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绿色创新效率关系到区域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通过分析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发现,FDI能为绿色创新效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FDI行业和产业结构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效率,FDI、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效率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采用固定参比的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发现,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本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上升趋势又有所不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DI、产业结构及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各区域需提升环境规制创新水平,科学合理地引进和使用外资,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和FDI的交互作用,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双向FDI协同、区域绿色创新与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运用超效率SBM改进的三阶段DEA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双向FDI协同发展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双向FDI协同效应的增强不仅对本地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产生正向积极影响,还会提高相邻或地理属性相近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此外,这种空间效应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中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积极的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对于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双向FDI协同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能源强度

文章以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利用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2016—2019年801个样本观测值，研究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能源强度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能源强度并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支持了“波特假说”；技术创新投入与技术创新效率在环境规制降低企业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效率中介效应占比更高，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响应环境规制并降低能源强度；高碳排放企业相较于低碳排放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更大，能更好地降低能源强度。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

文章选择中国2006—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基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其增长动力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制造业、服务业集聚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正式环境规制则抑制了绿色生产率增长,而东部与中西部因地区差异表现出促进或抑制不同的效果;从传导渠道来看,制造业集聚效应主要在于改善绿色技术效率,而服务业集聚效应在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通过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来提高绿色生产率,但正式环境规制却抑制了绿色技术效率增长;在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下,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证据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键路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文章以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环境规制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能通过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显著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即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带动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应当合理实施环境规制,确保政策激励效应;加强绿色创新激励,保持创新驱动效益;综合运用政策手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绿色科技与环境治理绩效

文章选取2009—2018年相关统计数据,应用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绿色科技和环境治理绩效的互动关系,以此揭示中国环境治理运行机制。结果发现：当下强制性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作用更显著;另外,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和环境治理绩效之间正向关系的能力。据此,应更倚重强制性环境规制政策来治理环境污染,努力完善绿色创新体系,将着力点放在绿色科技的应用层面,解决绿色科技实际应用中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环境规制、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文章分析了环境规制、企业家精神驱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的机理路径,并将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分为区域经济结构绿色转型和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两个方面,利用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企业家精神能够显著驱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环境规制与企业家精神的相互协调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具有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在企业家精神驱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中发挥调节效应,有助于增强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的驱动效应。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双向FDI、空间溢出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构建包含规模扩张、降本增效、技术提升和绿色发展四个维度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时空全局熵权法,在测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空间系统GMM考察了双向FDI对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省际差异显著;双向FDI均显著促进了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但IFDI的促进作用更强;（3）IFDI对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而OFDI则显著为正;从传导路径看,IFDI、OFDI对物流业规模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别是显著为负、不显著,对物流业降本增效和技术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而对物流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了吗?

选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与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值后,构建了空间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环境规制强度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因此,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来看,中国应该动态调整环境规制强度,为最大程度地获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8—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产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关系，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在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间虽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对较高，但存在一定下行压力，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类型转移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在提升本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同时，还存在较强的空间负外部性；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     

低碳政策试点、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

“双碳”目标下,为了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文章利用准自然实验法,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低碳政策试点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低碳政策试点实施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且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剔除直辖市等方法检验后仍然稳健。低碳政策试点对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较强地区企业、“两高”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效果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低碳政策试点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自主创新、FDI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互动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VAR模型研究了自主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自主创新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力资本水平对自主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吸收作用日趋明显。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为我国企业获得FDI的溢出效应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支持,因此需要一种更灵活的方法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与溢出效应的关系。文章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作用,并且尝试研究金融发展水平与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对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存在明显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但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低下,不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FDI的溢出效应才开始增强,说明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基于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自然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以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为核心要义的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文章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出发,利用2006—2019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两部门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自然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能在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表现上劣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技术进步偏向进而由此决定的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变化具有动态延续性,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则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城市蔓延、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转型

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务之一是实现绿色转型。当前我国的快速城镇化和以城市蔓延为典型特征的城市空间结构改变，势必对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文章基于我国城市层面的数据，用系统GMM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探讨城市蔓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对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蔓延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这种抑制作用在人力资本丰富、环境规制力度较强和第三产业占比高的城市相对较弱。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蔓延使绿色技术创新受到影响，从而阻碍了工业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