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约束政策下的金融发展与经济效率

 通过建立两部门模型,本文首先分析在租金分配的所有制偏好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特征下,我国金融规模扩张和金融效率提升对不同部门的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速度的影响,进而探讨金融约束政策下金融发展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接着以2000-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了金融规模扩张和金融效率提高对我国经济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扩张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金融效率提高对经济效率则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区域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利用1991—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对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金融规模在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却表现出负方向的作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仅在东部地区呈现出显著为正的影响。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VAR模型探讨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需求跟随"模式发生在东部地区,"供给导向"模式在西部地区产生,而中部地区没有出现明显的金融发展模式。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赋权法测算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并通过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以及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变化。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及其分类指标均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以及金融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科技创新的门限效应,其促进作用随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对金融发展分类指标的支持作用存在差异,对金融发展规模的支持作用较强,对金融发展效率的支持作用较弱。     

Sen的可行能力视角下扶贫资金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中西部地区5个省份10个原贫困县330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基于Sen的可行能力框架,从效率和公平视角考察扶贫资金的减贫效应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第一,金融扶贫可以提升贫困户可行能力水平,并缓解其可行能力不平等;而财政扶贫则抑制了贫困户可行能力状况的改善。第二,相较于财政扶贫,金融扶贫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相对缺乏、享受“低保”等待遇的群体可行能力状况的改善。第三,财政扶贫的“负向激励”作用抑制了贫困户对经济机会的利用,进而不利于其可行能力状况改善;金融扶贫虽“挤出”了贫困户对就业发展机会的利用,但得益于产业发展机会的“替代效应”,贫困户可行能力状况仍得到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财政-高金融”的财政金融协同减贫效果最优。本文研究结果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财政与金融帮扶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根据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anel-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中国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两个方面,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经济增长自身的贡献率较低;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的贡献率相对金融发展本身较低.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财政扶贫效率的影响研究

财政扶贫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主要减贫方式,其制度安排势必会改变政府具体财政行为,进而影响财政扶贫成效。在中国财政扶贫实践背景下,以数据包络分析(DEA)为基础分别构建SBM超效率模型和Malmquist模型,测算中国省际财政扶贫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技术效率整体偏低,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通过对指标分解后发现,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报酬递减导致的规模效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相对的技术退步。进一步构建Tobit模型,分别从财政支出分权度、财政收入分权度、财政自给度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财政扶贫效率的影响,并在模型中引入财政分权度与人均GDP的交叉项,考察经济发展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分权会抑制财政扶贫效率提升,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则促进财政扶贫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既会削弱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的促进作用,也能缓释财政收入分权的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继续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资金配置和管理以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提高财政扶贫效率。     

中国绿色金融效率的地区差距及其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DEA-SBM模型，测算出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金融效率，在此基础上，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绿色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并通过Kernel密度估计法进一步分析其动态演进特征。结果显示：观测期内中国绿色金融效率经历了下降后回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的趋势，但是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绿色金融效率始终保持领先水平；由基尼系数分解结果可知，中国绿色金融效率总体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且区域间差距是导致总体差距的主要原因；Kernel密度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绿色金融效率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具有一定的梯度效应，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多级分化的问题。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效率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Malmquist方法选取我国19个主要省份2008-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不同省份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效率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科技创新金融支持渠道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科技创新金融支持渠道的政策建议.     

中国科技金融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科技金融效率,运用Dagum基尼系数解构科技金融效率的空间差异特征,采用Kernel密度考察空间演变趋势,通过测算Moran’s I揭示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科技金融效率总体上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但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科技金融效率总体区域差异整体上呈持续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主要来源;在Kernel密度估计中,中部地区科技金融效率空间分布相对集中,而其他地区不稳定,有强烈的极化趋势;近年来邻近省份科技金融的发展对本地科技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影响。     

