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治理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因素的地区性和国际性问题。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和欧盟国家就非法移民问题开展合作,使得该问题处于可控状态。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后,随着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利比亚国内陷入权力真空状态,在政府管理缺失的情况下,非法移民问题日趋严重,与人口贩卖、恐怖主义、走私等问题相互交织并持续发酵,不仅加深了利比亚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矛盾,还对非洲及欧洲地区安全构成了一系列挑战。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的治理,不仅需要非洲国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建立合作机制,也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北非地区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的挑战。     

利比亚冲突背景下伊朗的利比亚政策

受突尼斯政局突变等影响,2011年初利比亚国内冲突爆发,北约乘机进行军事干涉,支持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推翻卡扎菲政权。此后,利比亚冲突持续至今。利比亚冲突初期,伊朗对利比亚采取了支持反政府抗议活动、反对卡扎菲政权的镇压活动的政策立场,同时反对北约的军事干涉。其原因是：伊朗将利比亚反政府抗议活动定性为“伊斯兰觉醒”,且进入21世纪以来伊朗同卡扎菲政权的关系出现新矛盾;伊朗认为北约的军事干涉是非法的,且伊朗一贯反对美国对中东国家的任何干涉。卡扎菲政权倒台后,伊朗对利比亚采取了不介入政策。在利比亚东西部对立当局形成后,伊朗对利比亚采取了总体中立但略微偏向西部势力的政策立场。伊朗采取不介入和相对中立政策的原因在于：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政局并没有按照伊朗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利比亚不是伊朗外交的重点国家;利比亚东西对立势力的外部支持力量势均力敌且均与伊朗关系复杂。     

利比亚政治危机的历史探溯

卡扎菲集团没有构建合法型、传统型统治的基础,构建"魅力型统治"成为其目标。卡扎菲以"第三世界理论"和《绿皮书》为指导,以民众革命、伊斯兰社会主义、对抗西方等实践行为,构建"魅力型统治"。随着社会变迁和全球化的冲击,完全凭铁腕和魅力赢得民众认同来寻求合法性显得日益艰难。卡扎菲统治的42年,政治动员缺乏国民士气和公共精神所需求的能量。这次利比亚政治危机是北非政治危机"滚雪球效应"引发的利比亚国内政治斗争的扩大化,外来力量尤其是北约的干预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反映了利比亚现代化中威权政治的衰朽,卡扎菲强人政治"魅力平凡化"的历程。     

利比亚向美国示好有点难

北非国家利比亚,濒临地中海,占地面积约176万平方公里,人口550万。现任领导人卡扎菲1969年发动政变上台,1977年更改国名,1986年正式定名为“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30多年来,利比亚在国际舞台上卓然不群,时常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来,引起世界的关注。利比亚作为北非的一个人口小国,为什么胆敢在国际社会特立独行?究其原因,一是资源丰富,经济上比较有实力,与一些非洲国家比简直堪称富有;二是政治上强硬,我行我素,民族意识浓烈。利比亚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同时地理位置优越,拥有与地中海相连的1900多公里的海岸线。石…     

特殊领袖卡扎菲

利比亚“9.1”革命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是一个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却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特殊人物.是他,年仅27岁就领导革命,推翻了伊德里斯封建王朝,建立了革命政权;还是他,创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众国制度,一个“没有政府、没有军队、没有警察,只有人民的国家”.按照卡扎菲的话说,“我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     

资讯

阿拉伯的国家建设失败阿拉伯国家作为一块巨大的社会试验田出现的时间尚不足50年。在打着各种通常带有左倾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旗号的同时,专制政权企图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用国家制度取而代之。但到了穆巴拉克、卡扎菲和本·阿里当政吋,埃及、利比亚及突尼斯社会开始重新使川现代化以前的方式调解社会关系,西方称之为"腐败"。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人不明白为什么还需要官僚国家这种上层建     

利比亚的核政策：历史与现实

出于对自身政权安全的考虑,利比亚早在1969年即开始秘密进行核武研发活动,直至2003年宣布弃核。由于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矛盾,利比亚从20世纪八十年代末起遭受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其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进而诱发了人民的反政府情绪并给政治反对派以可乘之机。在此背景下,利比亚决定采取实际步骤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是利比亚弃核的根本原因。而伊拉克战争强化了卡扎菲对其政权威胁严峻性的认识,则成为其弃核的直接原因。利比亚虽然宣布弃核,但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将来仍有重新踏上核武研发之路的可能。     

利比亚的核政策：历史与现实

出于对自身政权安全的考虑,利比亚早在1969年即开始秘密进行核武研发活动,直至2003年宣布弃核.由于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矛盾,利比亚从20世纪八十年代末起遭受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其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进而诱发了人民的反政府情绪并给政治反对派以可乘之机.在此背景下,利比亚决定采取实际步骤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是利比亚弃核的根本原因.而伊拉克战争强化了卡扎菲对其政权威胁严峻性的认识,则成为其弃核的直接原因.利比亚虽然宣布弃核,但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将来仍有重新踏上核武研发之路的可能.     

