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东华录》

《东华录》诸书系由清人蒋良骐、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等,抄录清代“实录”、“圣训”、“方略”、“会典”等官书,所编篆的一部编年体史料群书。记清代十一帝十二朝(年号代朝),即太祖(天命)、太宗(天聪、崇德)、世祖(顺治)、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仁宗(嘉庆)、宣宗(道光)、文宗(咸丰)、德宗(光绪)共二百九十六年之大事。因其史料价值较高,被誉为仅次于清历朝“实录”的第二部巨书。 该书问世后,被书贾争相刊刻。因该书有原纂、改纂、续作、校印之分,卷佚分析合并之变,多朝合订、一朝单印之别,所以形成多种书名和版本.根据所知分列如下: 《东华录》《蒋氏东华录)蒋良骐纂,32卷本,记天命至雍正朝事;     

党争视野下的《曾布日录》

《曾布日录》有着极重要的史料价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朝事迹时引录《曾布日录》甚多。其中原因在于:由于党争因素的影响,《哲宗实录》前后两次编修,内容不一,李焘只能参照其它史料对哲宗朝事迹加以辨析。而宋高宗对曾布《三朝正论》的欣赏,曾布及其子孙对《曾布日录》的曲笔及删润,使得南宋的舆论导向对《曾布日录》非常有利。     

对《元史》本纪史源之探讨

一、元朝《实录》是本纪的最主要材料来源 《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告谕廷臣兴修《元史》的旨意说:“近克大都,得元《十三朝实录》①,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②。《进<元史>表》也说:“上自太祖,下迄宁宗,据《十三朝实录》之文,成百余卷粗完之史”。可知《十三朝实录》是《元史》最主要占大部分的资料来源。     

清顺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论

考说清顺治一朝《明史》修纂基本过程,陈之遴、傅维鳞有关材料十分值得参考,由此可知清顺治朝《明史》馆所在地以及修纂的、体例变化等。顺治朝《明史》修纂的主要成就是史料征集,但也并不排出可能有过史稿,而影响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关键是所谓政治上的“忌讳”问题。     

奄蔡和阿兰

《后汉书·西域传》云:“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三国志魏书》引《魏略·西戎传》云:“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由于中国古代史料中将汉魏时期的奄蔡与阿兰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却又缺少更多的较详细的说明,所以导致了现代学者在奄蔡问题上聚讼纷纭,这主要体现在:对奄蔡与阿兰的相互关系、奄蔡的地理位置及其族属等问题叙说简略、含糊不清或者难圆其说。本文即依据中西史料,试图尽可能清楚地论述有关奄蔡的这些问题,不揣谫陋,对学术界前辈的某些观点提出商榷,以就正于专家们。     

翁同龢与实录圣训编纂

晚清实录、圣训纂修是清代实录馆常态化的工作。翁同龢在宣宗、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翁同龢以帮办总纂官、总校官的身份,全力从事实录编纂和恭阅圣训的工作,在实录、圣训的体例设计、史料征引、人事安排、实录编纂程式、赏叙机制等方面都有清晰、明确的记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实录馆运行的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对唐代实录史料价值的疑议

唐代实录是修撰唐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虽然,现在除韩愈所修之《顺宗实录》尚存外,其余的唐实录俱已亡佚,但是,《旧唐书》、《资治通鉴·唐纪》大体上都是以唐实录作为基础修撰而成的。因此,研究唐实录,对于研究、选择、利用两《唐书》、《资治通鉴·唐纪》的史料就有重要意义。关于唐实录的史料价值,前人并无专文论述,不过作为第一手资料,其价值一般来说是得到人们肯定的,置疑者可谓甚少。无庸赘言,实录是政府修史机构所修的官方史书,有国家档案可据,关于军国大事发生年     

明代太仓、交(阝止)市舶司考辨

明代市舶司机构始设于太仓黄渡。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四记载,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置市舶提举司,以浙东按察使陈宁等为提举。”但同书卷一二九却云:“陈宁……丙午(1366年)降太仓市舶令”。显然,《实录》关于其时间记载有矛盾之处。按,太仓邻姑苏,其置司必在朱元璋占领姑苏以后。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记载,徐达攻克姑苏的时间,是吴元年九月辛已。因此,太仓市舶司无疑建于吴     

《洛神赋》的写作时间

曹植的《洛神赋》写于何时?序文中说: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归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这似乎很明白了,可是,《文选》李善注又说: 《魏志》曰:“黄初三年,立植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师。”……《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盖《魏志》略也。 可见,把序文中的“黄初三年”作为《洛神赋》的写作时间,还有“误”与不误的争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在本文注释中进一步指出所谓“诗序”就是曹植《赠白马王彪》诗序,其中有“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     

说《敦煌实录》

:《敦煌实录》是以记载北凉以前敦煌先贤耆旧为主的郡国之书 ,将其作为实录体史书的最早撰述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敦煌实录》的卷数有十卷、二十卷的不同记载 ,其原因已很难考究 ,学者提出的“先为十卷后增为二十卷”的假说毫无根据 ,难以成立     

论《顺宗实录》的史学价值和政治意义

论《顺宗实录》的史学价值和政治意义岳纯云，崔明德《顺宗实录》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撰写的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对于这部书，史学界曾经做过一些研究，但仍有剩义可寻．在这篇短文中，笔者拟从史学和政治的角度对《顺宗实录》的价值和意义作进一步探讨，不妥之处，请指正...     

