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议会制到总统制: 制度转型与土耳其的政治选择

2014年土耳其的首次总统直选将总统制改革正式提上了议程,2017年修宪公投的成功使土耳其进入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过渡时期,2018年的总统选举则标志着土耳其议会制的终结和总统制的开启,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土耳其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实现了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是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尝试,虽然"新土耳其"的前景仍具有不确定性,但无论是否成功,这对于中东国家甚至全球转型国家都具有借鉴意义。本文无意于探讨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制度优劣,而主要考察土耳其在建国之初何以选择议会制和20世纪后期出现总统制辩论的原因,埃尔多安的总统制设想及其演变过程,土耳其实现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转型的动因,以及总统制为土耳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以期丰富学界对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转型等问题的理解。     

突尼斯民主转型时期的安全治理

自2011年以来,实现稳定和发展成为突尼斯民主转型的核心问题。突尼斯剧变后,伴随萨拉菲主义的扩散和国际政治的影响,突尼斯陷入了多重安全困境,突出表现为恐怖主义威胁不断上升,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对突尼斯的安全治理构成了严峻挑战。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突尼斯政府面临低迷的经济形势、混乱的政治环境和前任政府遗留的种种弊端,在安全治理方面乏善可陈,成效有限。安全困境已成为困扰突尼斯民主转型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导致突尼斯民主转型前景不明朗,有可能迁延多年。     

2010～2011年突尼斯变革:起因与现状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爆发后,总统本.阿里带家人离境,飞抵沙特阿拉伯,结束了其长达23年的统治。随后,在突尼斯变革的"雪球效应"的影响下,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相继发生了反政府的变革。本文着重探讨导致2010～2011年突尼斯变革的内外原因,阐述变革后突尼斯的政局现状并展望其未来走向。     

法国地方分权改革

法国地方分权改革推行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改革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加强地方民主,扩大地方政府自主权,加快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促进各地区平衡协调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力地推进了法国国家管理民主化的进程。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修宪政治研究

土耳其1982年宪法实施以后,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的共同推动下进行了多次修改。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提出了多个宪法修正案,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亦有失败教训,甚至还围绕总统选举问题出现了宪法危机。2007年议会选举后,正义与发展党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承诺虽未实现,但于2010年9月完成了对1982年宪法最大规模的修改。2011年10月,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开始工作,土耳其宪法政治从修宪阶段进入制宪阶段。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是考察土耳其制宪进程的三个重要维度。在新的制宪进程中,出现了各种思想、立场以及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间的冲突和碰撞;新宪法能否出台取决于土耳其国内各种力量之间的谈判、议价与妥协。     

埃及的议会制度史

埃及的议会制度,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历史更为悠久,它始于170多年前的高级委员会的成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埃及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其议会制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进步。经过一系列大胆尝试,议会制度进一步完善,在规范人民生活,保障自由、民主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大。     

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的现状、根源及发展趋势

自1992年初伊斯兰拯救阵线(以下简称“伊阵”)在首次议会选举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被军队否定后,阿尔及利亚经历着一场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政局动荡不定,社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西方舆论认为,阿尔及利亚“正在一步步走向深渊”。 一 1992年1月,军队为了阻止胜券在握的伊阵掌权,断然取消了第二轮投票,沙德利总统被宣布辞职,由军方支持成立了以布迪亚夫为首的最高国务委员会。此举引起伊阵及其支持者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全国出现了骚乱。2月,最高国务委员会宣布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法,随后又宣布伊阵为非法组织。 军队的干预,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制订的在伊阵旗帜下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战略目标成为泡影。伊阵中本来就不相信选举的激进势力,开始占据上风。一些崇尚武力的分子分别成立了“伊斯兰武装运动”和“伊斯兰集团”等极端组织,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从此,转入地下的伊阵便与当局展开了全面的对抗。两年多来,极端派武装与军队的冲突从未间断。据统计,全国已有约3000多人死于这场斗争。执政不到半年的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布迪亚夫和前总理、阿争取正义和发展运动主席梅尔巴先后遇刺身亡。最高委员会委员、前国防部长内扎尔将军也险遭暗算。极端分子最初只是袭击“镇压部     

埃及、突尼斯控制人口成效显著

1981年12月17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根据日本、中国等13国的联合提案通过“联合国人口奖”,每年对人口发展工作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集体或机构给予奖励。至1994年,获“联合国人口奖”的有17个,其中阿拉伯国家的有2个,他们是突尼斯家庭与人口全国办公室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他们在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无疑对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突尼斯位于北非,面积16.4万平方公里,99％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1992年人口为840万。突尼斯从1956年3月独立后就主张控制人口增长,节育工作抓得较早。1964年又成立了计划生育机构——全国家庭生育计划与人口管理局,并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家庭计划生育全国纲要”。突尼斯政府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以法律形式在全国推行,使避孕、人流和绝育合法化,这在阿拉伯国家中实属首创。为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在法律上禁止一夫多妻,违者处以徒刑或罚款;在全国建立起300多个家庭计划生育中心和流动队;广泛开展宣传,加强舆论宣传工作;培训农村接生员;推迟结婚年龄;对计划生育工作做出成绩的省、县及家庭进行奖励等等。突控制人口增长成绩显著,人口出生率从1956年独立时的5％下降     

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与转型

近年来,土耳其经济的持续疲弱反映出国家经济治理的危机:经济增长缓慢使之成为陷入失速的"经济大国";经济结构脆弱使之成为缺乏后劲的新兴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失色使之成为日益孤立的地区大国。土耳其的经济治理危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绝对化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及治理实践在土耳其的失败。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中的角色将进一步凸显,经济发展模式出现新的强势转向。同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表现出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着力打造的"新土耳其"具有推动国家治理转型的积极内涵,虽然遭遇重大挫折,但在新形势下有望恢复活力。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及其转型对于全球新兴国家群体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当代埃及补贴制度的改革及其困境北大核心CSSCI