全球大行动——从利比亚撤离侨民

2011年2月,利比亚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卡扎菲政府和反对派武装分子水火不容,摩擦时有发生,而且敲诈、勒索、抢劫的事情在利比亚也不时地发生。为了人身安全,在利比亚境内的各国侨民纷纷逃离——他们有的坐上了飞机,有的坐上了轮船,有些人则挤进了驶向埃及和突尼斯的货车里……利比亚的动荡局势举世瞩目。许多国家都迅速而安全地撤回了本国的侨民,出现了本世纪大规模的撤侨行动。     

全球经济中的城市(摘译)

《全球经济中的城市》(The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SaskiaSassen的论著,收录于Handbook of Urban Studies一书。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有关世界或全球城市的研究中出现的主要新观点;第二部分则回顾此类研究的发展过程,此处仅限于学术分析,即过去20年间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具有特定的组织要求和政治可能性,并且新技术带来了特殊机遇;第三部分讨论的是研究和理论中出现的一些新议题。本文旨在通过城市和更具体的全球城市对全球化进行分析,能够着重强调全球经济的战略组成部分。同时在研究全球化时聚焦城市,将更加突出有充分优势的产业与极端不利地位的产业之间、城市之间日益加深的不平等,使这种聚焦产生权力和不平等问题的另一种新模式。     

单位成员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单位组织中依赖结构的主观层面

中国城市社会中的单位组织,其实质是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组织化”形式和工具。它将政权的权力和财产的权力结合起来,依靠国家在行政权力和财产权力上的垄断地位,使得个人服从和依赖于它。中国社会20年来所发生的社会转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统治结构,个人对单位组织的依赖性越来越多地带有了交易性的特征,但是,基本的统治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国家、单位组织和个人仍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单向依赖结构(布鲁斯,1989)。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对他们在单位组织的依赖性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满意度和相…     

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类型解体后,取而代之以"街居制"为主导的城市社区类型,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权力类型从单一转向多元。如何在多元化的权力碰撞过程中实现善治目标值得考虑。有必要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行政权力的作用、社区自治的理想与现实、社会组织的定位、居民委员会的性质进行分析,就城市社区治理的法治路径提出建议。     

权威与反权威——民主的深层意义及其机制

一、民主的迷雾:民粹主义与贵族政治政治学家们声称:“民主”无论作为学术概念还是日常用语,都是一个意义极其含混且被无节制地滥用了的名词。墨索里尼在1937年9月于柏林所作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在世界上今天存在的最伟大而最健全的民主国家就是意大利和德国。”斯大林在举世震惊的血腥清洗之后把当时的苏联政治颂扬为“全部历史上最民主”的制度;卡扎菲在他的政治宣言《绿皮书》中也将利比亚称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民主(democracy)的希腊语的来源是“人民治理”的意思,这个公元前五世纪创造的术语直到林肯的所谓“民治”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

作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生产资料并以行政性的委托—代理方式经营,人力资本产权残缺;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本只能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经营剩余以国家租金的形式存在;国家公共权力不但表现为索取剩余的租金权力,也表现为分配这些租金的再分配权力。再分配者在再分配过程中偏向自己而导致阶层分化。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情形下,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制度,以及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如此制度安排,决定了国家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同时它还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以这些动力基础为依据,作者构建了一个由十个阶层构成的框架,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轮廓。     

利比亚的投资贸易市场

1969年利比亚“九·一”革命胜利后,卡扎菲开始执政30年来,利政府和人民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控制,推行了国有化政策,先后将外国石油股份、外国银行和外国保险公司收归国有,然后实施全方位的经济改革,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00亿美元,人均产值达到5000美元.     

区内资讯

拥有“中国绿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靓丽名片”的南宁市，又锦上添花，再获殊荣：在10月24日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组织的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答辩会上，南宁以精彩的阐述、出色的答辩，在全国16个参与决赛的城市中名列第六，成功跻身“国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据悉，这是广西城市首次获此殊荣。     

“农民工二代”政治价值观研究

当第一代农民工渐渐退出人们视野时,农民工二代成为焦点。这群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不可能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他们希望最大程度地融入城市生活,而融入的最高境界是政治参与。但对他们来说,城市的疏离又使他们难以融入,这种边缘身份对于他们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当前,农民工二代政治意识虽然较低,但快速发展空间很大,随着自由、民主、权利及平等观的不断发展,群体政治行为越来越成为可能。因此,要加大对农二代移民倾向、城市化中的社会矛盾、农二代政治诉求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政府制度化参政道路建设等方面的研究。     

中东局势动荡,叙利亚会成为下一个利比亚吗？

随着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倒台,西方舆论已开始聚焦于中东另一个处于动荡之中的国家———叙利亚。事实上,叙利亚国内冲突已经持续了7个多月。近日,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进一步对巴沙尔政权施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直言不讳地指出,巴沙尔政府＂已失去执政合法性＂。她甚至暗示,美国已经在研究＂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局势了。欧盟峰会也发出明确信号,     

国际权力基础与伊拉克战争

本文考察国际权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础及其变化,并提出,各国围绕国际权力竞争的背后是各国围绕国际权力基础的竞争,国际权力基础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迁。作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国际权力基础反映出国际政治单位之间所享有的国际权力差异。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国际社会见证了数次国际权力基础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权力的基础是常规武器水平;冷战期间核武器成为了新的基础;冷战结束后,各国之间的竞争围绕着综合国力展开;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国际权力基础又变迁为国家独立行动能力。     

国际权力基础与伊拉克战争

本文考察国际权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础及其变化,并提出,各国围绕国际权力竞争的背后是各国围绕国际权力基础的竞争,国际权力基础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迁。作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国际权力基础反映出国际政治单位之间所享有的国际权力差异。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国际社会见证了数次国际权力基础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权力的基础是常规武器水平;冷战期间核武器成为了新的基础;冷战结束后,各国之间的竞争围绕着综合国力展开;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国际权力基础又变迁为国家独立行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