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困境及批判——以“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为视角

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数字化的公共媒介重塑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空间形态,对人们的认知模式和交往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贝马斯在其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中论述了数字新媒体的出现对公共领域的影响。通过他的分析可知,传统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在数字时代遭遇转变：一是公共领域的交往大众转换为虚拟主体;二是单向性的非沟通媒介转化为互动性的商谈媒介;三是公共舆论兼容主体的话语权与限制“他者”的权力。但在现实中,无论是数字公共领域的运转还是商谈民主在政治中的运用,总是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这是因为,在规范意义上讲,商谈民主有其自由主义的文化根基,离开这一基础商谈也就不复存在,公共领域也就名存实亡。从现实层面上看,数字技术助长了公共领域自身的“再生产”,导致对公众新闻、公共舆论的误解,从而造成公共领域自身的扭曲。对此,哈贝马斯认为,数字通信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领域构成了威胁与挑战,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政治模式——商谈民主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质疑。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基本理路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是继承康德伦理学的传统,在自由个体的基础上,通过交往对话有效性条件的预设确证了现代多元社会的普遍伦理,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立足于此,本文认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不是要通过交往对话来求得共同认可的伦理规范,而是要为一切能达成有效的、正义(公正)的交往对话提供普遍性基础。互主体性确实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但不是它的核心基础;人的绝对自由、个体的自律才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前提。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商谈伦理的普遍性。     

从多元到一体——由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分歧谈起

在哈贝马斯与罗尔斯这场自由主义内部的争论中 ,多元化与一体化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而又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罗尔斯那里 ,一个人就是所有的人 ,因为他预设一种中性的、无差别的前提。本文认为 ,只有通过贯穿于普遍语用学方案中的商谈原则 ,我们才能把现实性与理想性 ,多元化与一体化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正是我们倾向于哈贝马斯方案的原因     

商谈伦理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路径探析

当前高校学生事务管理面临诸多挑战,需要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度和理念进行变革。本文通过探讨商谈伦理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中的价值和可行性,探索新形势下高校学生事务的现实路径,以期达到高校善治的最佳效果。     

赛博空间的伦理困扰与商谈伦理的建构

赛博空间交往的特性和传统伦理规范的不适应,使得赛博空间面临一系列的伦理困扰,它呼唤商谈伦理的建构。赛博空间商谈伦理建构的关键是道德商谈机制的形成。道德执行机制为商谈伦理的建构提供了保障。赛博空间商谈伦理建构的落脚点和制约环节在于赛博空间主体道德修养的提升。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一个哲学问题的政治-法律含义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既是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实践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的政治—法律含义的哲学问题。从讨论“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或“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关系入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所谓的“商谈的民主理论”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并设法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辩护社会主义理想。厘清哈贝马斯的政治—法律理论的复杂论证,研究这个产生于特殊语境的理论的可能的普遍意义,有助于我们思考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民主范式与民主选举探究——哈贝马斯民主范式对我国民主选举的启示

哈贝马斯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相互对立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民主模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出第三种典型的规范民主模式,这就是程序主义的协商民主模式,他称之为一种话语政治。这种独特民主范式对我国民主选举具有重大的启示。事实上,目前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也的确存在着丰富的、体现协商民主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可以说,协商民主是一种基础性的民主模式,是可以去除掉社会性质色彩而用之,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要在理论和实践当中,处理好程序主义中两大支撑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关系。作为共和制国家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二者制度建构作用上几乎完全迥异,它们既有各自的优势和特长,又有自身的局限与不足,但是功能上又完全互补。如何调和这一对矛盾共同体,是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首要课题。对我国而言,可以凭借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优越性,在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中形成和谐统一体。     

公共政策的民主在场性言说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生命线,因此,公共政策的民主化与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对公共权力的正当性论证.程序主义民主吸收了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的合理部分,解决了公共权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两个重大问题,能够达到实现权力与权利契合的目标,表达民主的持续在场.     

道德证明:康德与哈贝马斯

康德的道德证明是现代性道德哲学的最高理论成果。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道德哲学继承了启蒙哲学的理性传统,在现代之后的理论背景下,重新为道德客观性奠定基础。     

民主原则与行政程序

宪法是立法规范行政程序的基础.我国宪法设定的责任链模式无法充分保障代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约束,因为无论用人手段还是治事手段均存在局限性.在行政程序中遵循公民参与和程序公开原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法律对行政权约束的不足,增强代议机关对行政权的控制,更多地满足宪法民主原则的要求.     

自主性的降低--吉登斯和鲍曼对现代性的微观分析

吉登斯和鲍曼都是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现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鲍曼(Zygmunt Bauman,1925-)是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两人都对现代性有着深刻的剖析。本文试图综合比较二人对在现代性条件下个人的心理和生活遭遇的分析,以及他们两人对摆脱困境所做的探讨。自主性降低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现代社会是对传统社会的一场彻底的革命。它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方便和希望,我们可以尽情地徜徉在现代文明给我们造就的生活方式中。它在把我们引     

Negotiating v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this review article, we examine how people negotiate via e-mail and in particular, how the process and outcomes of e-negotiations differ from those of traditional face-to-face bargaining. We review the key tasks of negotiation and then undertake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that has examined e-negotiations. We outline four theories of interaction that provide insights about social behavior in e-media: rapport building, social contagion, coordinat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Our research program has focused on the interpersonal factors and social identity factors that can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negotiations. E-negotiators often succumb to the temporal synchrony bias, the burned bridge bias, the squeaky wheel bias, and the sinister attribution bias. We discuss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can reduce these biases and the future of research on e-negotiations.     

北京与上海经济辐射能力差异探析

本文指出北京在经济辐射能力方面远弱于上海,并分析了其原因以及两个城市经济辐射能力的发展趋势,最后就北京增强经济辐射能力提出一些建议。     

在民本与民主之间:试论王韬的民本主义思想

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民本主义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韬在早期饱读经书,而后期则深受西学的熏陶。由于长期游历泰西,王韬在阐释民本主义时,常以西方的民主思想做为参照物,这使得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既能够透露出传统民本主义的影子,又可以折射出近代民主主义的曙光。     

共治民主：应对气候变化的民主模式初探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特殊的公共领域。为应对气候变化,民族国家和国际政治都已经悄然发生并将继续发生调适性变化,这就是共治民主的形成。在这一人类活动领域,无论聚合民主还是协商民主,抑或一种局限于二者之中的参与民主概念,都不敷使用。共治民主是利益相关各方共同合作或自主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它是共治定向的而非共识定向的;它是合作的,而非博弈的;它是社会的,而非政治的。     

自由主义宪政民主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能够证明,经济发展较快时期既存在于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时期,也存在于非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时期.因此,不能把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神圣化.民主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做不到复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说明,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     

“亚洲式民主”:功能及其限度

“亚洲式民主”在东亚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双重功能 ,即 :既维持了政治稳定 ,又促进了经济发展。“亚洲式民主”也日益暴露出局限。不过 ,“亚洲式民主”可能是通向自由民主的一种过渡形态。