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作为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的推进者,他在史学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革新:恢复并改革起居注制度,为官史修纂储备史料,并以此为契机约束日益膨胀的皇权;在主持修纂《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官史时,将考成法应用其中,极力推行“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改革措施,使史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并为后世修史树立了典范。     

《宋书》卷七十二《文九王传》校议

二十六年,进号平西将军,让不拜。(《南平穆王铄》1856页) 校议:《文帝纪》:“二十七年……二月辛丑,右将军、豫州刺史南平王铄进号平西将军。”与此作“二十六年”有异。今考《传》于此后续云:“索虏大帅拓跋焘南侵陈、颖,遂围汝南悬瓠城,行汝南太守陈宪保城自固,……相距四十余日,铄遣安蛮司马刘康祖与宁朔将军臧质救之,虏烧攻具走。”据本书《文帝纪》、《刘康祖传》、《臧质传》、《索虏传》,事亦在元嘉二十七年,《通鉴》卷125、《建康实录》卷12记     

张集馨和《归田杂咏》——张集馨研究之一

张集馨(1800-1878年),字桂吾,号椒云,别号时晴斋主人,江苏仪征人.所著《椒云年谱》(又名《道成宦海见闻录》)一书,流传甚广.该书以年谱形式记述了作者四十余年宦海生涯和所接触的许多晚清重要的人物,其中对晚清政治腐败的揭露和官场鬼蜮的记述,刻画入微,入木三分,可谓晚清官场的实录,曾被人誉为“不亚于清末《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张氏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浮沉     

“乐子之无知”

《桧风·隰有苌楚》:“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知”字毛公无传,宋以来注家多解作“知觉”。 此句郑玄另有解释。郑氏笺云:“知,匹也。……,乐其无妃匹之意。”孔颖达疏云:“知,匹’,《释诂》文。下云‘无家’‘无室’,故知此宜为匹也。”孔氏解说甚为明白:“知”训为“匹”,出《尔雅·释诂》,诂有所自。三章诗结句分别为“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说的是一个意思,都指没有配偶,符合风诗常例。     

“甲之鼌”非“甲子朝”辨

《楚辞·九章·哀郢》“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鼌吾以行”句,叔师《章句》云:“甲,日也。鼌,旦也。屈原放出郢门,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洪补曰:“鼌、晁并读为朝暮之‘朝’。冯衍赋云:‘甲子之朝兮,汩我西征。’”两说并无分歧。以往治《骚》者,白朱子至郭老,均因王说,殆无疑义矣。《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载薛恭穆《<楚辞>解诂》云:“古人用干支纪日,甲之,即‘甲子’。之、子古字通。”为示不掠人之美,又把此项发明权归于洪庆善:“视洪氏此语,意在说明鼌字之词义,实际上却已将‘甲之鼌’即冯衍赋之‘甲子之朝’的消息传告给读者。”薛文认为:“冯衍赋此句内容与句式显然是模拟与糅合《九章·哀郢》这句‘甲之鼌吾以行’与《招魂》:‘汩吾南征’两个分句而成。所以‘甲子之朝’一语,正好可以作为此句的注脚。”又引《左传·僖公五年》:“八月甲午,晋侯围上     

光绪《江西通志》清代布政使、按察史表史实订补

文章依据《清实录》、《清国史》、《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以及各种方志等史料,就光绪《江西通志》清代布政使、按察使表错漏史料予以订补,以便为后续对江西布政使、按察使的研究提供更为准确、详实的史料。     

清代朝鲜士人与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

近年来城外汉籍,特别是与朝鲜有关的《韩国文集丛刊》《燕行录全集》等史料的整理出版,为研究明清时期中朝士人的交往与天主教如何由中国通过入华朝贡的朝鲜使臣传入朝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本文试图从《朝鲜王朝实录》等官撰史书及时人的文集入手,梳理出西学、西教传播至朝鲜半岛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朝鲜半岛的西学、西教不是由传教士传入,而是由来华使臣带回并生根发展的.     

从语言化石看吴越人东渡日本

老问题的再提出吴越人东渡日本问题,在日本已经是老问题了。唐人修《晋书》、《梁书》、《北史》都提到:“倭人自云为吴太伯后”,适见唐人对这一条史料的重视。平安初期嵯峨朝(相当子唐宪宗年间),日本人修《新撰姓氏录》也提到:“松野吴王夫差之后也,此吴人来我之始也。”实质上证实了吴人到日本,本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其后四百多年,中日两国无人谈及这个问题。元初,死后曾经一度从祀曲阜孔庙的历史学家金履祥在他的《通鉴前编》中又提起:“今,日本又云吴太伯之后,盖吴亡其支庶入海     

司马迁笔下的刘邦 “实录无隐”与“散见”初探

1.司马迁,史称“良史之才”。《史记》,杨雄誉为“实录”。班固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及至梁,伟大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家刘勰归结《史记》的写作特点为“实录无隐”之后,历代便形成定论。“实录无隐”不仅成为“藉传以传史”的里程碑,也给人们如实地再现历史人物形象、人物性格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但是,写史要实现“实录无隐之旨”是不易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