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魏晋清谈及品题

魏晋清谈的几个重要品题都与庄子哲学相关.庄子思想也借助清谈而广为传布.这不仅是对于玄学,进而对文学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是加深了文人对言、意及性、情等的理性认识;二是启迪文人的创作思维,促进了魏晋文人的“自觉”.     

庄子与魏晋文学中的隐逸思想

《庄子》中有关隐逸思想的论述,在魏晋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的表现。文章分四个时期,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汉魏之际的避隐;正始时期阮籍、嵇康的尚隐,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西晋时期的以隐为乐;东晋时期陶渊明的真隐。从魏晋文学中隐逸思想的这一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出文人对人的个性认识日益突出,并逐步确立了人格独立意识。隐居不再是一种逃避,而是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于是文人便有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因而使这一时期的隐逸诗文具有了更丰富、更深广的内涵。     

庄子与魏晋文人的创作心态

庄子人生哲学影响到了魏晋文人对自身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审视,使他们认识到个性独立的价值。这一心态变化激发出他们的创作热情,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呈现出力求摆脱一切束缚以求得个性自由的特征,而这正是“文学自觉”的最突出表现。     

庄子与魏晋文人的独立人格意识

魏晋的“文学自觉”首先是文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逐步形成其各自独立的人格意识。而这却与文人受庄子思想影响所引起的心态变化密切相关。正是庄子以人的个性自由为基础的人生哲学,促进了魏晋文人十分突出的个性化特点的形成。     

庄子人生哲学及其在魏晋的文学意义

成《易》《老》之学盛行于正始前期,《庄子》大兴于正始后期。从玄学中老庄地位的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政治哲学向人生哲学的转化。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特色是精神上的“逍遥游”。到正始后期,士人已意识到政治黑暗无望,要摆脱名教追求精神绝对自由,自然更倾心于《庄子》。于是,文人便能把抽象的思辨转化为一种浪漫哲学和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这种非理性的情感世界越丰富,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也就越大。这就是阮籍、嵇康能成为正始著名的玄学家,同时又是著名文学家的主要原因。     

“清”与魏晋审美精神

魏晋时代的自由解放思潮,孕育了觉醒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的审美精神,推崇“清”成为时尚。以“清”为美,“清”在玄学清谈的氛围中升华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清”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和艺术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独特的审美精神。     

人的生态存在本性与庄子的生态智慧

从生态存在论视角来考察庄子的生态哲学、生态伦理智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发现了人的生态存在的本性意义。庄子所关注的人的生态存在之本性意义,体现在他深刻而系统的生态宇宙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自由观等深层生态智慧中。     

魏晋风度与酒神精神

魏晋风度与酒神精神是中西两个不同民族孕育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所产生的社会环境及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是相似的,主要的不同点是在气质上。     

“游”与庄子诗学的主体精神

文章把“游”作为阐释庄子诗学精神的突破口，考察分析了《庄子》中“游”四个层次的意义以及“游”对主体三个方面的规定，从而指出，“游”这一范畴充分体现了庄子诗学对主体精神的崇拜和追求。庄子诗学的主体精神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以及创作实践都有深远的影响。     

郭象与魏晋美学

郭象是西晋年间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于西晋的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郭象在注解<庄子>时,对传统学说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理论.他批评王弼以无为贵的思想,强调事物的个体存在性,主张取消统一的精神标准.郭象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一种无从捉摸、冥然无迹的"玄冥"所支配,没有内在的规律可循.郭象进而提出,事物的自由是由各适其性的特点所决定的."逍遥游"就是任从自我,不必追求固定的精神价值.郭象还主张美与丑的标准是相对的,是出自个体性的.这样也就取消了评判善和美的统一标准.他的思想代表了汉魏向两晋南朝转化的士人心态与人格精神,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六朝美学灵魂的人格精神.     

魏晋士人的文化精神及现代意义

魏晋时期,士人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精神:任诞放达与任情率真、自我尊重与自我觉醒、崇尚清谈与崇敬自然、风度超逸与风趣高雅,这种文化精神对于我们如今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增强生命意识以及构建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魏晋玄学的文化精神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哲学思潮,它崇尚理性思辩,追求人性“自然”,开创了一代哲学新风,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作为时代风潮,它在扬弃儒学的同时更闪耀着人性发现的绚烂光芒。     

论《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钟情山水的原因

<世说新语>频频记载魏晋士人钟情山水、雅好游览的生活.士人这种文化情结生成的主要原因是其生命意识觉醒的结果;隐逸遁世的需要又导致山水田园游风气的兴起;玄学的感召,也促成士人从自然山水中体味人生.     

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流光其声”:庄子审美理念的诗意表述

庄子标举的“流光其声”境界,既是他意想中宇宙人生的完美表征,亦可视为对未来整个美学时代诗意的期盼和预言。“流”是艺术之流,是“韵”的节奏和旋律,是艺术生命流动、运行的审美状态,是自由流畅的线性运动和回环往复的生命韵律;“光”是艺术之光,是“韵”的音色和音调,是艺术生命流动、运行的审美属性,也是宇宙自然与审美主体心性相映发的光辉与光明。庄子由此构成了他心中和笔下、艺术与人生通体透明的宇宙。     

金庸小说与庄子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数千年流变中,儒学与佛教、道教的基本精神已经溶解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金庸小说博大精深,其深蕴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令人瞩目。本文拟从师法自然、应和天理与掌握自然、运用天理两个方面入手,探讨了金庸小说作品中庄子精神如何使其小说焕发出温润的文化光芒。     

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意”范畴

诗文应“以意为主”是魏晋南北朝作家和理论家的共识，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却常常有“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困惑。丰富、新奇、精细、巧妙、深刻、高远、有余味、古等是这一时期人们在立意、构思上的普遍追求。     

唯识学视域的庄子思想新探

以唯识学思想为主线,结合西方笛卡儿、洛克、康德等人的哲学学说,对庄子思想内在逻辑中所具备的色境 唯识思想、主体意识思想、现象界和本体界沟通的二重世界思想进行揭显;确立庄子思想在认识论史上曾被忽视的 应有地位。     

魏晋礼法之士的“德行”观

魏晋之际随着社会由乱世转向相对治世,礼法派开始取代名法派而登上历史舞台.王肃与傅玄分别是礼法思想的创立者和完善者.在官方的选才标准上,亦逐渐由重"才能"向重"德行"转变,这里的"德行"主要是指儒家学说所规定的"道德规范".礼法之士这种重视"德行"的人才思想在具体的人物品题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重忠孝仁义礼信之美德;二是重清廉节操之美德;三是礼法派对放达违礼名士的批评与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