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议会制到总统制: 制度转型与土耳其的政治选择

2014年土耳其的首次总统直选将总统制改革正式提上了议程,2017年修宪公投的成功使土耳其进入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过渡时期,2018年的总统选举则标志着土耳其议会制的终结和总统制的开启,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土耳其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实现了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是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尝试,虽然"新土耳其"的前景仍具有不确定性,但无论是否成功,这对于中东国家甚至全球转型国家都具有借鉴意义。本文无意于探讨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制度优劣,而主要考察土耳其在建国之初何以选择议会制和20世纪后期出现总统制辩论的原因,埃尔多安的总统制设想及其演变过程,土耳其实现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转型的动因,以及总统制为土耳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以期丰富学界对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转型等问题的理解。     

2023年选举与“土耳其世纪”大战略

2023年,在土耳其百年国庆之际,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经过两轮选举再次赢得胜利。在连续执政20年后,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号召开启“土耳其世纪”的伟大征程,这成为考察土耳其战略趋势的重要契机。土耳其的“大战略”讨论综合考量本国历史、地理、身份等多方面因素,致力于周边安全以及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关键地位。2023年大选后的外交政策重申了土耳其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埃尔多安的领导地位、战略自主、安全—外交联系、贸易外交、土耳其的国际地位等。在具体表现方面,土耳其国防工业的迅猛发展引人注目,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土耳其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自主和扩张需求。与此同时,土耳其从联合国文明联盟倡议的发起者到将文明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因素,也反映了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愿景。     

血雨腥风中的伊拉克大选

伊拉克选举委员会发言人阿亚尔,于2005年2月13日宣布了伊拉克大选的结果:什叶派政党联盟“伊拉克团结联盟”获得407.5万张选票,约占48% ,位居第一;库尔德政党联盟获得217.5万张选票,居第二位;阿 拉 维 领 导 的 政 党 联 盟 获 得116.8万张选票,居第三位。这么一来,在伊拉克过渡国民议会275个议席的分配上,伊拉克团结联盟将获得132席,库尔德政党联盟占71席,阿拉维的政党联盟占38席。 2005年1月30日举行 的伊拉克大选,是根据2004年3月8日通过的伊拉克临时宪法而安排的。此次选举产生的伊拉克过渡国民议会,将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选举产生新的…     

论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参与

以色列人口中有20%是阿拉伯公民。在2009年2月举行的以色列第18届国会选举中有13名阿拉伯议员当选,在国会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其人口比例。这些阿拉伯议员分别来自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以色列共产党和三个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从以色列建国60年来阿拉伯公民参加国会选举的情况分析,阿拉伯公民在以色列的政治参与经历了质与量两方面的变化,即政治自决程度从低到高、从附属走向独立;但同时阿拉伯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却逐渐走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甚至降到了很危险的地步。阿拉伯公民对政治现状失去信心和热情,不仅削弱了以色列左翼势力,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以色列国内政局的发展以及中东政策的制定。     

论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参与

以色列人口中有20%是阿拉伯公民.在2009年2月举行的以色列第18届国会选举中有13名阿拉伯议员当选,在国会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其人口比例.这些阿拉伯议员分别来自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以色列共产党和三个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从以色列建国60年来阿拉伯公民参加国会选举的情况分析,阿拉伯公民在以色列的政治参与经历了"质与量"两方面的变化,即政治自决程度从低到高、从附属走向独立;但同时阿拉伯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却逐渐走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甚至降到了很危险的地步.阿拉伯公民对政治现状失去信心和热情,不仅削弱了以色列左翼势力,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以色列国内政局的发展以及中东政策的制定.     

伊拉克大选及其影响

伊拉克独立选举委员会2月13日宣布，什叶派政党联盟伊拉克团结联盟在1月30日举行的大选中共获407．5万张选票，支持率为48％，得票率稳居第一。库尔德政党联盟和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领导的参选团分别获得217．5万张选票和116．8万张选票，二者支持率分别为25．4％和13．6％。伊选举委员会17确认大选结果并公布了各参选政党和联盟在过渡国民议会中所获的席位，上述三大竞选联盟分别在过渡国民议会获得140席、75席和40席。此外，现任临时政府总统亚瓦尔领导的伊拉克人党只获得15万张选票，支持率仅为2％，获得5个席位，其余15个席位由另外8个政党及联盟分得。     

我国高投票率现象的原因分析

我国的选举制度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选举制度一直处在一种徘徊和缓慢前进之中,直到新中国成立,我国的选举制度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是我们也发现,我国的投票率一直以来都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之上。到底是我们的投票率真的达到了那样的高度,还是我们的选举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试论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党制度

2011年初以来,突尼斯开始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政党在推动突尼斯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数年的演变,突尼斯的政党制度从碎片化向制度化转变,但制度化进程尚未完成。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党制度提供了政治参与的途径,建立了新的宪政制度,形成了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理性竞争机制,提高了突尼斯政治现代化的程度。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制度发展。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在中东剧变之后有了长足发展,逐渐建立起了现代政党制度。然而,由于突尼斯的政治稳定与政党制度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其政党制度发展的不充分导致民主巩固的前景并不明朗。     

新时期背景下J省村民选举问题探究

村民选举是农村的一个重大政治活动,从这项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村秩序的社会基础、权力结构运作以及选举制度背后利益群体的互动和博弈力量的此消彼长。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迅猛发展的背后,我国农村的固有矛盾仍旧存在,同时新矛盾也随之而来。其中村民选举问题作为农村政治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有了新的改变,本文对J省村民选举问题进行浅析,为村民选举问题的新变化提供建议。     

议当代中俄关系发展历程

自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来，中俄关系不断升温，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逐步上升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当前，中俄关系已达到历史上最好时期。     

