的“无我”说虽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却共同呈现出不同于古代哲学的理论品格,这主要是由社会的变迁、中西文化的碰撞和时代主题的不同所决定的.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是目前中国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第一次引用精神损害赔偿这个概念,《侵权责任法》第22条在法律中第一次明文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又一法律武器。本文从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功能切入,之后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进行详细的界定,最后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时应加以考虑的因素进行详细地分析,力求在对他人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这个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局限论——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

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是违约救济的主要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明确规定了这种违约救济形式.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目的是使守约方处于合同得到履行时的状态,但并未考虑到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后的经济状况,且违约方实施违约行为时的主观状态也不会影响承担违约责任的范围,因此在机会违约中,即使守约方赔偿损失后依然可以保留剩余违约获益.加之受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守约方实际获得的赔偿数额远远小于其因违约所丧失的可得利益,因此守约方经常处于无法获得充分补偿的风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