中国东西部农业资金配置比较研究——基于资金供给和配置效率视角

运用金融融量模型和距离函数分别测算了中国东西部各省份的农村金融缺口和资金配置效率,研究表明:西部地区农业资金供给稍优于东部地区,但东西部地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缺口,并且缺口规模呈扩大趋势,反映了农业资金供给的严峻性;西部地区的农业资金配置效率高于东部地区,但东西部地区的资金配置效率均不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东西部农业资金面临供给不足和效率低下的双重约束。为此,应调动农村金融机构、政府和农户等多方资金投入,形成农业资金多元化投入系统,并完善相应的资金监督和管理机制,以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全国视角与分区域视角全面估测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处于明显非有效但易提升阶段;东部、西部、中部三大地区技术进步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均为负,银行集中度以及政府金融集权度对全国的影响和对东部、西部、中部地区的影响一致,且均为正向影响。     

绿色信贷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绿色信贷可以通过激励和约束双重机制影响中国工业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SBM-DEA模型测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绿色信贷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一步基于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最后运用逐步回归法探究信贷规模与信贷成本的间接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总体上呈现“倒N”型趋势，绿色信贷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内生性检验发现：在系统GMM模型与2SLS模型的双重检验下，绿色信贷对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得出：绿色信贷对于金融发展水平处于第二梯队地区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除直接影响外，绿色信贷通过信贷规模与信贷成本两个部分中介间接影响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普惠金融视角下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的实证研究——基于GMM模型

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对我国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政策影响,不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还会弥补现有研究"重定性轻定量"的不足。基于GMM模型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我国贫困率和收入不均衡的改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使用普惠金融手段进行的精准扶贫显著降低了各省份的贫困率,并且对收入不均衡现象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金融生态系统运行效率的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利用2008-2014年31省区面板数据,采用Bootstrap-DEA方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金融生态系统运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区域差异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我国总体效率不高,各省及地区间差距较大,效率的区域分布呈现出较为规律的东、中、西、东北部地区梯度递减的趋势,各年间各个地区的效率值也存在显著性差异;社会福利情况、政府干预程度、教育支持力度、金融就业人员规模、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各个地区金融生态系统的有效运行.     

我国蔬菜产业生产效率变动分析

文章运用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探究1994~2007我国和各省份蔬菜生产率变动情况,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主要研究结论:(1)我国蔬菜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负,主要受技术进步的影响;(2)我国蔬菜技术效率年均增长率为正,和规模效率发展趋势相同,资源配置较合理;(3)西南地区、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全要素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表明大部分的省份的生产规模较合理,资源达到了优化配置。     

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主成分分析与多变量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中国不同省份之间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东部省份最显著且程度最高,在中西部并不明显;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加快商业金融发展、促进金融业合理竞争的金融手段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财政支持措施比金融手段更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通过共享投入关联两阶段DEA模型测量区域金融效率,以各地区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区域金融发展规模,运用Hansen的门槛规模模型检验了区域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区域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效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改善金融效率的作用最强;金融发展水平中等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改善金融效率的作用依然存在;而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不再具有改善金融效率的作用.最后,提出了深化金融发展规模与改善金融效率的政策建议.     

金融科技、企业融资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利率扭曲、信贷市场不完善，导致信贷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其突出的表现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面临信贷配给问题，而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由于其国有背景和规模优势，获取信贷较为容易。近几年金融科技迅速发展，一方面科技公司涉入金融领域开始从事金融业务，另一方面，银行开始应用金融科技以提高贷款技术。金融科技催生的新兴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有助于增加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减少了信贷市场存在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有可能提高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基于2011—2020年省级层面数据，探讨金融科技发展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理论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提高了金融机构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效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进而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仅在政府调控程度高的地区、金融抑制程度低的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显著。本研究从理论上丰富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拓展了金融科技经济后果的研究，为推进金融科技发展以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经验证据...     

黄河流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DEA-Malmquist评价模型和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对2013—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分析,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发现：该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偏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而与全国的差距逐渐缩小,其中,技术进步发挥了主要驱动作用;不同省份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差距较大,纯技术效率呈两极分化态势,规模效率的分化也在扩大。除青海以外,其他省份都存在纯技术效率或规模效率的不足。因此,为了全流域内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各省份应立足自身农业的现状,有针对性地补足短板;另一方面,省份之间应优势互补,促进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将影响北京市金融发展的因素分为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三个方面,并采用1991-2013年间北京市年度金融数据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