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康有为变革思想的儒学特征

康有为作为晚清儒学大师,自小深受家学、师学的影响与熏陶,再加上其博学多才,从而打下了深厚的儒学根基。因而,在康有为的变革思想中透露了较强的儒学特征,其主要表现为: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坚持儒学的主体地位;在变革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中,将治经与变政结合起来;在尊崇孔子的基础上,对孔子形象进行重新塑造。     

偏离与歧出:康有为新儒学的路径

康有为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康有为打造的新儒学否定传统儒学传承中的原有道统,建立起儒学的新道统;引入西方进化论来论证其公羊三世说,将儒学打造成孔教。康有为将儒家思想解读成帝王之学,将《春秋(公羊)》抬高成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经典,将教化的儒学打造成宗教儒学。康有为新儒学已经偏离了传统儒学,他打造的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歧出。     

解构与重建--试析康有为复兴儒学的思想

近代以来儒学遇到空前的危机。康有为试图通过对儒学内部仁礼二元结构和外部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的解构 ,并融合中西在儒学中注入西方现代精神 ,创建孔教 ,使儒学摆脱专制主义的纠缠 ,使之深入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灵魂 ,以实现儒学的真正复兴。本文试图通过探析康有为这一复兴儒学的思想以加深对康认识的深度 ,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实现儒学现代性转化的可能路径。     

人格在道、政、学之间挺立——北宋儒学思想史视域中的苏轼刍论

苏轼作为北宋"蜀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人格形成有着深远的儒家思想渊源和深刻的时代思潮背景。在道的层面,他坚守了以孔孟之道自任、志在批判、议论不随、勇于担当的士君子人格;在政的层面,他发扬了儒家仁民爱物、志在兼济的人文精神;在学的层面,他从肯定个体情感出发,以社会整体性与个体多样性相统一的致思方式来诠释儒家经典,从而构建了一种性命自得、以诚明而达致中庸的理想人格境界。苏轼融理论思想和生命实践为一体,将道、政、学三元统一的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中国传统儒学的人格理论演进历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儒学、孔教与国教——论康有为保存与重建儒学的努力

清末戊戌间,康有为欲变法以救中国,然而,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使儒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康有为借鉴了基督教等宗教的某些理论与仪式,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将儒学建立为宗教.康有为的这种努力不仅是出于变法的需要而保全儒学,而且,他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阐释,使儒学能够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普遍的作用,甚至能够融摄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然而,康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儒学承担政治功能的一线希望亦最终破灭,其旧有的制度基础亦不复存在.文章主要论述了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种种意图和实践活动,以及儒学在现代社会重建的可能性,包括其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发微

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的形成以其早年教育为主要背景,集中体现在《教学通议》一书中,以尊崇《周礼》为其鲜明的特色。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继承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政治传统,并孕有近代维新变法的政治因子,是康有为戊戌时期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准备。     

康有为与梁漱溟: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儒学价值观重建的两条路向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1912-1921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开始失落,儒学价值体系走向解体。面对儒学史上的这一大变局,一些儒家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学进行新的反思,力图在新的时代重建儒学价值观。康有为延续了清末尊孔思想的主张,借鉴西方宗教形式,尝试将儒学宗教化付诸实践;梁漱溟则从学术思想领域出发,围绕儒家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关系,重建儒家人生哲学,开创了现代新儒学的复兴道路。他们对传统儒学价值观的新阐发和新追求,既有相似的立场,又有明显的分歧,呈现了儒学在此期间复杂的变迁过程。     

康有为与近代儒学——以仁、礼、智为例

仁、礼、智本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范畴,康有为以近代价值观为尺度进行了重新阐释、改造和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避免近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危机,化解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紧张关系.     

