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信任程度测量量表研究进展

开发具有信度和效度的医患信任量表可为测量医患信任程度提供科学工具。基于测量维度,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借用“人际信任”量表到 Anderson 等开发的医患信任量表,之后测量主体趋向多元化,建构起医疗信任系统中的内容框架图,使之逐步趋于完善;国内对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现有量表开发多借鉴国外研究框架。基于测量对象,学界对医患信任量表的研究经历了患者视角、医方视角、普通公众视角的转换。国外医患信任量表研究虽较为成熟,但缺乏对量表信度和效度的科学完整检验;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未来的医患信任测量研究需致力于扩展医患信任研究层面、完善医患信任测量维度、关注医患信任动态机制等方面。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医患信任模式

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条件,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类似于现代医学及相关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医患关系和相应的制度信任,但存在一种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宗族和社区伦理秩序以及熟人关系法则之下的独特信任机制。在中国人的传统医学生活中,职业伦理、文化制度和亲缘伦理关系是建构医患信任的一般机制,地缘关系以及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舆论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病人与医生都被束缚在特定的关系场域和规则之下,依从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和社会秩序,并在其中发展出具体的信任模式。     

我国医患信任问题探析:因由与重建

医患信任是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的医患之间由于社会整体信任水平下降、医疗卫生体制和政策的缺陷、医患沟通不畅和医学职业道德水平下降,以及患者的不适当期待和违反自身义务等原因的影响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信任缺失。因此,需要根据导致医患信任问题的各种原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重建我国的医患信任。     

社会信任模式变迁视阈下的医患信任困境及出路

1949年前,“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在我国长期盛行,医患信任得以自然建立并世代传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国本位—系统信任”模式逐步成为社会主导信任模式的条件下,医患信任尽管有所变化,但基本保持历史延续和平稳重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家本位—人际信任”模式继续衰落,“国本位—系统信任”模式丧失主导,同时适应形势发展需求的“社会本位—制度信任”模式又尚未完全形成,医患信任日益遭遇严重困境。新时期,必须促进社会信任模式实现双重过渡,即从情感信任过渡到制度信任,再从制度信任过渡到文化信任,以刚性制度约束和柔性文化滋养之合力破解医患信任困境。     

医务人员的医患信任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郑州市5家公立医院的500名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公立医院中医务人员视角下的医患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医务人员的医患信任度与工龄和职称相关,工作10-15年之间医务人员的医患信任度最高,其次为工作5年以内具有初级职称的医务人员,而工作5-10年具有中级职称的医务人员的医患信任度最低。现行医疗体制引发医患信任危机,医务人员的风险预期和风险承担能力影响其医患信任,加强医患沟通有助于建立医患信任。     

近年来国内外医患信任研究综述

通过回顾国内外医患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学界对医患信任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含义与重要性、医患信任测量方法、医患主体、影响因素等几个方面。其中,对于医患信任的测量表研究较多,对于医患主体的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差异化,而对于影响医患信任之主要因素的研究则包括医疗机构、医疗人员、就医情境等。展望其研究趋势可知,医患信任测评体系的构建、关于医患双方的主体研究,以及新医疗体制改革下的医患信任等问题,将是医患信任研究领域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医患对话研究

医患关系是在医生了解患者病情和患者理解医生诊断的一个交互式的过程中形成的。语言在整个交互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背景下,以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中的访谈和参与观察法收集相关案例,并分别从称呼语的选择、请求语的选择和医学术语的使用等三个方面对医患对话案例进行分析和总结。结论表明：医患关系的问题受到医患对话的影响,而医患之间能否良好沟通又主要是受到了医生和患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影响。从医学教育、医生以及医院自身出发做相应调整以期有助于提高医患之间沟通的质量。     

化解医患矛盾亟需人文关怀回归

当前医患矛盾增多并易于激化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从深层次而言,与医患双方人文素养的缺失有关。要使医患关系回归正常并趋于良好,亟需医患双方加强人文素养,使医疗过程中应有的人文关怀得以回归。这不仅要求医务人员要以人为本、以德为本,增强社会责任和良知;而且要求患者也要相应提高人文素养,以理性和信任配合治疗。医患双方应以人文关怀为基础,以理性替代冲动,以沟通替代责备,从根本上化解医患矛盾。     

新时代重塑医患信任的本土化路径论析

医患信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最基础、最重要的信任关系。现代医患信任应是生活世界中对专业医疗服务的专家信任、社会场域中对完善医疗保障的机构信任与心理场域中对和谐医疗环境的心理信任的集合体。我国三位一体的医患信任面临严峻挑战,受到诸多因素限制,新时代建设良性医患信任的本土化策略可从三大层面进行：重塑牢固和谐的专家信任与人际信任,新塑医患信任的微观基础;构筑平衡充分的机构信任与制度信任,完善医患信任的宏观保障;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心理信任与文化信任,锻造医患信任的核心气质。     

