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错案中证据短缺现象的实证分析

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依赖证据,若案件中的证据确实、充分,司法人员就容易得出正确的事实认定结论；若案件中证据短缺,事实就会模糊不清,司法人员则较易出现裁判错误。我国刑事诉讼法把证据的“确实、充分”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要求定案证据的质和量都要达致很高的水平。证据短缺现象在刑事错案中普遍存在,其特点是:短缺往往出现在司法证明的关键环节,言词证据容易出现证据质的短缺,实物证据容易出现证据量的短缺。导致证据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案件客观条件的因素,也有办案人员的主观因素,研究证据短缺现象对于认识错案发生规律和预防错案皆有裨益。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探析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规定存在缺陷,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民主化潮流不尽相符,也是滋生非法取证的根源之一。在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我国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改革和完善,并建立起相关的配套程序机制。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明显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针对西方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把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两大法系的标准进行比较,表明我国民事诉讼"明显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的价值与不足,并就其完善提出建议.     

行政诉讼证据的基本法律问题刍议

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价值就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承担诉讼举证说服责任,原告承担诉讼举证推进责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确定。     

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刑事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之异同

中国司法实践将证据标准混同于证明标准、充分性标准等事实认定的判准,不但使其偏离了本来意涵与功能,而且导致了\     

对证据制度与证明标准关系的反思——兼论证据制度的标志

证据制度与证明标准的关系为从属关系,而非重合关系。证据制度的标志应为以证据证明力为支点的证明标准与以证据资格为支点的证据能力法则。     

论我国刑事证据属性理论的重构--刑事证据“四性说”的提出与意义

传统三性说在刑事诉讼中理解和适用均存在困难,尤其是无法准确解释中国法语境中的瑕疵证据、情况说明等证据问题,这是需对传统三性说进行理论完善的主要原因。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可以划分为证据过程与证明过程。表达证据过程的参数是证据能力和证据力,表达证明过程的参数是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按照四属性说,瑕疵证据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证据力待定,不是证据能力待定或者可补正排除的非法证据;在案件实体法事实证明问题上,应当总体否定情况说明的证明效力,建立明确的证明能力禁止规则。四属性说比三性说更具有知识性和实用性,比两性说更加准确和适用,是一具有理论拓展价值和历史承继性质的证据属性理论。     

自诉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刑事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与基础,是体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并列举了证据的七种具体表现形式,且其证据能力一般不受限制。这就导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程序上没有很好地贯彻诉讼对抗制,给实践操作带来很多问题,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一方对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所要达到的真实程度,它有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之分。与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中的"内心确信无疑"不同,中国法确立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近年来对这一证明标准作出了较为精细的解释,并将英美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这一证明标准中来。对普通案件以及死刑案件中所要适用的证明标准作出适当的解读,是证据法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论犯罪分层标准

犯罪分层标准可分为形式标准和实体标准两类。形式标准根据法定刑罚轻重对犯罪进行分层，其优点是直观、明确，缺陷是以立法者标准代替所有标准、缺乏逻辑性。实体标准根据犯罪本身的严重程度对犯罪进行分层。实体标准有三个视角，即国家视角、专家视角和民众视角，国家视角表达立法者对犯罪严重程度的认识和评价，专家视角表达刑事法学者对犯罪严重程度的理性认识，民众视角表达普通民众对犯罪严重程度的感受和评价。三个视角的犯罪分层结果存在差异，需要通过深入分析与多边讨论取得一致。实体标准的优点是科学性强、逻辑合理，缺陷是使问题复杂化。从科学性角度考虑，应该采用实体标准。     

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或检察方式仍是比较典型的职权主义模式,职权主义侦查垄断与当事人主义控辩或庭审方式存在较多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了解和证据掌握的极不平衡,阻碍了辩护职能的充分行使和控辩相互对抗,最终使对抗制庭审方式流于形式.证据开示制度是一种补救,使在庭审中控辩职能得以平衡,改变被告人的不利境地.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刑事证据法伦理观的几个问题

刑事证据法与伦理具有密切的关联。刑事证据法的伦理观,是指对于刑事证据立法、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规范主体在进行取证、审查运用证据、作证、鉴定等行为时应当遵循的基本伦理准则和理念的总称。将人道、平等、尊严、人伦亲情等作为刑事证据法的价值目标,以对人格尊严、人类的基本道德情感的尊重和保护为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并将其外化为具体的法律原则、制度和规则,使刑事证据法更加科学、合理和人性化。     

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先悉制度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广义辩护方及特殊形式的证据先悉的重新思考,结合现行立法及实施情况,提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原因进行不同层次的分析,最终提出赋予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时律师在场权,扩大审查起诉阶段辩方证据知悉的范围,建立庭前证据开示②程序及对《刑事诉讼法》第37条进行修改等立法建议。     

论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关系

认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这并不正确。在诉讼中 ,证据并不就是事实。而事实并不是人。证据作为在诉讼中证明待证事实的根据 ,必须有物质形态 ,能够为人们去收集并向裁判者举示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诉讼中的证据与事实 ,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事实是证据的内容 ,而证据是事实的载体 ,“人证与物证”是证据的存在形式 ;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 ,并不是证据 ,而是证据中蕴含的证据事实。证据并不就是事实 ,但证据必须蕴含事实     

论刑事审判中大数据证据的审查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催生出的大数据证据已经出现在庭审实践当中。尽管这种新的证据形式提高了事实认定者的认知水平,但同时也隐含着人为偏误与证据失真的证据风险,司法实践需要一套针对大数据证据的审查体系。大数据证据浸润在数据社会这一外部环境当中,同时又因机器学习的内部技术原理而呈现出以电子数据为表现形式、以专家证据为证据内核的证据属性。这决定了大数据证据的审查,一方面要根植于电子数据的规则传统进行证据鉴真,另一方面要对机器学习的源代码进行可靠性评估,以完成大数据证据的相关性判断与可靠性评价。同时,应当以调整证据种类制度、完善电子数据鉴真制度以及构建大数据证据质证机制作为大数据证据审查的配套机制。     

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

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不仅涉及证据的相关性,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还涉及证人的交叉询问规则以及在特殊案件中对被害人的利益进行特殊保护等问题,因而其规则本身极为分散、复杂。笔者通过简介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以及2003年《刑事审判法》对品格证据规则的修改,以期对建立我国的品格证据规则有所启示。     

论技术侦查证据的使用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技侦证据材料法庭审核的三种规范模式,在未来的实践运作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潜在性问题:法庭审核的三种规范模式蜕变为单一的庭外调查;而辩护律师又难以介入庭外调查程序;加之技侦种类的不明确,庭外调查最终可能异化为秘密审判.唯有明确技侦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线索指向和证据使用的双重功能定位,恪守最后使用原则,理清技侦手段所获实物类证据材料和作为人证的言词类证据材料的分类审核程序,才能将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使用效果发挥极致.     

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无罪辩解问题研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也称口供。无罪辩解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否认侦检机关有罪指控的申辩和解释,是口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罪辩解具有证明案件的直接性、较强的主观性及对指控的抗辩性等特征,真实的无罪辩解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作用。由于司法实践中,轻视无罪辩解、重视有罪供述的问题较突出,必须加强对无罪辩解的保护,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研究无罪辩解问题,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也是诉讼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