张之洞洋务思想与维新派思想之比较

张之洞是清末一位颇有作为的封疆大吏,也是洋务运动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参与者。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要求变革时局的维新思潮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张之洞积极参与其中,激荡了当时的政局。由于时代具有相互承继的关系,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与维新派思想相比,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和阶级立场的不同,二者之间也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康有为、梁启超佛教思想比较研究

康有为、梁启超虽都力图吸收与利用佛教中某些有益的资源为改良社会服务,但由于二人对宗教所持的立场及其涉猎佛教深广度的不同,他们对佛教的态度与认识必然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康氏始终坚信唯有定孔教为国教,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佛教只是为补充其儒家思想的不足;而梁氏则服膺政教分离、信教自由的宪政原则,佛教对他具有救世、学术与自我修养等多种意义。比较研究康、梁的佛教思想,可从中窥见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演变的若干特点。     

康有为梁启超关系演变的根源与由来

康有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维新改革家。从万木草堂到戊戌变法,他们是草堂师徒,共同奋斗;到海外时期,开始各行其是;从民元到复辟闹剧则正式决裂,成为政坛对手。二者关系的演变,在客观上根源于社会急剧变迁时政治斗争的频繁复杂,中西文化思想的猛烈碰撞;在主观上则根源于康梁的个性、思想意识、奋斗目标,以及环境对他们的不同影响。     

康有为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启示

分析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政治思想的主旨、宪政思想、启蒙方式和效果、社会变革的动力源、主观唯心论的世界观、思想上的回归等方面思想的相同之处,论证了他们在反满反专制、救国之路径、理论风格、宪政模式、国家政体、尊孔保教等几个方面的相异之点.同时,对康梁政治思想的异同之因进行了分析,并揭示了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张荫桓在维新变法时期的作为及与康有为之关系

1885-1890年,张荫桓历任驻美国、秘鲁、西班牙公使。归国后,复供职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皇帝经常召见张荫桓,聆听西方政事、风情。1895年,李鸿章下野,张荫桓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参与处理大清国内政外交重大事情。维新变法时期,与康有为过从甚密。引康氏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荐与翁同铄等朝廷显贵相识,将康氏一步一步推到皇帝身边,成为戊戌变法领袖。     

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师法西学之异同

在 19世纪与 2 0世纪交会、中西文化冲合之际 ,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是师法西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对待西学问题上既有共同点 ,又有差异性 ,趣异而旨同。近代中国 ,西学东渐 ,由旧趋新 ,自东徂西 ,乃中国文化近代化发展之潮流。     

张謇与张之洞实业道路比较论

张謇与张之洞是晚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对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共同思考 ,使他们走上了兴办实业的共同道路。他们两人的实业实践 ,实际上是我国工业发展的缩影。他们既殊途同归 ,又命运各异。没有他们的早期探索 ,就不会有今天我国民族工业的快速腾飞     

1990年以来张之洞研究述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之洞研究逐步走向繁荣。伴随着历史学研究理论的变革,学术界对张之洞的评价也在发生着变化。本文从"张之洞与‘中体西用’论"、"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张之洞与晚清政治"等三个方面,对近十多年来张之洞研究予以叙述和评论。以期这个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康有为与戊戌“新学”的形成

戊戌新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则从根本上影响了戊戌新学的内容及其时代特征，从而也影响了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的民族特性和其发展趋向。只有深入理解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及其戊戌新学的特征，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近代学术文化变迁的民族定位和历史定位。     

论公孙龙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迷失

在考辨"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公孙龙纳入了视野。总的说来,与对公孙龙思想的关注、挖掘和诠释相比,他显然对公孙龙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更感兴趣。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以身份归属为主,并在对公孙龙思想传承的梳理中使之拥有了名家、墨家、儒家以及孔子后学等多种身份。康有为给予公孙龙的各种身份之间不能自洽,不仅各种身份归属之间相互抵牾,而且引发了公孙龙与墨子、孔子关系的诸多矛盾。康有为对公孙龙的审视和评价隐藏着对先秦诸子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将以孔子与墨子关系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关系的矛盾认识推向了极致。有鉴于此,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并非只限于对公孙龙本人的认识,也并不只关乎公孙龙一人在近代的命运。解读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有助于领悟康有为的名家观、墨家观、儒家观和孔学观。     

简朝亮与康有为述论

迥异的学术背景和人生志趣,以朱次琦学术思想为中心,礼山草堂孕育的简朝亮、康有为二人的学术分歧,学术思想的异同不仅决定简、康二人的关系,急促前行的时代更是一把双刃剑,将一生对垒的简、康二人与其身处的时代一同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