补贴制度在埃及不仅是个民生和经济问题,也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埃及的补贴制度始于1952年之前,并延续至今。埃及的补贴种类繁多,不同时期种类有所不同,食品和能源是主要补贴领域。埃及补贴制度最重要的功能是发挥了社会兜底作用,有效保障了埃及底层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维持了社会稳定,但也积弊重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财政赤字不断攀升,二是价格倒挂,三是损耗与浪费严重,四是加剧社会不公和滋生腐败。自1977年起,萨达特政府、穆巴拉克政府、过渡政府以及塞西当局对补贴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改革的关键内容是提价与削减补贴支出,但总体效果不佳,陷入不得不改革、又难以彻底改革的两难境地。埃及补贴制度改革困境的形成,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贫困阶层依赖补贴维持生计,二是埃及粮食问题严峻,三是获益者反对。补贴制度是埃及政治与社会稳定之需,补贴制度改革的困境反映了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困境,其根本解决依赖于经济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     

步出神话的“五月风暴”——一九六八年法国学潮

一九六八年五、六月间,法国爆发了震撼全世界的学潮和工潮。这次学潮和工潮的爆发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规模巨大的第一次。各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罢课游行、修筑街头工事、占领学校,与此同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企业管理人员等也广泛地卷入了这次风潮,法国一度陷入了经济瘫痪和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之中。这就是史称的“五月风暴”或“五月事件。”     

乌克兰总统大选改变欧亚地缘政治

乌克兰的第五任总统选举引起世界的关注。这是因为,五年前乌克兰伴随总统选举爆发的“橙色革命”曾是前苏联地区继格鲁吉亚政权颜色革命之后发生的又一严重政治事件,它不但使乌克兰的国家政体由总统一议会制变成议会一总统制,使得中亚里海地区一些国家的政治局势产生连锁反应,也使得欧亚地缘政治结构发生重要改变。还因为,五年前竞选总统失败的乌克兰地区党领导人亚努科维奇这次又作为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出现在乌克兰政治舞台的中心,     

非匀质社会的治理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社会变革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挑战,社会分化日趋严重。要化解这些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试论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党制度

2011年初以来,突尼斯开始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政党在推动突尼斯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数年的演变,突尼斯的政党制度从碎片化向制度化转变,但制度化进程尚未完成。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党制度提供了政治参与的途径,建立了新的宪政制度,形成了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理性竞争机制,提高了突尼斯政治现代化的程度。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制度发展。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在中东剧变之后有了长足发展,逐渐建立起了现代政党制度。然而,由于突尼斯的政治稳定与政党制度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其政党制度发展的不充分导致民主巩固的前景并不明朗。     

奥巴马执政一周年：政绩差强人意

到2010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已经一周年，然而却是比较尴尬的一周年。因为这位曾被寄予“希望”与“改革”厚望的总统并没有在经济复苏、医疗改革、关塔那摩监狱、反恐战争等问题上取得民众心中预期的理想效果，民意支持率已经直线跌破60％，奥巴马也只好无奈地给自己打了一个“B＋”的分数。     

天津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趋势刍议

90年代我国各项事业改革逐步深化,在这一时期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天津市市政公用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有效地发挥了城市基础设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保障和促进作用,天津市城市的总体     

业主委员会、准派系政治与基层治理——以一个上海街区为例

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城市房产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业主委员会的大量设立给基层政治带来了很大冲击。基于对上海一个居民区中所有业主委员会发展状况长达8年的深入跟踪调研,本文检视了此类新兴市民组织的运作机制及其对城市基层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这些市民组织的建立源自国家启动的正式制度变迁,但社区非正式社会网络也对其实际运作产生重要影响。就外部影响来说,业主委员会为业主参与基层政治提供了机会和平台,有利于增强其利益表达和聚合能力,扩大社区自主权。但就内部效应而言,这些市民组织所面临的各种局限和制约,尤其是相关各方对关系网络的过度利用,又可能导致和加剧少数既得利益业主精英排斥大众参与的寡头统治和准派系政治,进而有损于基层治理和社区民主。     

“街头革命”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局演变

继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前苏联地区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后,2005年3月19日,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也爆发了“街头革命”,最终导致执掌政权15年的阿卡耶夫总统倒台。吉尔斯斯坦政权的突然更替,导火索是今年二三月举行的两次议会选举。新议会共有75个议席,两轮选举共选出71名议员,     

我国社会组织的角色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我国治理模式将由政府管理模式转变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新的治理模式建立在成熟的公民社会基础之上。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①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主要载体将在我国治理模式转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和公众对于社会组织有了新的角色期待。但是现阶段,社会组织在运行中未能完全发挥其角色功能。本文将分析治理模式转变中对社会组织的角色期待,其在发挥角色功能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埃及宪法的创设、沿革及其修订

1971年,埃及颁布永久宪法,该体制在30多年里一直保持着稳定状态。然而,自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并大力推行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主改造”以来,埃及国内政治改革进程发生了复杂而微妙的改变;加之埃及近年来经济发展遭遇困难,贫困现象激增,社会动荡加剧,宗教势力崛起,民众要求进行政治和民主改革的呼声与日俱增。2005年5月和2007年3月,穆巴拉克总统直接主持两次重大的宪法修订活动,允许全民通过直接选举从多个候选人中选出总统,禁止以宗教名义建立政党和从事政治活动,将反对恐怖主义写入宪法,有力地推动了埃及政治改革的进程,加速了埃及社会改革的步伐,对埃及国内和周边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