论伦理学视域下当代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当今,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矛盾冲突不断,“职业医闹”甚嚣尘上,亟需构建一个和谐的医患关系。中国古代医患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医德方面,提出了“重义轻利”“易地以观”“仁心”待患的高标准道德要求;同时,也强调医患之间的互信。这些传统医患伦理思想,不仅有利于优秀医德的传承,也将有利于当代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借鉴变通。以往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是医患关系的经济和法律属性,却忽略了它的伦理属性。只有回归到医患关系的伦理属性上,重塑医学人文精神,增进医患互信,才有可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信任重建

普遍信任取代特殊信任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过于依赖大规模正式制度的引入与建构,由此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格局。国家对社会的过度干预引发了政治信任、社会信任的双重危机。使得社会信任重建被迫在两线作战:一是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要求,实现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的文化转型,建设法治社会,消除宗族、宗派主义的裙带风气。二是适应建设公民社会的要求,实现从政治国家到公民社会的转型,充分发挥自愿社团的活力,并以之制约国家权力。重建社会信任,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重大议题。     

优势视角下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医患矛盾的研究——以广西G医院为例

随着医患矛盾的愈演愈烈,不少患者将消极的情绪转化成过激的言行,刺痛着医者仁心.在医务社会工作领域中,优势视角为患者提供一种处理医患矛盾的思维方式,使其挖掘自身克服困境的潜力与优势.通过在广西G医院的应用研究发现,优势视角具有引导患者正确认识医患矛盾根源、调动患者抗击疾病的主动性,并最终利用优势实现个人成长、促成医患矛盾合理解决的效果.同时存在患者的潜在优势不易发掘、容易忽视客观条件限制和适用范围有限等问题,可以从提升医务社会工作的服务成效、推动多重主体的协同参与和创新医患矛盾的解决路径等方面进行改善.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危机及其应对

"风险社会"理论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在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社会情景致使社会信任结构体系断裂,产生了社会信任的非社会化、私人化和非理性化等危机。这种由社会风险造成的社会信任危机,可以通过强化信任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和宣扬共同价值观重建社会信任文化,同时加强信任制度建设和构建"第三方"信任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信任危机,促进人们形成普遍信任的心态,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信任生成的内在逻辑——基于公民主体视角的考察

政府信任是作为公共权力承载主体的政府与公民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它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为公民利益服务的动机所作的相关判断基础上的。从公民主体的视角来看,利益诉求是公民信任政府的现实导向,信任信息是公民信任政府的认知依据,信任能力则是公民判断政府可信性的关键。在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三者相互叠合构成了我国政府信任生成的内在逻辑。因此,现代公民的成长与培育也就成为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信任优化的重要环节。     

日本法学博士与清末新政——以交往、舆论与制度转型为视角

梳理庚子国变至辛亥革命十余年间的历史事实,中日两国关系呈现复杂的三重面相:第一,中日两国政府高层、精英人物之间有着十分频繁的、或公开或私密的交往;第二,国内各地报刊大量翻译和刊载日本政府高层、精英人物围绕清末各项改革事业的言论主张;第三,大量留日学生归国后进入政府各部院,参与地方事务,全面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日本法学博士在清末新政中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推动了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培训动力分析

自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农民培训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在政府层面,基层乡村政权的角色和职能理念转变,促使政府将农民培训作为乡村发展的服务方式;在乡村的社会转型层面,村庄的发展以及村庄日常生活基本投入时间的变化,需要农民培训的积极实践干预;而农民由无意识生存性人格向有意识生存性人格转变时,也需要农民培训为他们提供个体发展的空间和人格再社会化的机会。它是政府、乡村以及农民个体在社会变迁情境下的产物。     

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及化解对策

当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信任危机,其已影响到社会和谐乃至社会发展。借助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可以发现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出现的原因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网络、规范和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社会网络及社会规范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发生。基于此,可通过拓展社会网络、构筑社会规范、倡导普遍信任等来培育社会资本,以化解中国社会信任危机。     

信任的心理学研究与展望

心理学认为信任与人们的一些特定人格特点相关;信任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表明它可以促进风险情景下的合作;低信任者和高信任者在合作倾向以及乐观性等方面都存在可观察的差异;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倾向于人际信任;性别与文化因素对人们的信任有显著影响.而信任的决策过程、神经生理机制等关键问题目前却还不明确,需进一步研究.     

供需视域下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丰富内涵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contain rich logic about supply and demand. Observ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demand, we can fin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fact that China’s social production supply has changed from “backward social production” to productivity level of meeting the people’s material cultur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t the same time, the supply-side level is facing the outstanding problem of im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people have a growing need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demand side,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a new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 of imbalance in the new era     

社会转型视域中的文化乡愁主题

当前兴起于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乡愁、怀旧情绪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它的产生原囚来看,确切地说,它往往是社会发生变迁或转型时期的产物.它通过对过去的重构和再造,不自觉承担起了对人们所遭受的文化伤害的"救赎"与抚慰功能.而以健康、理性的文化心态去面对当前的文化矛盾,是走出文化乡愁情结,重整中华文化气象,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