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移植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法律移植是比较法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世界各国法律相互交叉融合的过程中 ,如何正确对待研究法律移植 ,是我国法律能否与世界接轨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运动在选择借鉴、移植外国法律时 ,应认真研究来源国及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等条件 ,坚决杜绝照搬照抄式的“全盘西化”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发展道路。     

三代领导人法制思想探析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国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其法制思想的演变反映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由于时代的差异,三代领导人法制思想既有前后传承的一面,又有因时而变的一面。毛泽东开创了中国法制的体系,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法制思想,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时代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的法制思想。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立法与法制变革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私立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中,发挥了作为新法律文明强有力杠杆的作用.私立法律教育由于附丽于种种现实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积极效果与负面效应是兼而有之的.     

论法律移植与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

从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与实践人手,分析法律移植对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可行性、必要性,指出中国法制在21世纪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走"综合创新"之路.无视法律移植理论,就不能真正创建中国特色的法制现代化.     

论法律移植与法制现代化

法律移植是世界法律发展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从法律移植对于法律形式化、法律价值理念的现代化和法律的效益化三者的推动出发,可以看到法律移植对于法制现代化的积极意义。法制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移植外国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     

晚清的三次思想变迁与法制的现代化变革

1 8 4 0年的鸦片战争 ,作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开启了中国变法改制谋求国家富强的时代课题。这一探索历经三次飞跃 ,从洋务到维新再到革命的思想演进 ,推动了中国法制从局部到全面、从形式到内容的现代化变革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传统法律教育在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某些方面起着一定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它虽然与宗教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法文化的衔接,顺应了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也与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大学法律教育构筑起了一个新式法律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法律教育系统和法制变革中的创造力.     

论传统法律文化在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制度特征,必然会对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产生深远影响.首先探讨法律文化的概念,其次具体论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制现代化建设的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最后针对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法律文化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法制现代化与传统法律资源研究

法制现代化是一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其目标就是"法治"的实现.传统法律资源是前近代以前的古代法律.传统法律资源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法制现代化与传统法律资源研究

法制现代化是一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其目标就是“法治”的实现。传统法律资源是前近代以前的古代法律。传统法律资源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法制现代化历史道路

20世纪中国法制实质上经历了一个法制现代化的运动，并且这一运动还会持续到21世纪中叶以前。本文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道路为主题，分别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动力以及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意义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法治理念、法学教育与法律现代化

法治理念与法律现代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与路径,而法学教育又是确立和传播法治理念,推动和实现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的基础。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均已充分说明,法学教育与法治理念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同时,两者又是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一国的法律现代化,既需要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成熟,又需要法治理念的确立与传播,法学教育是孕育和传播法治理念的温床与载体,法治理念则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与基础。因此,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法治理念与法学教育。     

法学翻译与法律现代化

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已有百年历史,法学翻译对于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法学翻译对于中国现代法学具有建构与生成的意义,从法言法语到制度理念,均建立在法学翻译的基础之上;其次,法学翻译的发展轨迹,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法学的演进过程,从取法西洋、学习日本,转至模仿苏俄,进而重新面向世界,法学翻译的曲折变迁也印证着现代法学的艰难命运;第三,法学翻译对于现代法治国家的建构亦有重大影响,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译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也应有反思的态度和超越的决心.对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翻译史的梳理和总结,一方面旨在较为全面概括地展示百年法学翻译的成果和历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观察到法学翻译与现代法学之间的深层次的内在关联和意义.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论中国儒道法思想与西方自然法特质

通过对西方自然法思维特质的论述以及中国古代儒道法律思想与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比较分析,说明中国古代儒道法律思想并不具备西方自然法思想的特质,二者分属于不同性质的法律思想体系。     

论孙中山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史贡献

法制近代化,是指法律及其制度脱离古代传统,迈向近代文明的转型与发展过程。孙中山的法律思想及法治实践,涉及了与法制近代化相关的一系列核心问题,诸如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民主共和宪政主张,进行了建立民国、民主立宪、保障民权等伟大宪政实践;提出了法律至上的法治主义主张,以此否定人治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提出了＂五权分立＂,主张并推行司法独立;反对等级特权,主张并实践平等自由人权;从理论与实践上改变＂诸法合体＂的传统;反对重刑酷罚,主张并实践刑罚人道主义等。因此,孙中山对中国法制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其历史贡献也是巨大的。     

法治进程中的程序法制及其现代化

西方法治的历史就是奉行程序法制的历史。中国传统社会重实体轻程序，现行的程序法制仍带有国家职权主义色彩。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必须加强程序法制建设，建立主体平等、过程公开、决策自治的现代程序制度，发挥程序法制和实体法制的双轨合力，加速中国法治化的进程。     

三国时期法治主义思想考辨

三国时期的法治主义思想,是在礼法结合基础上吸收战国至秦时法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以厉行法治为主要内容的法治主义思想,而非后者的简单翻版.相应地,其思想不是对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削弱,而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完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