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新态势及其影响——基于台湾2014年与2016年两次选举分析

近年来,在经历了"反服贸""白衫军"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之后,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发生了显著变化,集中体现为2014年"九合一"选举与2016年的"总统及立委"选举中青年的踊跃投票参选现象。目前,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政治参与广度与强度的提升;从动员参与走向自动参与;青年政治参与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呈现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并存状态;网络新媒体成为组织参与的重要媒介。台湾青年政治参与新态势势必对台湾政局以及两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对台湾传统的政党政治产生一定冲击;其次直接推动与加快台湾主要政党的革新化与年轻化转型;最后,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扩大有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的社会化与再教育过程。     

从“美国化”到“自主化”：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发展与转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降,土耳其国防工业经历了从美国化到自主化的发展道路。得益于美国在冷战初期的军事援助,土耳其国防工业呈现美国化的发展特征,尤其是在武器进口方面仰仗美国。1975年因塞浦路斯危机遭遇美国武器禁运后,土耳其国内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国防工业自主化转型的变革。这场变革包括降低国防武器对外依赖程度、增强自主生产能力、强化政府在国防工业发展中的领导角色等多重内容。到21世纪,土耳其国防工业自主化程度不断增强,不仅提高了武器国产化率,还实现了武器的大量出口。国防工业的自主化发展战略既改善了土耳其武器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境遇,又为土耳其摆脱与美国的依附性联盟关系提供了有力保障。随着国防工业力量的显著提升,土耳其在地缘政治格局、国际军火市场和对外关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在地区问题乃至国际政治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埃尔多安“新土耳其”论与“土耳其模式”的危机

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政变是中东变局以来的又一个高潮事件,其标志着埃尔多安倡导的"新土耳其"论和"土耳其模式"同时陷入危机。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新土耳其"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势民主、活力经济和积极外交等思想主张,背后隐藏的却是伊斯兰主义的回归,并被解释为对凯末尔主义传统的超越。在国内层面,正义与发展党连续数次选举成功后,伊斯兰民主逐步演化为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选举霸权;在国际层面,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变动提升了土耳其扩张主义的野心。在土耳其与大国的新一轮博弈中,埃尔多安再次表现出反复无常的特性。未来土耳其的政治走向已成为影响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修宪政治研究

土耳其1982年宪法实施以后,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的共同推动下进行了多次修改。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提出了多个宪法修正案,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亦有失败教训,甚至还围绕总统选举问题出现了宪法危机。2007年议会选举后,正义与发展党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承诺虽未实现,但于2010年9月完成了对1982年宪法最大规模的修改。2011年10月,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开始工作,土耳其宪法政治从修宪阶段进入制宪阶段。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是考察土耳其制宪进程的三个重要维度。在新的制宪进程中,出现了各种思想、立场以及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间的冲突和碰撞;新宪法能否出台取决于土耳其国内各种力量之间的谈判、议价与妥协。     

立足高端共谋发展--技工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联盟成立大会在邢台召开

“立足高端,统筹发展,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谋发展！”2016年4月23日,筹备工作历时半年的技工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邢台技师学院隆重召开,来自全国近百所技工院校的校长、办公室主任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联盟章程,选举了联盟领导机构和成员单位。     

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演变的内外因素分析

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与伊审之间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区域结构性敌对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主要是双方在系统和次系统层面上所处的地位造成的。在此结构性矛盾背景下,土耳其采伊朗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长期冲突与暂时合作的不平静关系,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以后,土耳其衣伊朗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努力克服敌意和不失时机建立合作的倾向。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30年中,两国关系经历了1979～1988年之间的经贸往来扩大,1988～2002年之间敌意和冲突加强,再到2002年至今的全面政治和解与建立密切经济合作的过程。本文分析表明,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虽然从长期来说充满敌意,但在某些国内外因素出现的情况下,这两个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依然有可能进行和解并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新闻媒体在台湾政治选举中的地位分析——以2016年选举为例

随着新闻媒体的进步和台湾政治选举的发展,在台湾地区的选举中新闻媒体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其核心。本文通过分析报纸媒体和电视媒体在台湾政治选举中的表现以及作用,以2016年台湾地区的政治选举为例,对选举中媒体运用策略进行阐述,以期对研究新闻媒体在台湾政治选举中的巨大作用起到积极帮助。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

根据2001年在福建省寿宁和厦门的问卷调查资料,本文深入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村民参与村级选举的影响。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是否党员和村干部等因素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有重要影响;在社会资本的各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起着积极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选举制度的实施程度和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对村民的政治参与有重要影响。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级选举已经成为村民在社区事务中利益表达的重要手段,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参与是一种地域性的自主参与。     

土耳其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建构

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演变和国家能力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凯末尔时期,共和人民党作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工具,奠定了凯末尔个人威权统治的基础,但激进的改革难以向建立传统伊斯兰秩序的农村渗透,使政党难以吸纳边缘性社会力量,进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分离.1946年,土耳其启动民主化进程,多党制的实行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参与并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脆弱的政党体制所形成的文官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替执政,使政党藉此增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吸纳与整合.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在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党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世俗的"中心—边缘"模式关系得以弥合,政治权力体系得以重构.土耳其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走向与国家能力建构.     

土耳其对非洲地区的经贸合作

土非经贸合作近年发展迅速,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土耳其自1998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和相应的机制平台建设。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土非贸易、投资和援助都增长迅速,但土耳其对非政策改革和机制平台建设的政策效果尚未完全显现,主要因为土非经贸合作起点较低,量的增长并未导致质的变化,特别是土非贸易在土耳其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变化不大。因此,未来的土非经贸合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尽管土耳其对非政策的内部逻辑尚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